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写好诗？不可忽略写诗三境界，最后一重至关重要
想要写好诗，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何要写诗。
名不正则言不顺。诗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明确的功能。《尚书·尧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即诗歌具有表达内心思想感情的作用。
《毛诗序》中也有“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说法，即诗要表达人的志向、志趣和性情。故而，《文心雕龙》中记载：“诗者，持也，持人之性情”。
因此，想要写好诗，首先要有性情，有志趣，有思想，有感情。若没有，则必然写不出好诗。
孔子在论述为何要研读诗经时，曾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朱熹给“兴观群怨”是这样注解的：兴，指感发志意；观，指考见得失；群，指和而不流；怨，指怨而不怒。并且朱熹指出，对于人伦之道，诗无不备。
孔子此言明确指出诗的功能，并且指出诗对于人伦道德、个人修养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此虽针对《诗经》而言，但后来数千年，中国诗人之诗作命意，也都在此范围之内。
因此，我们写诗，要先问问自己于“兴观群怨”是否有关联，若无，则诗可不必写。
再约而言之，写诗一定要注意其功能性，即为何事而写诗，写诗给谁看，要表达什么内容，都有明确的目标。若失去此目标，诗必然是妄作。
《瀛奎律髓》的作者方回在编纂唐宋律诗时，将律诗分为49门类。比如“登览、朝省、怀古、宦情、风怀、宴集”等等。方回此意甚明，即律诗之门类可以细分，但每一门类既有其各自的技巧，也有各自的法度。法度既明，诗就好写；技巧丰富，诗自动人。
但是，现在的写诗人却忽略了诗的目的性。既不明确为何写诗，自然多是拼凑和妄作了。君不见，多少人以诗为心情日记而写成流水账？多少人心中无诗意，每逢节日却偏要写诗凑数？多少人不去观察生活，而要对着一张图冥想编造？
简言之，写诗要有明确的对象。要么写给自己，要写出自己的志趣、思考和感慨；要么赠友，要写出真挚的友情；要么干谒，要表达出渴望提携的愿望；要么悼亡，要写出沉痛的思念。等等，诸如此类，没有明确对象，诗自然没有方向，没有方向，自然茫然乱写，笔下无魂了。
王和尚常说：诗可以看成一种“应用文”，去关键点在“应用”二字。诗甚至有社交和政治功能，如果忽略了诗的应用性和功能性，那么写诗是为了什么呢？此言值得所有写诗人思考。
因此，为何写不出好诗，王和尚以为应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对内，要独抒性灵。
清朝袁枚主张写诗要“独抒性灵，不拘俗套”。他说：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有性情而后诗真。即写诗要写出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感悟，不扭捏，不伪饰，要能活泼泼从心底流出。因此，袁宏道曾说：“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此亦为王和尚所谓之“志趣”。
诗是人内心之真切感发，但并未感发即为诗。诗亦须锻炼和技巧，虽然袁枚主张“诗宜朴不宜巧”，但他同时说：“诗必须有大巧之朴”。而王和尚以为，写诗人心中要有志趣、志意和志向，即诗要能表达出诗人内心的情趣，酝酿胸中的诗意，和徘徊难抑的志向。
若无志趣，诗无神采；若无志意，诗无风韵；若无志向，诗则无实质。志向未必是要吞吐宇宙，摇荡乾坤之宏阔伟志，而是要有所寄托，有所阐发。如此，诗才质实，才能不浮飘，不干枯。
但如今，多数写诗人，心中既无志趣，笔下也无寄托，只是空洞洞叙述罢了，把诗当成流水账，当成随写随扔的“心情日记”，如此，诗怎能耐读？
所谓诗意，无非内心的志趣罢了。比如，苏轼之《东坡》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其句并复杂内容，然却有诗意，为何，有诗趣尔。诗中自有独享孤独，洒脱安详之意，如此诗意，怎能不令人神往？
因此，写给自己的诗，要发掘自己的志趣，写出诗意的美感和醇厚，自然可成好诗。
其二、对外，要兴会神到
宋代严羽曾有言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而清人王士禛则阐之为“神韵”，他认为，写诗要追求“兴会神到”，要注重有感而发，追求含蓄、蕴藉的境界。然而“兴会”必然来自于广博深厚的生活阅历和刻苦认真的思考锤炼。故而钱钟书认为，写诗要注重气韵，气者，生气；韵者远出，即韵是弦外之音，味外之旨。
因此，诗在感发兴起之余，要有诗外之韵味，诗不仅要有内在文辞格律之实，也要有飘逸悠远的余响余韵。词为何引人入胜，关键即在于其含蓄隽永，让人品味不尽，言在此而意在彼，具有清远高妙的弦外音，意外意。
今人写诗则多不然。心中既无性灵，笔下也无远韵，寡淡如水，清澈见底，读之索然无味，如此写诗怎能有涵泳不尽之美？诗可以朴质，但不可寡淡；诗可以干脆利落，但不可拙硬平直；诗亦可以奋发呼号，但不可叫嚣粗疏。
如何才能做到含蓄蕴藉？王和尚以为，无非比兴而已。外物激荡于内心，即为兴，如李太白之“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即为思妇感兴之始；内意托比于外物，即为比；如李太白之“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即比为思妇内心之贞洁，非外物所能动。
写诗不可纵笔直抒，亦不可直白无隐，如此则无婉转含蓄之美。所谓“神到”，即诗之韵外之致。而要“神到”，诗中要有气，即生气、气脉、浩气乃至神气了。
比如姜白石之《湖上寓居杂咏》有诗曰“布衣何用揖王公，归向芦根濯软红。自觉此心无一事，小鱼跳出绿萍中。”此诗气韵俱佳，为何？其气在于兀傲绝俗之恬淡之气，而其韵则落在“小鱼跳出绿萍中”，言有尽而意无穷，让人悠然神往，也让人琢磨不定。
其三、对诗，要雅正高格
孔子所谓“观、群、怨”，主要指诗之政治功能，要修己正己，和而不流；要观察社会，考见得失；以达到讽谏怨刺，表达思想的境界。
而清人沈德潜则阐之为“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可见，诗之一道，至重至伟，有助文教。此即沈归愚之格调说。
诗人也需要开眼看世界，仅仅独抒性灵，追求气韵生动是不够的，而要能阐发理想，表达思想，此亦可称为诗之格调境界。
王静安亦认为“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然则何为境界格调？王和尚认为，一言以蔽之，思想。唐诗之所以以“气象”为盛，此无他，格调高致，境界雄浑是也，亦可为其思想之开阔、昂扬、自信，则其诗自然雄浑高远了。
故明人王世贞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
今人之诗则不然，其作既无思想，更无境界，自然难称格调了。诗人须根治现实，又必须高出世俗，如此才能脱去凡庸，高华矜贵。思想源自何处，须博学明辨；境界来自何处，须超出尘俗，俯视万物，如此则纤毫毕现，胸中洒洒，其诗自然有超逸之致了。
若以沈归愚之“诗教”论之，此意更明。教者，教化是也，即所谓之“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诗有助于教化人心，明伦道德。如此，诗焉可不有思想境界，焉可不雅正高华？
因此，诗内可以明心见性，外可以有助家邦。但这一切必须以诗自身为基础，故而诗最后要落之于“思想和境界”。
诗道如此，可不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