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的年 | 酸枣小孩

豫北过年不叫过年，叫“年歇”。每年的年歇过程很长久，从进了腊月开始酝酿，一直到出了正月才算结束。

豫北的年

文/酸枣小孩

豫北过年不叫过年，叫“年歇”。每年的年歇过程很长久，从进了腊月开始酝酿，一直到出了正月才算结束。

腊八粥腊八蒜

腊八祭灶，年歇来到。这是老话儿。王村人过年叫年歇。这个歇字用得极妙，有大彻大悟，不管不顾的意思。

每年的腊八节，母亲都做腊八粥。母亲做的腊八粥，食材是简易的，大米，小米，绿豆，江豆，红薯。白糖做辅料。

父亲早早起床，洒扫庭院。用他那双还没有因酒精麻醉和岁月磨蚀变得更加苍老的眼睛往上望一望冬日干净的天空，再收回目光望一望萧瑟的院墙外。院墙是黄土麦秸砌成的，半人多高。靠着院墙码放着一排秋天里收回来的玉米秆，干枯的叶子被北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

父亲望了一会儿要收回目光和扫帚回屋的时候，我们上完早课扑腾扑腾地回来了。我们走在被冻得生硬的黄土路上，使劲跺着脚。天气实在是太冷了，穿上厚厚的布棉鞋也挡不住的冷。腊八节是不放假的。虽然这一天异常寒冷。而且，还要吃腊八粥。

母亲说，去给枣树们喂一点粥吃吧。

父亲带着我们踱出温暖的堂屋，来到清冷的院子里，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碗冒着热气的腊八粥。据说把腊八粥抹到果树上，来年它们就会很卖力地生长，开花，结果。我们家院子里只有枣树。两三棵枣树。它们现在还是光秃秃的。我们用筷子挑出一些腊八粥抹到它们粗糙的树皮上，有的粘在树皮上，有的掉到地上。后来被出来觅食的老母鸡吃掉了。

不知道吃了腊八粥的老母鸡来年会不会很卖力地下很多蛋。

长大后自立门户，每年腊八节都要做腊八粥吃。仿佛吃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好日子就近在咫尺了。

有一年腊八节，特意买了一只新的造型别致的砂锅回来熬粥，结果在熬制的中途，下了一碗冷的素材进去，只听得“彭”的一声巨响——新砂锅瞬间炸裂，粥汤流了一地。

面对着一片狼藉，想，若是我家的老母鸡在就好了。

腊八蒜在王村算不上流行事物。母亲不好此道，父亲也懒得制作，所以偶尔吃上一次也是非常稀奇的，就像去别人家拜年，竟然能被赏赐一两枚核桃或者一两颗酒枣，都是极其稀奇，令人记忆一辈子的美好之事。

及至长大，自己尝试腌制，便年年腊月初八日备了些许大蒜和陈醋，洗净了两三只空的罐头瓶子。装蒜，放醋，封口，然后放在一处显眼之地，每日里去膜拜一番，像进行一件极其庄严的圣事。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在红亮的醋汁里渐变了颜色，像是一日一日累积着对年的喜悦和憧憬。

到了大年三十，煮好了饺子，起身去看那几只瓶子，满瓶都是翠绿色了。用筷子夹几瓣出来放在白色的小碟子里，更好看了。翠绿色里泛着微微的蓝，晶莹剔透，一个个的，仿若可把玩的小翡翠玩意儿。所以，腊八蒜也有个别称，被唤做绿蒜。大蒜在醋水里经过了漫长的浸泡，等它们变成绿蒜的时候，已经减弱了许多辣味，却新增了醋的酸味。所以绿蒜吃在嘴里，是有一点点辣，有一点点酸，却仍是当初脆生生的口感。

王村过年吃的饺子馅最经典的是萝卜肉馅，青皮白萝卜，配上肥肉相间的五花肉，剁上大头葱，生姜末，淋上花生油，小磨香油，用老抽酱油上色，撒上用擀面杖碾碎的干锅焙的花椒八角面。这样的饺子馅离着几米远就闻得着香味。包饺子的面粉是进了腊月，母亲老早就拉去王村的小磨坊磨好了的，特意叮嘱磨坊主多脱一层皮，面粉比往常白细了许多，包出来的饺子白嫩，劲道，又不失麦香。

母亲包的饺子肚子鼓鼓的，边沿薄薄的，像月牙，又像小船。这样好看的饺子热腾腾盛在盘子里，如果旁边再配上一碟又好看又好吃的腊八蒜，该是怎样一幅让人馋涎欲滴的美味图。

祭灶官祭灶糖

腊月二十三，王村人不叫“过小年”，叫“祭灶”。

一过了腊八，王村的大街小巷里突然就出现几个骑着老式洋车的老男人。“几个”的数量不等，有时候一个，有时候两个，出现三个的时候很少。

他们不会同时出现，一般会像接力赛一样，一个走了，又一个来了。又一个走了，又又一个来了。他们的长相都很模糊，被岁月风干的黝黑脸庞，一身粗布的颜色灰暗的衣服，有时候会戴一顶破旧的火车头帽子，有时候什么也不戴，就这么在寒风中晾着头。

我不认识他们。可是王村的其他人都认识他们。他们一进村，就开始吆喝起来：“请灶爷喽！请灶爷喽！”

忽啦一下，从那些有院墙的没院墙的家里，跑出许多要请灶爷的人来。

多少钱请一张？

五毛。

太贵啦，便宜点吧。

一张老灶爷才五毛钱，还嫌贵呀？

……

搞来搞去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搞头。最终还是每家花五毛钱请了一张老灶爷像回去。也有的不愿意现在就请，想货比三家，觉得那个没来的会比这个更好更便宜些。或者去年此时就是请那一个人的，于是就空着手回家去继续支着耳朵听更晚一些的时候另一个吆喝声在王村的街巷里响起来。

我家里请老灶爷是父亲愿意尽心去做的事情，就像我家里每年腊月二十三祭灶也是父亲愿意尽心去做的事情。我母亲是一个朴素的无神论者，不喜欢烧香，不喜欢拜庙。不相信世界上有鬼神。

老灶爷是用一张薄薄的白纸画的，纸的质量很差，颜料把纸浸得皱皱巴巴的，从背面也可以看出来画像的痕迹。画像大同小异，正中间画的都是老灶爷和老灶奶。这是最简单的，更复杂的要在主像的上方和下方画上其他神仙的像来衬托这幅灶爷画的神秘与威严。画的颜色都是用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鲜艳的颜料涂绘。

这幅灶爷画就像一幅缩小的中堂，横批，上联，下联齐全。最没有变化的也是这幅对联，年复一年，老一套的说辞。

对联的用纸很严格，用的都是绿纸，为什么要用绿纸呢？我一直都没来得及问父亲。对联的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界保平安。横批：一家之主。或者还有一种写法也很流行及正统。上联：二十三日去，下联：初一五更来。横批：一家之主。总而言之，老灶爷是铁定的任谁也不能撼动的一家之主。

腊月二十三，有灶爷像的人家要记得把旧的灶爷像揭了去，送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去，等到腊月二十八当天，再把新的灶爷像贴上去，请他继续从天庭回来保佑一家人的一年平安和顺。这一系列的祭灶工作每年都是父亲主力完成的，打下手的是母亲和我们。

上第一柱香给老灶爷，敬奉过年时的第一碗饺子给老灶爷，这都是父亲的工作。上香的时候是要下跪磕头的，父亲让母亲去做，母亲不肯。母亲是很厌烦这种仪式的。父亲只好自己去履行职责。父亲只上香磕头，偶尔也会做做祷告，只是不像那些信念坚执的老妇人们，一跪下来就半天再也不肯爬起来，家长里短前世今生的和老灶爷唠叨个没完没了，也不怕他老人家听得腻烦。

母亲对天地尊神的敬奉之情只体现在大年初五晚上那一顿饺子上，母亲叫“祭天苍儿”。我根本不懂。只是眼睁睁看着母亲在傍晚时分端出出锅的第一碗饺子走到院子里向空里敬一敬，低声念叨几句悄悄话。后来偶尔母亲没空，会吩咐我替她做这件事。我不会念叨，只端了饺子碗往暮色苍茫的天空里举一举，心情忐忑地赶紧跑回堂屋里去了。

我对祭灶的态度和母亲不一样，我喜欢看那一张花花绿绿的灶爷画，也喜欢去别人家研究和我家不一样的灶爷画。喜欢看父亲烧香磕头的样子，一闻到那浓烈的劣质土香味，就知道年真的要来了。

而且，到了晚上，祭灶糖就可以吃到了。我后来才知道它的官名叫麦芽糖。祭灶糖粘牙，甚至会粘住上颚，逼得你不得不伸出手指去剔除它。可是它是那么甜，香。是我至今吃不厌的记忆中的甜食。

祭灶糖也是买来供奉老灶爷的，要不然它为什么这么粘牙呢，其实是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巴，让他上了天庭之后不好说主家的坏话。可是我比灶王爷更盼望吃到这一年一次的祭灶糖。

我一拿到祭灶糖就立马跑出去，跑到大街上去，和小伙伴唱歌去了。傍晚时分的街巷里，家家户户都洒水清扫路面，黄土路上散发着一种好闻的清冷的冻土的气息，它象征着年的脚步正马不停蹄地向我们飞奔而来。我们一边撒欢，一边唱歌，唱的是——

二十三祭灶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拐豆腐，

二十六蒸馒头，

二十七杀公鸡，

二十八贴花花（画画），

二十九门上瞅，

三十儿褪皮儿（清洁身体），

初一撅墩儿（磕头拜年），

初二串亲戚儿……

春联与骨头

二十八要贴春联。春联一贴过年的喜气便扑面而来，所以，除了三年内遇着白事的人家，家家户户都很在意这一项节目。

吃过了早饭，母亲紧催着父亲去打浆糊。浆糊是用白面制成的，锅里放少许冷水，放少许面粉，在灶火上烧着，不停地搅拌，等面粉熟透了，就成了浆糊。

父亲打浆糊的时候，我们几个要赶紧去清除掉去年门楣门框门板上的春联和年画，清除干净了好张贴新的上去。所谓“辞旧迎新”是也。

腊月二十五榆林有大集，春联和年画是在集市上买的。朴素点的有墨笔写的，奢华点的可以选购金粉写的。不过这都是后来了。从前我们家的春联都是买了红纸自己写。王村的人家，几乎也都是买了红纸回来自己写，自己不会写的便拿了红纸去请别人家会写的人写。

所以，二十八那天写春联也是个特别的项目。有时候一大伙人聚集到一处写春联看春联也是一种过年前的气氛——也是寻常庄户人家能与文化有所沾染的极少机遇，所以每个人都很快乐。农户人家，虽然也能写字，肚子里却没有装多少诗词歌赋，只熟记着“爆竹声中一岁除”，也总不能只写这一句吧，所以便去借来一本类似“春联大全”之类的工具书。年年翻来覆去地抄上几对算应付了差事。

我家里以前是父亲主笔写春联，有时候还给别人写。后来哥哥长大了，便由哥哥代笔。哥哥的字自然不如父亲的，但也勉强可看。再后来我长大了，哥哥偷懒，写春联的工作就交由我来主持。我是菜鸟，也没有正经练过书法，横平竖直都把握不好，可是他们却说很好很好，我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写好的春联贴到正门上，院墙外，水缸上，灶头上，椿树上……自己歪着头看看，也不觉得丢人。

啃骨头却是大年三十的节目了。每年的大年三十上午煮肉，下午盘饺子馅，也是每年铁定的项目。——再穷的人家过年都要吃肉的。

煮肉是父亲的工作。给煮熟的骨头剔肉也是父亲的工作。我们也有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啃骨头。

对我们来说，啃骨头是过年之前最要紧的事。我们像嗅觉灵敏的几只小狼，老早就蹲守在肉锅附近，及至父亲把煮熟的肉骨头从锅里转移到盆里，我们立刻围了上去。

此时的父亲是笑呵呵的，说着：别急！别急！都有！都有！

此时的母亲也是笑呵呵的，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着父亲剔下来的碎肉。

从骨头上剔下来的肉叫做“剔骨肉”，是过年待客时的一道必备菜。所以我们并不能够吃光所有的剔骨肉，父亲也只是让我们解下馋，就把我们赶走了。

除了骨头，大锅里还煮着大肉方。大肉方是肥瘦相间的，肥肉多，瘦肉少。用来炒大锅菜，蒸腐乳肉，炼制大油。肉方上的瘦肉可以切成薄片做凉拌菜。

母亲做的凉拌肉片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一道过年菜。

年歇与扁食

王村人说的“年歇”是单指大年初一以后到正月十五十六那段时间。大年初一叫“大年歇”，正月十五十六叫“小年歇”，神圣得不可混淆。

所谓“年歇”的含义，大约是一年当中只有这一段时间是可以大歇特歇的好时光吧。大年初一之前是忙着准备过年事宜，正月十六之后打工的要再次离开家奔赴异乡，务农的要开始进行春天田地里的事务。唯有这正月里的前半个月光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欢乐与挥霍的。喝酒、打牌、喷闲空是王村人民过年歇的三大娱乐活动。

王村人过年歇是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的，下午“捏扁食”。把饺子叫做扁食，是王村从前的传统，后来城市之风尚波及乡村，“饺子”开始流行，而“扁食”日渐没落。我原来以为“扁食”是方言土话，长大后学了知识才知道它也是“古已有之”。

大年三十下午捏扁食，是要把除夕夜的、大年初一早上的都要捏出来，为了初一以后不再干活。扁食馅更要多盘，足够吃到大年初五晚上那一顿。所以有些年温度偏高，到了大年初五“天苍节”吃，扁食馅就会有点酸味了。母亲仍旧舍不得扔，放点碱面中和一下酸味，照常包了扁食煮了吃。照常先煮了一碗端到院子里“贡一贡”天老爷——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会于苍穹深处皱一皱眉头，嫌弃地说一句：咦——今年的扁食酸了。

穷人家，除夕夜的团圆饭没别的，只有扁食。瞑色入庭院，开火煮扁食。扁食馅自然是最传统最经典的萝卜肉馅，萝卜是青皮大萝卜，从院子里的萝卜窖里刨几个出来，切成片或条，放进沸水中“炸一炸”，过冷水后挤去水分，剁碎了，和剁好的五花肉拌成一大琉璃盆扁食馅，光看着就让人心满意足。

小时候我们坐在堂屋里，等待扁食出锅，看着父亲推扁食下锅，一边推，一边给我们猜谜语：一群白鹅，趟水过河。

吃扁食要用扁食叉，这是我小时候认为的最经典的搭配，可是我家里只有两个扁食叉，竹制的，两个叉尖，正好叉起一只扁食来。——用扁食叉吃扁食比用筷子吃香，这是我一向认为的。有一年除夕夜吃扁食，我和弟弟争扁食叉，差点打起来。

大年初一早上按惯例也要吃扁食。四五点钟，天色还昏黑，母亲就起床开火准备下扁食了。下好了扁食，开始喊我们起床。

大年初一早上的扁食，除了自己家人吃，还要外送。送奶奶一碗，送大爷家一碗，送小婶家一碗，甚至还要送关系更远点的本族长辈。来回的送。中午一般会吃熬大锅菜，也要送一碗给家族里的长辈。这是旧时过年的礼仪。

拾火鞭与磕大头

大年初一早上，从五点开始，村子里就开始隐约响起鞭炮声，起初是稀疏零星的，后来逐渐密集，声响也越来越大，慢慢逼近院子里来了。实在懒不了床了，只好从被窝里爬起来。这时候正好窗外有脚步声传来，是堂兄堂弟堂姐堂妹都过来送扁食拜年了。

母亲开始催促我们赶紧起床洗漱吃扁食，好跟着他们一起去别人家拜年磕头。父亲已经在院子里放火鞭了。一挂火鞭噼里啪啦之后，会有一些半途熄火没爆炸的火鞭头，崩落四散于地，我们便猫腰低头在破晓前的院子里摸索着捡拾火鞭头。

拾火鞭是孩子们过年时的一大乐趣，是可以和拜年得糖果瓜子相提并论的乐趣。大年初一到初三都是不能打扫院子的，民间的说法是怕把一年的财运扫了出去,有些特别讲究的人家甚至拿了一根木棍横放在院子门口，以免财运悄悄流失掉。所以家家院子里放过鞭炮的碎屑都堆积着，我们是专门向着这些碎屑跑去的，在这些红色的碎屑里翻翻捡捡，找那些没有落了捻的没有被点着的火鞭头。一天下来，也能收获大半口袋，然后找个背风之地，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滋火”。“滋火”的玩法如下：把火鞭掰成两截，然后围成一个圆圈，点燃一根火柴扔进圆圈里，滋啦一声，火光四射，是我们自创的一个小型烟花盛会。

偶有幸运，还能拾到几枚留有残捻的火鞭，点燃之后，一声急促的轻响，也能让小小的心坎里乐开了花。

每年大年初一的拜年活动都让我心有所惧。社交性的寒暄和客套是我不擅长的，而且还要跪下来磕头。

我小的时候，王村的拜年仪式感是很强的，无论到了哪里，给长辈们拜年都要行大礼，跪下来踏踏实实地磕一个响头——不磕是不行的，你一踏进门里，席子是已经铺好在地上的。长辈端坐在八仙桌旁边的太师椅上，笑眯眯地就等着受礼呢。八仙桌上摆放的糖果瓜子，只有磕了头的孩子才有份儿。

好在每次拜年都是集体行动，我只管跟着那些堂兄堂姐堂弟堂妹屁股后头行事就可以了。他们进哪家，我就进哪家，他们进门，我就进门，他们叫人，我躲在人后，他们磕头，我就闷头跟着磕——也可以分到一样份量的糖果瓜子。

可是有一年我落了单，他们都去给奶奶拜年磕头了，我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跟去。自己的亲奶奶是必须要去磕头的，况且奶奶每年都要给压岁钱。我央求堂妹陪我去一趟完成今年的拜年仪式，堂妹很爽快，可是她已经磕过头了，不用再磕，所以只是我一个人去给奶奶磕头。我们去了，奶奶在小叔家堂屋里坐着，可是我不敢，傻呆呆地站在门口，试了几试也不敢，只好跑掉了。

等到下午的时候，我心有不甘，想再去试试。拖了堂妹过去，奶奶一看见我就生气了，说磕啥磕，晚了！

——那一年我既没有给奶奶拜年，也没有得到压岁钱。

幸而还有大年初三。大年初三姑姑们都来走娘家，我不用给她们说过年的客套话，也不用趴下来给她们拜年磕头，她们就会主动从口袋里掏出压岁钱来给我。——多好的姑姑啊！

我有五个姑姑，大姑姑最疼我。其他姑姑都给我一毛两毛的压岁钱，唯有她，给我五毛。崭新的五毛钱的纸币，我看着心生喜悦。虽然每年的压岁钱我都是上交母亲了，但是能得到压岁钱仍是让我开心。

最疼我的大姑姑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已经很老了。老得驼了背，弯了腰，她的腰一年比一年弯，到最后，甚至弯得超过了九十度。她走路的时候，只能看着地面，和人说话的时候，要费力地向上抬起她雪白的头来。母亲说，大姑姑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弯的。

大姑姑去世的时候，奶奶还活着。大姑姑好久不来看她，她也不问。母亲说，你奶奶肯定是知道的。可是奶奶就是不问。后来最孝顺奶奶的四姑父也去世了，四姑父也好久不来看她，奶奶仍是不问。

我想，人活到老了，可能就懂得了一些人生哲学。

本文选自《从前，有个王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酸枣小孩，河南延津人，现居山东济南。自由作家。民刊《向度》主编。出版散文集《从前，有个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