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文化一步步失去了蓬勃发展的能量，变得“内向”，变得僵化不前？
我们稍微回顾下历史，就可以知道，古代的中国，长期以来都是极度开放和自信的。
尤其是唐朝，都城长安简直就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城内各色人种均在，而在朝堂上，亦有各国人士担任要职。
大唐的朝堂上，就有点像今天的美国联邦政府，官员们肤色各异，其自身也是各种移民后裔。
但到了明清，中国开始闭关锁国，直到晚清才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醒。
很显然，中国文化曾经发生过重大的转向。
那么中国文化的这种由外向转内向的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文化一步步失去了蓬勃发展的能量，变得“内向”，变得僵化不前？
01
中国文化走向内向，是发生从两宋交替时期。
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不是皇帝，而是士大夫。
宋朝的天下，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窃取而来的，路子有点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把全国的读书人都拉上自己“贼船”——天下，我和大家分了，我让渡皇权，而且不管你们干什么说什么，我和我的子孙都不会杀你们。
这些读书人当了官后，就成了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现象，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学者，参与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他们身上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气质。
所以，宋朝统治阶层的主体，其实是士大夫。
那么在北宋还开放多元，还能积极进取的士大夫阶层，怎么到了南宋就变得保守、内敛、封闭、僵化了？
这得从一场著名的变法开始。
宋神宗时，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强国家力量，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就激烈地反对他。
神宗去世以后，哲宗即位，司马光重新执政，废除了新法。
因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元祐，保守派就被称为元祐党人。
1093年至1125年，北宋覆灭前夕，元祐党人失势，改革派重新执掌朝政。
除了党争，这些改革派，在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金兵逼近北宋都城开封的时候，一些士大夫表现得非常卑劣可耻。
这些人原本标榜忠诚和节操，居然主动投降，甚至逼皇帝出城，让皇帝成了俘虏。
而之后新成立的南宋，大臣们也是一次次向金国求和，把靖康之难的奇耻大辱完全抛到脑后。
同僚们毫无节操，这都让那些希望重振国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巨大冲击，他们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国家的强大不能只靠军事力量，拯救社会的唯一的出路是道德重建。
所以，那些有责任感的士大夫，就开始认同北宋时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反对改革和变法。
他们认为，北宋灭亡的原因正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制度变革。
而宋朝的衰败，确实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在这个“事实”面前，南宋朝堂上，那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不敢出声，而保守派大多侃侃而谈，批评变法。
他们先是批评蔡京，后来，高宗皇帝直接越过蔡京，把矛头指向王安石，说大家只知道蔡京的罪行，实不知国家的危机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已经开启了。
有保守派官员甚至说，王安石的学术不灭，国家就永远不会复兴。
从此以后，所有士大夫都对“变法改革”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任何涉及改革的建议都成了离经叛道的言论。
虽然南宋周围有很多强敌，急需做出一些积极有为的改变，但是，改革的大门还是彻底关闭了。
保守主义者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真诚地认为，制度上的变革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国家最需要的还是道德重建。
这符合传统儒家的看法，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有道德的时候，国家自然就会强盛起来。
为了重建道德，保守派士大夫想到的道路就是重新回到北宋的理学传统，回到人的内心去建立有道德的人格。
03
而在此时，宋高宗也开始了集权之路。
在宋代，士大夫集团的权力是可以和皇帝制衡的。
君主在名义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随意发布政令、罢免官员，但是在具体操作中，皇帝很多时候又不得不受到以宰相为核心的整个官僚集团的制约。
南宋初期，因为军事上一直节节败退，主要负责朝政、制定军事政策的宰相几乎都束手无策，找不出什么好办法。
而此时，皇帝就成了唯一能掌控大局的人。
宋高宗为了改变北宋的权力结构，完成君主集权，他开始任用一个人——秦桧。
满朝文武，都不喜欢秦桧，但他却独霸相权十几年之久。
为什么？
就是因为秦桧听皇帝的，而不是听士大夫集团的。
秦桧确实很会做奴才，他利用相权清除异己，他把朝中的反对派都驱逐出朝廷，还发起了一次“禁学”运动，进行思想控制。
他不仅改正史，还禁止私人写的历史作品传播，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经过审查，通不过就要把书版毁掉。
秦桧还动不动就弹劾反对他的人，在皇权和相权的双重高压下，士大夫们再也不能像北宋那时畅所欲言。
北宋以来好不容易才形成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在高宗和秦桧的高压政策之下，变得荡然无存。
士大夫全都慢慢转向内在，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了。
03
一方面士大夫们反对改革，另一方面又被皇权打压，留给士大夫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教育皇帝，把希望寄托在皇帝是个好皇帝身上。
在这种情形之下，保守的理学一步步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在北宋的时候还被看作是异端，到了南宋摇身一变，成了士大夫们追逐的正统思想。
这派的学者变得越来越保守，紧紧守护着前辈学者们开创的理论格局，努力维持着自己的正统地位，代表中国文化的士大夫们也就彻底地转向了内在。
理学要成为正统，必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就像汉武帝独尊儒术一样。
而让中国文化转向内在的临门一脚，其实就是皇帝踢的。
其实南宋刚建立的时候，政府并没有承认理学的合法性。
不过，它在民间传播得很好，很多士大夫也都信奉这样的思想。
那么，一直被当作伪学的理学，后来怎么成了国家正统思想的呢？
原因其实是跟蒙古国的政治竞争有关。
1234年，新兴起的蒙古国消灭了金国，成为南宋最主要的敌人。
在前一年，也就是1233年，蒙古人接纳了耶律楚才的建议，宣称自己是儒教帝国，还在北京重修了孔庙，试图在文化上跟南宋争夺政权的合法性。
南宋为了竞争，不得不重申自己在儒家上的合法地位，这时候，理学就成了有力的武器。
为了更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加人民对南宋国家正统的信心，1241年的时候，朝廷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正式宣布理学为国家的正统学说。
从此，作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所有科举考试和教学体系都必须遵循理学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
自此，中国文化，彻彻底底地转为内在，不管是民间百姓，还是庙堂士大夫，读的是理学，尊的也是理学。
忽必烈灭南宋后，建立的元朝在文化上继续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接受了理学。
于是，理学作为官方学说一直延续到清代。
理学成为正统，说明这场向内的转变彻底完成了，而且一发不可回头。
理学的基本特点，就是保守，不求革新，他们采取传统主义的立场，虽然也强调个体对天理的体会和理解，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严谨地信奉儒家传统的经典。
经历了北宋开创时期的开放和发展之后，后来的学者都信守老师的教诲和理论，所有新的发展都只是内部的理论完善，几乎没有实质性突破。
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那就是从理学变成正统的那一刻开始，它就注定变得越来越僵化。
因为，假如理学还能保持异端的身份，远离朝堂，至少还能有批评和反思的空间。
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了正统，他们又只能空谈理论，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来解决具体的问题，结果就只能跟朝堂绑得越来越紧，沦为了稳定政权的工具。
我们来总结一下。
开放的中国，转向内在，分别走了三步：
首先是南宋开始之际，全国上下都认为是王安石变法以及变法带来的影响造成了北宋的覆灭，所以再也没有人敢轻易提出改革的建议。
南宋初期的种种表现，又让士大夫们觉得，制度改革不能带来什么好效果，国家的强大更需要道德的建设，于是改革的大门从此彻底关闭了。
其次，相比北宋，南宋皇权更加集中，即使是秦桧这样控制朝政十几年的权臣，也没有获得跟皇权制衡的能力，他必须更好地为皇帝服务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地位。
权力不断集中，让政治气氛愈发严酷，士大夫们都不敢发声，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皇帝的道德教育上，所以更加保守思想的理学成为了士大夫们追捧的对象。
最后，为了跟蒙古竞争政权的合法性，南宋朝廷不得不接受了理学的正统地位，这让政治和思想同时失去了创造的能力，变得更加僵化。
而元朝也继承了这一正统，延续到清代。
南宋的转向，其实是国家经历了一次大失败后，错误地选了一条不归路。
而这条路，让中国从此失去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