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视角下的英美自由传统｜丹尼尔·马奥尼

• 本文译自保守派书评网站 The University Bookeman，是对《英美自由传统：来自欧洲的视角》（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of Liberty: A View from Europe）一书的评论

• 作者丹尼尔·马奥尼 ，美国保守派学者，就职于Assumption College，本文原标题：What Popper Saw in Churchill，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 谢允一 译，傅乾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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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葡萄牙政治理论家埃斯帕达（João Espada）撰写，就介绍英美自由传统的政治和思想资源而言，堪称最为深刻、最具启发性的著作。他的视角是“欧洲大陆”的视角，洋溢着对造就英语国家人民政治实践的理智和自由的崇敬。他通过本书引领我们考察的对象，正是一大批理论家和政治家薪火相传的“遵守法律和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使得英美迄今为止并未陷入认识论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而这正是两个世纪以来欧陆被理性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思潮所拖入的境地。

埃斯帕达首先旨在揭开“英国的奥秘”，揭示英国洛克一脉的理性主义者如何成功地避免成为“对抗的方案”，这种方案试图从“对立的第一原则”（译注：第一原则具有抽象、思辨、形而上的色彩）中推论出政治策略，并一次次地试图“颠覆现有的生活方式……仅仅因它们并非是由理性设计的”。

这部著作歌颂实践理性，反对那种导致无限相对主义的理性主义。他并不反对洛克的自然权利论，甚至也不反对诉诸关于自由的第一原则。但他拒绝将上述原则和信条重新解释为“在政治、社会和道德上重新设计整个社会的计划”。在这方面，他受伟大的英格兰-爱尔兰政治家埃德蒙·柏克的影响。柏克拒绝将1688年的光荣革命视为一场激进的社会创新，并将其解释为对受到君主专制威胁的古老自由权的恢复。柏克认为，现代自由建立在一系列道德和政治传统之上，它们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存在。柏克的洞见在于，他指出没有什么体面和人性的事物可以建立在人类意志这如同芦苇般薄弱、易于自我毁灭的东西上。即使在最为自由的生活方式里，“责任和义务的社会精神”（ethos of duty and oligation）仍然需要被灌注其中。

正如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另一位影响埃斯帕达的重要人物）所言，自由要想蓬勃发展，切不可抵触和侵蚀那些早于现代自由出现的、为其演化提供环境的道德资本和道德信条。将自由被理解为极端的自主或纯粹的意志，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政或虚无主义。可以说，柏克一脉对洛克所说的自由进行了借用和修改，以避免其极端化。

传统和自由相互强化，从而否定了下面这种幻念：自由社会可从白板（tabula rasa）上，或从革命“元年”（year zero）而来，这种革命旨在摧毁基督教西方的道德资本和人道遗产。也正如历史学家阿雷维（Elie Halevy）和西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所说，英格兰创造了一个极富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同时避免了类似于在法国和欧洲大陆造成过巨大破坏的革命。正如哲学家安东尼·昆顿（Anthony Quinton）所言，对于洛克的理论，欧洲大陆是空着肚子狼吞虎咽，英国人却出于保守和改革之故而小心谨慎地吸收。后者驯服了洛克，并使之成为西方自由传统的仆人。

本书的两位英雄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卡尔·波普尔。他们二人的搭配略显奇怪，奥地利出生的波普尔或许误读了柏拉图著作，误以为柏拉图希望仿效极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应该多关注一下《理想国》的第八卷。但是，他对英式自由主义的理性认同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埃斯帕达所说，波普尔的理论使其逐渐意识到了丘吉尔的伟大之处，那就是拯救了西方文明。这位坦荡的政治家早已看穿希特勒的谎言和欺骗，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是一个执迷于意识形态的暴君。（首次造访波普尔书房时，埃斯帕达惊讶地看到在这位盎格鲁-奥地利哲学家的藏书中，有不少有关丘吉尔的书籍）

对于埃斯帕达而言，丘吉尔本人体现了英美传统中最好的部分（要知道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丘吉尔十分鄙视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像那些没有见识的右派一样抱有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幻想。他相信政治文明，以及政府领导权在当权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和平转移。即使他对信仰有所怀疑，但他仍乐于承认基督教对自由文明的贡献。在反对现代虚无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诸多“基督教伦理”捍卫者中，没有人比丘吉尔更强悍。跟波普尔一样，埃斯帕达将丘吉尔描述为“一位伟人”。他对抗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生，兼具保守和自由的色彩。

正如埃斯帕达有力阐明的那样，丘吉尔反对左右两派极权主义者“从顶层重组社会生活，将新的计划强加于现有生活方式上，以达至意识形态化的完美状态”。在他看来，不论是希特勒、列宁还是斯大林，都属于“急于破除所有屏障、以使其意志不受任何约束的粗鲁的狂热分子”。

丘吉尔在他的著作和言行中，有力地捍卫着那些屏障，例如立宪政府、犹太-基督教传统、绅士品格，以及公民、政治和经济自由。他也是一位伟大的业余历史学家（同时是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优雅的书面语言将自己对抗极权主义巨兽的崇高历程记录下来，继承并发扬英美自由主义传统，为后世留下了精彩华章。与柏克一样，丘吉尔是“意志政治”的坚决反对者，是一个自由人文传统的捍卫者。埃斯帕达关于丘吉尔伟大之处的思考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阅读本书，人们还会对卡尔·波普尔的思想和生平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不用说，波普尔对丘吉尔的钦佩在其中占了不小篇幅。埃斯帕达表明，波普尔看透了“教条理性主义”，看出它在人类事务中过度看重确定性。教条理性主义从来没有看到传统以及那些传承下来的标准的价值。这就既败坏了道德风尚，也阻碍科技进步，成为一种悖论。（毕竟，不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是无法取得科技进步的）教条理性主义很快就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波普尔精辟地论述了“教条理性主义”是如何流为“完全的相对主义”，又是如何破坏丘吉尔这等伟大的政治家穷其一生去捍卫和守护的事物和屏障。

在晚年，波普尔谴责他从前曾经支持的“开放社会”中的腐败现象。这里的“开放”与浅薄的虚无主义无关，也不存在对没有受到“精致的相对主义哲学”启蒙的普通公民的鄙视。与埃斯帕达本人一样，波普尔强调了自由主义传统所不可回避的保守主义基础。

埃斯帕达同时赞扬麦迪逊、柏克和托克维尔，以及所有主张社会和政治权力分立的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通过引述保守主义社会学家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的观点，埃斯帕达认为真正的个人自由并非由权威所赋予，也不存在于个体对所谓整体意志的极模糊的参与中。相反，自由本身就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化，并要求社会权力的多样化和去中心化。与所有具有保守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一样，埃斯帕达也提及柏克所谓的“小单位”（little platoons）和托克维尔所谓的社会联合（associations），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机构。而像大多数欧洲保守派和古典自由派一样，他夸大了卢梭哲学和罗伯斯庇尔暴政之间的关系。其实，卢梭并不倡导恐怖统治，也不认为自由可以在一个庞大的、异质化的代议制民族国家得到蓬勃发展。在我看来，卢梭会为法国大革命的走向，以及假借他的名义完成的暴行而感到震惊。但同时，卢梭对于他的思想何以被如此轻易的低俗化确实也负有一定责任。

这为读者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当我们伟大传统的道德资本越来越受到侵蚀时，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当如何面对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9年提出的“现代性的腐蚀”？

今天，保守主义传统需要得到尽可能的支持，并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这对于每一个自称持有保守主义哲学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分内之事。正如西梅尔法布所指出的那样，“理性不一定退化为理性主义，观点也不定然退化成意识形态。”

今天，实践理性必须靠自身来维护，而不仅仅是作为高尚传统的历史遗留。因此，对理性主义的必要批判，必须从恢复实践理性开始。埃斯帕达这本书是从智识上恢复一种高级秩序的努力，正有助于匡明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