人工智能应该成为认知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认知传播学诞生并迅速发展。2014年，中国认知传播学会成立，并于该年4月18-20日，举办了“全国首届认知传播高端论坛”。此后，每年都有几百篇论文，还开始出版相关专著，认知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也开始建构。去年我参加了第五届认知传播学年会（2018）暨国际认知传播高端论坛。感觉这一新兴学科仍处在一个混沌的发展阶段，各种研究视角五花八门，一方面“八催过海，各显神通”是好事，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其神通还是要显示这个学科的建构与成长中。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当今认知传播学的主攻方向应该选择在哪里？
中国认知传播学会会长欧阳宏生教授指出：“认知传播学作为一门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学科，应该避免陷入理论空谈的境地，将研究视角放置于现实的社会动态环境中进行实地考察，或者将研究的角度置于解决社会问题指向性中，通过问题意识驱动研究的开展，加强认知传播研究的针对性。”他还指出价值理性重构学科蓝海，我认同欧阳教授的看法，补充一句：工具理性会成为这一学科研究的技术支撑。我的一位在美国的研究生告诉我，美国所有的文科生都要学编程，这或许也是新闻传播学的未来，认知传播学把人文社科与自然学科拉得更近了。
虽然我国知识传播研究已有三十年，但作为一个新学科仍存在不少问题。李茂华博士认为：“1.目前还没有独立的认知传播学著作，认知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还未最终完成；2.研究思维仍然还局限在经典传播学研究框架之下；3.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重外部关系研究，轻本质内涵研究，真正触及人脑及心智工作机制的认知传播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认知传播研究还任重而道远。”触及人脑及心智工作机制的认知传播研究主要是涉及到应用心理学、行为科学、神经科学等相关学科。
梁湘梓博士认为：“从认知角度切入探究信息传播机制成为主流，意识表征、认知语境以及隐、转喻思维三个方面则成为探讨认知传播学的哲学基础。”我认为认知传播研究不只是哲学层面的理论思考，还需要应用层面的深入研究。哲学把认知传播学研究导向正确的方向，但下来具体每条路怎么走，还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撑和相关领域的交叉。那么，哪些是当下最迫切需要的应用研究呢？我认为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理应成为认知传播学开疆拓土的主战场。
认知传播学中的“认知”不只是一个文化认知的概念，还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我认为认知传播学最重要的研究是“认知—行为”关系的研究，就是如何认知，认知之后如何产生传播行为。就拿目前大家诟病的推荐算法和寄以厚望的智能把关来说，都会用到“认知—行为模式”。认知是一个心理、心智、精神问题，是无法直接探测到的，人们通过生理和行为来间接探测，而在其中往往需要借助物理手段，使用脑电波、心电图、传感器和计算机等机器来实现。
BBC实验用脑电波控制电视
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认知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喻国明教授提出“大数据——认知神经传播学实验 — —技术现象学”的研究框架；杜杨玲认为应从符号逻辑到认知体验来推进智能传播研究。笔者先后参加过认知传播学年会和计算传播年会，发现有些问题的研究与这两个新兴学科都有关联。比如说，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学中目前两个最重要的应用：推荐算法和智能把关。抖音已有上万人的内容审校队伍，但仍难以满足需求。认知传播学在此可以大有作为。
我认为这个主攻方向至少可以选择两个突破点，一个是基于概念和语义的认知，比如说目前推荐算法大多是基于“用户偏好”这一逻辑起点，问题是这个偏好的认知是准确的吗？在不同语境下它有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展开定性研究，也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第一步是优化算法，第二步是深度学习，训练机器。另一个是基于“认知—传播模式”的动态过程研究，认知可以激活传播，传播也可以反推认知。
这些研究需要理论的建构，也需要机器的辅助。比如说用户点击界面，既是各种认知的表现，也是各种行为的体现，二者还会形成不同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都值得好好研究。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毫无疑问，认知传播学需要更多的学科支援。实验法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它将集中新闻传播学者、心理学、脑科学专家和实验工程师联合攻关，既有价值理性也有工具理性。我认为认知传播学的发展可以把新闻传播学推向一个更高的研究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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