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周之起源与迁移考
（一）
引 言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褒，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这是《诗经．大雅．生民》中对周的祖先后稷的描写。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始祖是帝喾元妃姜嫄所生之后稷，“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1）自后稷传至文王据《史记》共十五世，这一段时间一般被称为先周时期。现将《史记 ．周本纪》所载之世系列表如下：
弃（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公亶父——季历——文王
其中，公亶父《史记 ．周本纪》作古公亶父，今杨宽认为：“公亶父如同公刘、公非、公叔祖类一样，以'公’为尊称。《史记》称为'古公亶父’是不对的，《诗经》四字一句，前加'古’字，是'昔’的意思（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一）。”（2）杨宽之说证据充分，当可信，今从杨说，取“公亶父”。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那么现在就有了一个问题：按《史记》自后稷至于文王为十五世，而如果后稷为陶唐、虞、夏同时人，那么夏自禹起至于桀共十四世，代夏而兴的商自汤起至于帝辛共十七世，总共有三十一世，而同时代的周人如何会只有十五世呢？
后世学者对其的解释，一是认为在后稷与不窋之间的世系有脱落，另有人认为是“后稷”本为官名，是周人先祖世袭之官名。依据《国语．周语上》记载的祭公谋父之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那么“后稷”为官名应该更解释的通，而且按《山海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以及《史记．周本纪》中：“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成人，遂好农耕，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可见弃应该是因为善农耕而被称为“稷”的，“稷”可能从此成为了掌管农业的官员的名称。后因弃后人显达，而在“稷”前加“后”，以示尊崇。
所以我认为“稷”是虞、夏之际掌管农业的官名，为周人的世袭之官，一直等到“夏后世政衰”（3）周人不再为“稷”之官后，周的先人的名字才流传下来，而在为官阶段，可能都是以“稷”相称，而使个人的名字淹没了。这样来理解可以很好的解释周人常常自认为“夏人”的原因，这一点后面将会谈到。
另外有学者如王玉哲认为：“《国语．鲁语上》说：'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夏兴起而说周弃继之，显然不合情理。此'夏之兴’的'兴’字，或为'衰’字之讹。考《礼记．祭法》承用《鲁语》的话，其中'夏之兴’正作'夏之衰’，可以为证。所以，我们认为当以夏衰为是。因为夏衰而周弃才继之以兴。由此观之，周祖弃本为商之稷官，时代大约在夏末商初。”（4）因为此观点的依据主要是《礼记．祭法》，而且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在的考古证据，我个人认为不可取。
引用文献：
（1）司马迁 《史记 ．周本纪》 中华书局
（2）杨宽 《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3）司马迁 《史记 ．周本纪》 中华书局
（4）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
姬周的起源
“《诗经·大雅·生民》等材料，大量叙述了后稷发明农业的经过，后稷的'稷’字从禾从田，与田亩庄稼有关。这说明周人很早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后稷所代表的是周人早期历史阶段。但到了不窋时代，由于夏后氏政衰，周人不得已而'窜于戎狄之间’，经历了一段游牧生活阶段。一直到古公亶父之时，周人迁居歧山之下的周原，'乃贬戎狄之俗’，'复修后稷之业’，从而振兴农业。因此，讨论先周祖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5）“传说中的后稷发明农业是其第一阶段，从不窋开始'窜于戎狄之间’到公刘居豳是第二阶段，从古公亶父迁歧到文王都丰是第三阶段。”（6）
而姬周祖的起源问题也就是第一阶段问题。
姬周的起源过去一般认为是在渭水流域，汉班固在《百虎通．京师》中记载：“周家始封于何？后稷封于邰。”晋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写到：“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风是也。”齐思和先生在《西周地理考》中也说：“周民族之为渭水民族，自来无异说。”但是果真如此吗？
要考察这个阶段的情况可以先看看先周时代关中地区的姬周考古文化的分布情况。
先周考古遗迹中位于古豳地区的长武县冉家乡（位于马莲河与泾河的交汇处）碾子坡是有代表性的。据主持发掘的胡谦盈先生推测：“碾子坡先周早期遗存的年代约稍微早于太王（古公亶父）时期，大致与殷墟二期文化相当（公元前1200年前后）。”（7）
到目前为止，渭水流域的先周遗迹主要有：
武功县境内的郑家坡遗址；
扶风县境内的北吕先周墓地；
宝鸡市境内的斗鸡台先周墓地；
凤翔县境内的西村先周墓地；
歧山县境内的贺家村、礼村先周墓地；
长安县境内的马王村、张家坡先周遗址。
其中从墓葬的习俗来看，“从碾子坡墓地到斗鸡台、北吕、西村先周墓地，再至西周早期，是一脉相承的。”（8）
这就自然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先周在关中最早的遗址碾子坡文化（公亶父前期）只相当于殷墟二期文化，而在在公亶父前期以前，渭水流域、歧邑一带还不见有姬周文化的影子，那么公亶父以前的先周史也就不能从渭水流域寻找了。
对于先周文化的起源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争论，其中以胡谦盈为代表的一种意见认为：姬周文化源于寺洼文化。“目前已知寺洼文化的分布范围如下：东起自泾水上游支流马莲河的一股旁溪合水川，陕甘两省接壤地带的子午岭西側；西达甘肃省兰州市南边的洮河流域；北约位于甘、宁两省的接壤地带；向南则深入陕西省的旬邑县、长武县、千阳县和宝鸡市的渭河南岸，以及甘肃省东南部的白龙江流域及其支流被峪河和岷江等地。”（9）胡谦盈经过分析指出：“（一）姬周文化存在众多浓厚的寺洼文化因素；（二）寺洼文化早于先周文化，但两者的年代基本接近并相互衔接；（三）泾水和汧两河流域是先周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重叠地区，而泾水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又是古文明记载的周人早期文化之间的某种新文化。因此我们认为周文化是在寺洼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可能是从寺洼文化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的类型。”（10）
“胡谦盈先生将寺洼文化的族属认同于戎狄族。然而，姬周族与戎狄族显然属于不同的文化。姬周族窜于戎狄之后，虽受到戎狄文化的影响，但并没有融合于其中。事实上，姬周族是经常遭'戎狄攻之’。．．．这说明姬周族是不可能来源于属于戎狄文化的寺洼文化的。”（11）同样的，考古也证明了姬周文化不可能来源于属于戎狄文化的寺洼文化，这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李峰先生指出：“寺洼文化占比例最大的器类是马鞍形口双耳罐，这种罐根本不见于先周文化；寺洼居址中常见一种罐腹鼎，亦不见于先周文化。相反，先周居址的主要器类盆、深腹罐、尊、瓮等也不见于寺洼居址。总之，两者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12）
“要解决先周文化的渊源问题，尚需要进一步发掘，特别是泾水流域发掘出年代早于碾子坡遗址的文化遗存。1977年、1984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伊克昭盟发掘了朱开沟遗址。《报告》作者认为第四段遗存相当于夏代晚期，第五段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碳测数据表明第四段年代可能在距今3515年到3685年之间。朱开沟的蛇纹陶鬲、盆等器形均与先周文化有类似之处。”（13）
李峰的这翻话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有力的反驳了姬周文化来源于寺洼文化这一论断，而且为姬周文化探源指出了方向。
那么从哪里来追寻周人的发源地呢？
我们先来看看周人的尊夏。在《诗经》中多次提到了周和夏禹的关系，例如：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信南山》）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文王有声》）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韩奕》）
此外，在周文献《诗经》和《尚书》中，周人常常自称为夏人。例如：
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厕于时夏，允王保之。（《诗经．周颂．时迈》）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诗经．周颂．思文》）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有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君奭》）
在《逸周书》中也有所载，例如在《逸周书．度邑解》中载：“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
周人为何如此尊夏呢？如果认为周和夏原来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民族，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了。我认为，周人尊夏就是因为：周之先人原来在夏世代为“后稷”，后来虽然随着夏的灭亡，周人也奔于戎狄之间了，但是这个早期的记忆依然存在，这才会出现周人屡屡以夏人自称这种情况。
江林昌同意周人在夏世代为官之说，但是他又认为周人尊夏是因为“周夏同族，共出于黄帝。”（14）这一点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如果按照黄帝世系来解释周人尊夏的话，那么为什么周人不尊商呢？而按照黄帝世系来讲，周人和夏人的关系远没有周人和商人近。夏人是出于黄帝子昌意一系的，而商和周都是出于黄帝另一子玄嚣一系的。
李学勤先生就曾经以夏、商、周的关系来解释祝融八姓诸侯国的兴衰历程：“蜀与楚的同源，也是很有意义的传说。我们曾讨论过祝融八姓，指出八姓在夏商两代曾形成相当重要的诸侯国，到周代却大部分被视为蛮夷。仔细推考起来，八姓诸国的兴盛，主要是在夏代，己姓的昆吾、顾、彭姓的韦（豕韦），都是夏朝的支柱；豕韦在商代还是强国，最后终于为商所灭。商、周的相继兴起，是玄嚣一系取代了昌意一系。属于昌意一系的八姓，只剩下芈姓的楚国后来雄长南方，其余不是灭绝，就是衰替了。”（15）
可见，用夏和周的血缘关系来解释周人的尊夏是不可取的。而应该以周世代于夏为官来解释这一点。
既然周人在夏禹时代就和夏族在一起，那么我推测：周的先人后稷（指姜嫄之子）在夏为掌管农业的官员，而他在夏外的封地应该就是周族最早的起源地。
那么后稷的封地在何处呢？
我们再来看看钱穆的观点。
钱穆的观点和传统的周人源于渭水观点不同。他认为周人始于晋南，钱穆认为《诗经．公刘》中的“于京斯依”、“于豳斯馆”以及《史记》中的：庆节“国于豳”，其京与豳在汉代的临汾，今新绛县东北二十五里处。豳邠古今字，都是得名于汾水。随着周人迁移去了泾水流域，邠的地名也搬了家。若比较泾水与汾水的情形，汾水支流众多，当一个“分”字，远比泾水合适，在泾水流域，这个从分从邑的地名，如果没有其他更古的来源，实在是太突然了。据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汾水注”可知：在晋南有不少和周相关的地名，例如：汾阴的稷山，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这些也当和后稷有关。
另外，“豳在《吕氏春秋》中即称为东音，泾上明明在西，焉可以东为号？如以山西汾上为邠之命的来源，则汾域与歧山周原相对而言，颇复合东音的名称。”（16）
从另一方面看，夏代建国山西、河南，未及渭水流域，所以周人只可能是封于晋南而不会是陕西，而且周人在晋南的长久居住，以至使晋南地区的地名带上了明显的周的痕迹。
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周人是起源于晋南的，而周和夏一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引用文献
（5）江林昌 《夏商周文明新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6）江林昌 《夏商周文明新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7）胡谦盈 《太王以前的周史管窥》，《考古与文物》
（8）李峰 《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
（9）胡谦盈 《姬周族及其文化探源》，《亚洲文明》
（10）胡谦盈 《姬周族及其文化探源》，《亚洲文明》
（11）江林昌 《夏商周文明新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12）李峰 《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
（13）李峰 《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
（14）江林昌 《夏商周文明新探》 浙江人民出版社
（15）李学勤 《〈帝系〉传说与蜀文化》，《走出疑古时代》
（16）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三）
姬周之迁移
一、由夏末到国于豳
“夏族遍布于豫西和晋南地区，及至商人灭夏，夏人便四处奔散。其中重要的一支是沿着山西吕梁山和太行山之间的通道，从南往北迁移，一直到内蒙古、甘肃、青海、辽西一带。”（17）在内蒙古境内发现的朱开沟遗址就是夏文化的代表。
夏人在商人的压迫下，先迁入了晋南，这应该是周人的土地了。但是商人的追击很快就到了晋南，这时周人很可能就开始跟着夏人往北继续迁移了。“过了晋中地区，夏人分东北与西北两支走。周人大约是随夏人往西北到了朱开沟的，因为在朱开沟文化中有许多文化因素再现于后来在陕西境内发现的先周文化考古遗存中”（18）。
李峰先生就曾经指出：“朱开沟的蛇纹陶鬲、盆等器形均与先周文化有类似之处。”（19）李伯谦先生也指出了：“蛇纹鬲这种器物特征鲜明，最易识别，把它称这之为朱开沟文化的标准化石是十分恰当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蛇纹鬲分布的范围很广，西到鄂克托旗，东到敖汉旗，南到陕西扶风。．．．．．．扶风、敖汉旗出土的蛇纹鬲数量极少，显然是朱开沟文化影响所致。”（20）
由考古文化可知：在朱开沟文化第四段时，夏人入住此地，到了第五段，可能由于商人的继续追击，夏人只好继续迁移。而其中的一支可能是向西迁移了，而周人也随着这支夏人向西迁移。因为在古代所保留的大量的神话中，都有后稷（此处后稷当是夏末时周的首领）足迹及于西北地区之说。“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和的传说，意义就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21）
例如，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说：“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人]国西”。郭璞注云：“在广都之野”。又，《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氐人国，在建木西”。又，《山海经．西次三经》载：“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实维帝之平圃，．．．．．．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22）另外，《淮南子．地形训》中载：“后稷龚在建木西。”
任乃强先生指出：“《西次三经》有崇吾之山至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全在河西徼外。其路线与周穆王西巡至西王母国路线相当。．．．．．．与《穆天子传》表里相应”。而《穆天子传》现在已有学者（如杨宽等人）考证，基本属于历史。
另外，“'乐游之山’若即《穆天子传》说的'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其地应在河西武威县界”。（23）武威县在今天的甘肃境内。
另外，对于“槐山之江”，任乃强先生认为“此经文槐山之江，应在今敦煌玉门之南属祁连山脉两端。”至于“建木”则在昆仑山之上。
《山海经．海内西经》中载的葬后稷的“氐[人]国”，地望在今天的甘肃敦煌一带。
由“建木”、“氐[人]国”、“昆仑”等知后稷的足迹曾经远及甘肃敦煌以西。
周人随夏人从晋南北迁，到朱开沟，然后又向西至到敦煌一带，于是在敦煌就有了关于后稷的传说和地名。后稷（应该是夏末商初的最后一个后稷）很可能就葬在了敦煌附近。
《史记．周本纪》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国语．周语》中也载有：“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可见，在夏末时是不窋失官，所以，葬于敦煌附近的“后稷”很可能就是不窋的父亲——周族在夏的最后一个“后稷”。
周人从东向西迁徙，同样可以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邹衡在分析了陕西和山西出土的器物后就得出了结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经过我们的分析，这两种陶鬲是有不同的来源的。联裆鬲是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反而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在光社文化的中期陶器中，就有联裆鬲的发现。．．．．．．即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24）。
光社文化的时间，初期大约相当于夏文化的晚期及早商时期，而中期也不迟于殷墟文化早期。应该是由河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而光社文化的分布范围是：东不越太行山，西去包括山西中部、陕西的东部与北部，甚至及于河套地区，往南则到达吕梁山区的河光一带。
由此可推知，周人在夏末商初时代确曾经出现于光社文化的范围内，而后来出土的周的器具中又有甘肃齐家文化的影响，推测周人从东向西迁移，因为受这两种文化的影响。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初步断定夏商的分界线是在公元前1600年，那么姬周的迁移当是在此时了。
周人开始时随夏人迁移。后来，可能在不窋的父亲逝世后，姬周族和夏在敦煌附近分开，所以说：“不窋以失其官”。然后姬周族在不窋的带领下又独自向东南迁移，这就是所谓的“而自窜于戎狄之间”（25）。
“先周族窜于戎狄之间的地理位置亦可得而说。《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唐代的庆州即汉时北地郡、清代的甘肃庆阳府。”（26）可见此时姬周族就迁到了甘肃省庆阳附近，并居住下来。
在先周的迁徙中，公刘起了重要的作用。公刘，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尚书大传》云：“公，爵；刘，名也。”后世多合而称为公刘。据《史记．周本纪》：“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但是在《诗经．大雅．公刘》中却两次明确的提到了是公刘国于豳的：“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又“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诗经．大雅．公刘》的成文年代，据《诗集传》谓：“旧说召康公以成王将莅政，当戒以民事，故咏公刘之事以告之曰：'厚者，公刘之于民也！’”可见《公刘》是成文于西周早期，以西周人自说先周迁国之事，当有所本。
并且，看先周史料，可发现凡是带领族人迁移的，都有详细的记载，如：公亶父、文王等，而关于庆节却除了“公刘卒，子庆节立”（27）外没有更多的记载，反观公刘，却有大量的记载和歌颂，所以公刘国于豳应该更加可信。
周人在经历了不窋、鞠及公刘前期在甘肃庆阳附近的居住后，在公刘后期迁居于豳。《诗经》、《史记．周本纪》、《国语．周语》都说，在不窋前周人是从事农业的，因为“夏后氏政衰”，才“弃稷不务”（28）的。当周人“自窜于戎狄之间”（29）后肯定会受到戎狄游牧生活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周人应该还会保留其以前的农耕生活方式。实际上古代文献也记录了这一点。
《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诗经．大雅．公刘》中也录公刘在甘肃庆阳时的情况：“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以及国于豳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而且，公刘时周人也有了家畜养殖：周人祭祀时“执豕于牢”。这些都体现了周人固有的生活方式。
而在《诗经．大雅．緜》中记载了公亶父前期的生活：“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显然是受游牧民族的影响的。公刘时代早于公亶父时代，所以应该不可能例外。
现代考古学也证实了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准确性：先周稍早于太王的碾子坡的遗存大都和古文献记载相合。在碾子坡的住屋地和灰坑中发现了粮食的碳化物，经过鉴定，这些碳化了的粮食为高梁。而出土的农具有石铲和石刀，还有骨铲。这些都表明了在当时的生活中，农业生产工具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碾子坡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猪、牛、羊、马等家畜的骨头，这显示了当时发达的畜牧业。这些和《诗经．大雅．公刘》中的记载都是一致的。
在碾子坡的住址中还“重复见到多种不同功能和用途的青铜工具和用具，如，属于武器的铜镞，缝纫使用的铜锥，以及生活中使用的青铜容器——鼎和瓿”，所以，“可以认为，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是属于一种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也就是说，姬周民族在稍早于太王时代已处于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历史阶段了”（30）。
碾子坡遗址中的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鬲、簋、豆、罐、瓿、甑、盆、瓮等等几十种之多，其中鬲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袋足鬲，一种是联裆鬲。很多学者认为，袋足鬲和戎狄之俗有关，而联裆鬲则是姬周固有的。
这些都说明了，周人在窜入戎狄之间时，除了受戎狄之俗的影响外，还有自己比较发达的青铜业和农业及家畜养殖业，这些都是姬周本身固有的，也是姬周区别于戎狄的明证。
从公刘后期到公亶父前期，姬周十世都国于豳，没有再迁徙。《史记．周本纪》中只是简单的记录为：“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
二、由豳之岐
公亶父在先周的迁徙中，是又一个重要的人物。关于在公亶父带领下的周人的迁徙，古代文献多有记载：
《史记．周本纪》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国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归古公于岐下”。
《孟子．梁惠王下》载：“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又，在同书中载：“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诗经．大雅．緜》载：“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以上这些文献都指明了是公亶父带领周人迁于岐的。而且迁移路线据《诗经．大雅．緜》：“自土沮漆”，“率西水浒”可知周人的迁移路线应该为：
豳——土——沮——漆——梁山——岐下
“土”，《齐诗》和《汉书．地理志》均作'杜’。杜，水名，流经今天泾河南部的麟游县（《汉书．地理志》载：“杜水南入渭，《诗》曰自杜），沿杜河还有杜阳山。“漆”与“沮”也是两水之名，都在杜水的西南。漆水源出于陕西大神山，向西南流至耀县与沮水相合。沮水源出于陕西分水岭，向东南流合漆水，最后两水具入于渭水。漆水、沮水当都离周原之岐邑不远，“横雍水又东南流于横水合，水出杜阳山，其水南流，谓之杜阳川，东南流，左会漆水，水出杜阳之漆溪，谓之漆渠。故徐广曰：漆水出杜阳之岐山者是。漆渠水南流，大峦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东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31）而梁山，“在泾水上游与岐山之间，确有一片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地，横亘在泾水河谷与渭水河谷之间。郑玄所谓：'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史记会注考证》：4/7）。似即这一片山地。”（32）至于公亶父所都的岐邑的位置，根据《汉书．地理志》中“右扶风美阳”条载：“《禹贡》岐山在其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水经注．渭水注》录：“城在岐山之阳而近西”。
现在根据考古报告已经确定了当时周的都城在今天陕西岐山东北六十里，东到下樊、召陈二村，西到董家、凤雏村，这是先周宫室的分布区域，而在凤雏村的东南的云塘村，南到齐镇、齐家村，发现了先周的制骨、冶铜、制陶的作坊以及平民的住址遗迹。这一带应该是先周的都城岐邑无疑了。
那么，公亶父为什么要从豳迁往岐呢？据《史记．周本纪》、《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都说是因为为戎狄所迫，在《后汉书．西羌传》中也载有：“戎犬寇边，周古公亶父逾梁山而避于岐下”。所以周人迁岐有因为戎狄所迫的原因是无疑的了，但是应该也有追求更加肥沃的土地的原因。在《诗经．大雅．緜》中有这样的句子：“周原膴膴，堇荼如贻。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从中可以看出周原土地的肥沃。
公亶父都岐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史记．周本纪》中说在公亶父国于岐后，“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对于公亶父的创业，在《诗经．大雅．緜》中也有反映：“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
而且，公亶父迁岐后“爰及姜女，聿来胥宇”（33），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嫁娶，而是从此开始了姬姓和姜姓的世代联姻。
在公亶父时代，姬周族内部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其子王季和孙子文王时姬周的向外扩张打下了基础。
三、王季、文王及文王迁丰
公亶父去世后，其子季历继位。关于季历：
《史记．周本纪》曰：“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诗经．大雅．皇矣》曰：“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录无丧，奄有四方”。
在王季时，姬周国仍然受制于商，是商的一个方国，但是其实力已经很强大了。在《古本竹书记年》中载有：
殷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
殷大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
殷大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殷大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
殷大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
王季所伐的诸戎大都分布于今天的山西一带，“周人在山西成功，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周人在先周时代与戎狄杂居，沾染戎狄文化，知道如何应付戎事。另一方面，山西汾域原是先周时代姬姓的旧地，打进山西，只能算是光复故物”（34）。
王季对诸戎的征伐为后来武王的东进扫清了障碍。周国一系列的胜利，虽然为商王朝清除了威胁，但是，周本身领土和实力的扩大也同样使商王感到了不安，所以才有了王季的被杀。《古本竹书记年》载：“文丁杀季历”。而《吕氏春秋．首时》中也说：“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可见，王季很可能是被商王文丁囚禁起来后杀死了。
王季被商王文丁所杀后，其长子昌继位，这就是周文王。关于文王：
《史记．周本纪》中说：“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归之”。
《诗经》中更是对文王赞美有加，《周颂．维天之命》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穆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文王在位时，曾经征伐犬戎、密须等一系列国家。《史记．周本纪》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其中密须在岐周之北，在今甘肃省灵台县境内，离陕西长武不远。而崇国在陕西省西安西郊的长安县境内，和丰镐很近。至此，在周北面和东面的敌对国家又被清除了。这样一来，王季和文王就为武王伐商铺平了道路。
在文王在位后期，姬周人进行了第三次迁都。
《诗经．周颂．天作》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而《史记．周本纪》云：“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从这儿可见，在文王初期依然居于岐邑，而在文王征伐崇侯虎之后，始营丰邑，周之国都从岐迁丰。
至于丰邑的位置，据《说文》中讲：“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皇甫谧说：“丰在京兆鄠县东，丰水之西”，他又说：“丰、镐皆在长安之西南”。现在经过考古发掘，证明了丰邑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南沣河中游西岸。具体位置在今客省庄、马王村、西王村一带，东以沣河为界，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到新旺村、冯村，遗址的总面积大约有十二平方公里。丰邑地处渭水中游，比较岐邑，丰邑显然更适合作为国都。
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文王迁丰后，“明年，西伯崩”。而对于文王是否为自然死亡，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有怀疑。力主文王为商纣王害死的是丁山先生，王玉哲等人也相信文王非自然死亡。其中非常有力的证据是《礼记．坊记》中所引的古文《尚书．泰誓》逸文，武王在誓师会上讲：“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而且，武王伐纣之时，是用的文王的名义，自称“太子发”，更像是为父报仇的样子。
另外，在《吕氏春秋．首时》中“把季历困而死，文王囚羑里同时举出，说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即指伐纣事），又述伍子胥伐楚报杀父之仇。我们自然会联想这些故事似属同类史例。周文王之死可能也是被杀害。武王之伐纣，也似乎是为父报仇”（35）。丁山先生曾证之以“文考无罪”之说，认为文王实为商王所杀，周武王与纣王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在誓师时才力言“文考无罪”，并载文王木主，显示文王死于非命，归骨未得，借以激发士气。我认为此说可信。文王逝后，武王继立，再次迁都于镐邑。
四、武王之建镐邑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36）。
《诗经．周颂．武》云：“於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
考查武王平生的事迹，对《诗经．周颂．武》中的称赞应当是当之无愧的。武王于孟津大会诸侯，两年后又克商的事迹久已流传，就不再叙述。
武王时迁都于镐邑实在是一件大事，从此镐邑长期成为西周的首都。对于武王的迁都镐邑，在《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中有记载：
“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镐，周原甲骨和西周金文都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或成周去举行祭祀，甲骨、金文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指岐周）。’德方鼎：'隹三月，王才成周，祉武王福，自蒿”（37）。
镐京的位置，从来都被认为是在沣水以东的滈池附近。《水经注．渭水注》云：“渭水又东北与鄗水合，水上承鄗池于昆明北，周武王之所都也”。虽然“与丰都一带相比，镐京地区已查明的考古遗存较少。史书上记叙了唐朝时在皇家御苑内，修建昆明池时曾毁坏过古代镐京废墟中一个保存完好的部分的事情经过”（38）。但是现在经过考古还是可以证实，昆明湖的北边界限在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的南侧，镐池位于此土堤之南侧。所以镐京的遗址，胡谦盈认为，当在今天陕西省沣河中游的东岸，北到洛水村，南到斗门镇，东至昆明池故址，西至鄗水故道。
前面已经提到了：丰邑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南沣河中游西岸，而镐邑在今天陕西省沣河中游的东岸，所以两邑之间的距离很近，可以说只是隔了一条沣水。“相去不过二十五里。自从武王建立镐京以后，丰邑仍继续使用，西周早、中期诸王和大臣常有居于丰邑而处理国事的”（39）。武王之所以营建镐邑据杨宽等人认为，是因为武王在克商后感到了原来的丰邑不敷应用，所以才向东扩展，另外建立了镐邑。
镐邑又被称为宗周，和后来营造的雒邑——“成周”相对。
五、雒邑的建造及平王东迁
周武王克殷后，封同姓、立三监，然后回归周都。但是天下初定，周的政权仍然没有巩固，武王为了巩固姬周政权，于是打算在天下之中的雒营造新都。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就去问武王“曷为不寐”？于是武王说出了他的担心，并讲出了营造雒邑的想法，“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于是“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洛邑即雒邑。
《逸周书．度邑解》中亦载武王对周公之言：“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岳鄙，瞻国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其名兹曰度邑”。
武王选定在伊、雒之间建立新的都城，固然有将都城建立在天下之中的想法，也可能当时就已经有将殷商贵族迁来这里的计划了。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后，开始大规模的修建雒邑即东都成周。关于成周的修建时间，《尚书大传》中载为周公摄政第五年，而《史记．周本纪》却载为在周公摄政七年，在《尚书．洛诰》中载成周的修建在：“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根据王国维的解释，“惟七年”的记年是用的“即克殷”的记年，也就是成王继位后的五年，这个讲法比较可信。所以雒邑之建当在成王立后五年（此处又一次证明了武王在克殷后二年逝，详论见附表注释）。
根据《尚书．召诰》，这年二月乙未（二十一日），成王从宗周到丰邑，派遣召公先到雒去勘探建都的基地，三月戊申（初五日）早晨，召公到达雒邑“卜宅”，以定凶吉，得到了吉兆，于是在庚戌日（初七日）召公开始在洛水汇入黄河处建地基。五天后即甲寅日（十一日）地基建成。在地基建成的第二天即乙卯日（十二日）周公到雒，开始新邑的全面规划。又三日即丁巳日（十四日），举行了隆重的郊祭仪式，也就是祭祀天神。郊祭后第二天即戊午日（十五日）在雒邑举行了社祭，即祭祀地神。再七日，即甲子日（二十一日）周公开始分配劳役。再后，成王亲自抵达成周，召公做《召诰》教导成王，成王留在成周开始升登王位，亲理政务。成周建成后，成王从成周归于宗周，将成周以东的政务交于周公管理。《尚书．洛诰》载了成王对周公的讲话：“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也就是讲，成王要从成周回到宗周了，命令周公留在成周主持以后的政务。
成周建成后，西都宗周的京畿与东都成周的京畿就沟通了起来，至于“邦畿千里”，从此，周王朝具有了两个政治中心——宗周镐邑和成周雒邑。
“自从昭穆之世，周人对于东方南方，显然增加了不少活动。昭王南征不复，为开拓南方的事业牺牲了性命。穆王以后，制服淮夷，当是周公东征以后的另一件大事。西周末年，开辟南国，加强对淮夷的控制，在东南持进取政策。东都成周，遂成为许多活动的中心”（40）。
至于厉王，“好专利”而“虐”，最终被国人“流于彘”，在厉王手中几亡宗周。宣王接位，大规模开疆辟土，被视为中兴，但宣王的南征北伐也无疑消耗了国力。宣王之后，幽王继位，天灾不断。幽王二年，周地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地震，以至于泾水、渭水、洛水三水都曾经断流了，而且岐山竟然有地方崩塌了，并且后来在幽王六年又发生了日食。《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记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儹莫惩”！可见，灾害之严重。
“西周地处陕西的黄土高原，土层深厚，汲水必须下达河谷，始汲水源。如无灌溉系统，农耕用水，即需依仗黄土层的毛细作用，吸引水头，上达地表。地震可使三川塞竭，岐山崩坍，地层变动，则地下水分布的情况，也必受极大的干扰。西周时代的农作物，以黍稷为主。黍稷即使比麦类耐旱，仍须吸收相当水分。地下水不足，就只能依靠天落水。于是，雨量稍不足，便造成旱灾了。古人对于天灾极为畏惧，总认为天灾是上帝对下民的惩罚。天灾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打击，往往比实际的经济效果更为沉重”（41）。
紧接着，“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42）。“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掳褒姒，尽取周赂而去”（43）。
这次因为天子的风流而引发的巨大的悲剧，看似有偶然性，但是却充分体现了宗周没有防御强大敌人入侵的能力。再加上幽王时代在陕西发生的天灾及日食，使平王决心将都城迁往雒邑。公元前771年，定都于雒。
至此，周人完成了著名的五次迁徙。
引用文献
（17）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8）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李峰 《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
（2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
（21）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走出疑古时代》
（22）郭璞 ．注《山海经、穆天子传》岳麓书社
（23）任乃强《试论〈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与其资料来源》，《山海经新探》
（24）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25）《国语·周语》 贵州人民出版社
（26）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27）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
（28）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
（29）《国语·周语》 贵州人民出版社
（30）胡谦盈《试论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
（31）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八·渭水注》时代文艺出版社
（32）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33）《诗经》 《大雅·緜》贵州人民出版社
（34）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35）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36）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
（37）杨宽 《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38）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39）杨宽 《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40）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41）许倬云 《西周史》 三联书店
（42）方诗铭、王修龄编《古本竹书纪年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43）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
结束语
从公元前1600年的夏后氏政衰起，姬周族就开始了艰难的长途跋涉，开始了“窜于戎狄之间”（44）的时代。周人先从晋南和夏人一起，向西北迁移，到达了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朱开沟。然后由于商人的继续追击，周人和夏人继续向西迁徙，到达了敦煌地区。在这儿周人和夏人分开，周人在不窋的带领下往东南返迁，抵达了甘肃省的庆阳一带。其间经过了鞠，在公刘时代，周人又再次东迁，到达了今天的陕西省泾水流域。
然后又经过了十世，在公亶父后期，周人才再迁于周原岐邑，结束了和戎狄共处的生活。按照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文化分期法，与公叔祖类、公亶父相当的殷王祖甲、廪辛、康丁、武乙四代，正处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过渡时代，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其年代为公元前1191——前1113年之间。如此算来，周人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奔戎狄之间”（45），到公元前1113年前后，竟然有近500年的时间是在戎狄之间。经过了太王公亶父和王季的经营，周的实力大增，在文王时代又迁都于丰邑。武王再迁于镐邑。最终在公元前771年平王都于雒。
周人终于完成了长久的迁徙。
引用文献
（44）《国语·周语》 贵州人民出版社
（45）司马迁 《史记·周本纪》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