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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上海人
上海人开口闭口“阿拉上海人”，说来正宗的本地人原本都是乡下人；而今日的上海人，最不放在眼里的就是乡下人。上海人喜欢把自己的黄浦江(也称春申江)，跟古代门客三千的春申君连在—起，喜欢源远流长。其实上海到近代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厢，只是有个蛮热闹的港口。清代道光年间，上海—带才五十多万人，算是平常的江南县城。开埠之后，上海成为西方进人长江内陆的门户，投资冒险、寻找机会的人大增，沪上人口暴增到一百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竟接近了四百万。
早年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人口统计而知，1930年的上海人当中，本籍人口已少于百分之三十。语言学家曾把庞杂的上海语言分为四类，宁波话、广东话、苏帮话、北方话各居其—。
今天，走在梧桐树下的马路上，讲着上海话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宁波人、无锡人、常州人、四川人、江西人、山东人、福建人等上海移民的后裔，每一个地方来的人，都带来一种文化、一种腔势和做派，把这大都市的格调搞得五花八门，也精彩十足。这样才有了大上海。
说起上海的宁波人，都是—些厉害的角色。别的不说，南京路那几家著名的老字号----培罗蒙西服店、亨生西服店、邵万生南货店、三阳南货店、乐源昌铜锡五金店、亨得利和亨达利钟表店、中华皮鞋店、老正兴菜馆、蔡同德国药号、泰康食品商店、协大祥绸布店等，家家都是宁波人创下的。
现在上海人讲的宁波人，已是广义的“大宁波”，包括宁波府城所属的鄞县、镇海、奉化、象山(南田)、定海和以后划入的余姚、宁海，有时也把绍兴一带归于其中。宁波自古就是繁盛的商埠，承袭了精打细算的生意头脑，宁波商人有本事能在每一个地方赚进大把钞票，以“无宁不成市”闻名遐迩。早在上海开埠前后，宁波人在沪上的糖业、沙船业就占下地盘。还依恃其“过账码头”的财力，在钱庄业创下—片江山。十九世纪末，宁波人在上海参与新式银行，还跨入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在近代机器和船舶业中，宁波人就三分天下有其—。二十年代初，上海有四十万宁波人。宁波方言对于上海语言也大有影响，本是宁波方言中的第一人称“阿拉”，取代了上海方言中的第一人称“我”。而上海人喜欢在称谓前加“阿”字，如“阿舅”、“阿婆”、“阿姐”等，也是受宁波称谓的影响。至于宁波菜，似乎比宁波人还要出名。状元楼、鸿运楼是沪上久负盛名的宁帮菜馆；上海人喜食的黄泥螺、鳗鱼、苔条饼及水磨年糕，原是宁波习俗。很多上海人嗜好宁波菜，只要是吃得惯的，少有不上瘾的。比方醉虾，把烈酒和调料倒进装了活虾的玻璃缸，盖上盖儿，还不能马上吃，得等一会儿，等到虾半死不活了，才动筷子，牙咬到虾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虾的生动，这样的虾堪称美味一绝。有人认为，这是宁波人用来专门练北方人胆量的。
宁波人现在成了一个形容词，从某种意义上解释，还隐约带点贬义，通指计较、门槛精、老谋深算、自以为是、自私等等。宁波人多是不肯吃亏，也不大会吃亏的那种人，喜欢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恰恰在很多方面符合上述概念的“上海人”性格。现在的上海人实际上很赞同宁波人的世故，这种人多一些，可能这个城市就更文明些，不过，也可能让别的地方的人更嫌上海人。
上海人习惯把广东人叫做“小广东”，可能是因为广东人身形多半不高大的缘故。不过，上海人对于“小广东”，一点不敢轻视。和稳扎稳打的宁波人不同，广东人更加果敢决断，敢为天下先。广东人是绝对的现实主义，对商机的掌握超人一等，即使在战乱期间，广东人却多在南洋做生意，或去海外发达，然后再回来发展。以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就是粤籍华侨家族的，稳占上海滩头号大马路的半壁江山。
在上海的广东人是外来族群中最有过客心态的，他们都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人，还有各种海外关系，随时准备到别处开辟新的天地。
在上海的市井生活中，广东人算远道来的，没什么人员基础，又常出头，故而一遇风吹草动，被人整得也凶。所谓有“海外关系”，在革命时代是很要命的。也因为“外边有人”，广东人常会想着要离开，他们是标准的“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的那一类，总想着将来的事，想着要移动。
广东商人曾焕堂曾在四川路1408号(虬江支路口)的同庆戏院旧址，开办过上海大戏院
广东人因为不安于室，拙于深耕，使他们在上海外贸、买办行业中的优势很快就被宁波人超越了。虽然广东人在上海的商界不及从前显赫了，但多少影响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态度，譬如他们对于吃的近乎苛刻的讲究，又譬如他们动不动就要搬出一套有关养颜保健的哲学，他们加了枸杞、洋参，用慢火炖出来的乳鸽汤，不知让多少邻居又妒又恨。
总之，广东人在上海人眼里一贯生活得很滋润，他们对于生活的孜孜不倦，也许是令上海人艳羡的。
无锡本来就是上海的近邻。虽然无锡这地方有太湖，有锡山、惠山，山杰地灵，但无锡人绝对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那种，门面总是清清爽爽，里面有多少曲折你是看不见的。无锡人在上海也不认为自己是外地人，可能认为自己比本地人更正宗。上海在一九二七年以前，还算江苏省的一部分。江苏当时仅有的一点工业都集中在无锡、常州。出身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的无锡人，颇会打理自己的生活，经营人脉，所有的事都弄得滴水不漏。无锡一带的江苏人是上海人的中坚。在上海的无锡人以五金、棉纺业起家，即使没成为大富大贵，也多爬上了城市的小康阶层。至少，过起了很实惠的上海日子。一八九六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父亲荣熙泰的的带领下，出资一千五百元在上海与人合伙开设广生钱庄，迈出荣氏创业的第一步。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是荣氏商业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
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家业不断扩大，先后开办了一系列面粉厂、纺织厂以及机器厂，在三十年代初成为工业巨子。一九四九年后，荣家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及海外，而荣德生、荣毅仁父子留在中国，一个是“红色资本家”，一个是“红色小开”。
荣毅仁与其子荣智健
一九七八年，荣毅仁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它成为中国海外融资最大的窗口。截止二000年九月，荣毅仁家族在其公子荣智健创办的香港上市企业中信泰富公司拥有百分之十八的股份，价值十九亿美元。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学院）的荣毅仁娶妻杨氏，荣杨联姻，人称是富贵结合。荣家办实业、办厂，富甲商界；杨家亦是无锡的名门望族，乃书香门第，一富一贵，可谓珠联璧合。据说荣毅仁总是一再叮嘱他才貌双全的妻子，要她“藏拙”。而擅长“藏拙”即是沪上无锡人的一大特点。
无锡人善于表现自己好的一面，懂得玲珑，从来不让自己露出缺点。其实无锡人是有点智能的，不尖锐，方式宛转。不管是当徒工学生意，或者读书，常比别人更机灵。至于在人事上，无锡人有本事把三教九流、各条道上的朋友摆平，这样的手腕几乎是无锡人与生俱来的。
无锡人样样事情都很通情练达，就算生活在家长里短的石库门房子里，跟无锡人交往也没负担。无锡人既不想别人来打扰他们，更不会开口有求于人。
可能，许多人想象中的上海人，就是这样的。
从前上海人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伊是苏北人”，丢过来就像一把刀子把你的脸面划出了一个破口，这句话里的贬义成分是全城皆知的，表达了对一个人出身、习性的种种鄙视。过去，在上海被人说成是苏北人，或是“苏北腔”，这辈子就很难翻身了。上海人观念中的苏北人，大都指长江以北的江苏部分，连带安徽北部地区。其实，苏北人从来没有得罪过上海人，只不过因为饱受战乱的苏北曾是贫困粗蛮的地方，和鱼米之乡的江南几乎天壤之别。
因为穷，出门讨生活的人也多。近代史上苏北难民潮多次出现，仅一九三一年大水，苏北就有大约七万多难民进入上海；日军侵华，又迫使大批苏北人逃入上海，其中大部分是盐城和阜宁人。苏北人大多是没多少文化、赤贫的农民，背井离乡，还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本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在烟草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在面粉厂，苏北人只能干扛面粉袋的苦活；即使是妓女，第一等的“长三”一定是江南人，第二等的“幺二”来自扬州，苏北妓女则被叫做“野鸡”。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生活困苦的苏北人聚集在城郊和沿苏州河岸边，住在用竹席、毡布土块搭建而成的“棚户区”，受江南人和洋人的歧视，被人用“苏北腔”、“江北佬”、“江北猪猡”之类的蔑称吆喝着。苏北人在上海低人一等，过去苏北人只能和苏北人通婚，在苏北人和其他地区人的混合婚姻中，多数也是苏北新娘。
美国汉学家韩起澜（Emily Honig）
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特地研究过上海的苏北人，得出一个精辟的结论：“苏北人并不是在苏北的人，他们只是在上海，才成为苏北人”。如今的上海，棚户区大量拆迁，苏北人的后代已经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完全“上海化”了。而“上海人看不起苏北人”这种持续了百年的固执传统，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漠，成为历史。
城隍庙前原来是有一条浜，就是现在的方浜路位置。
上海是从一个渺小的渔村发迹的，沧海桑田，当年的小城镇，如今成了繁华的都市。曾看过一则图片资料，描述闹市中静安寺的当年景象，南京路还是一条潺潺的小河，河边是几棵纤细的柳树，而老城厢里出名的街以前是条叫方浜的河。
几代迁徙之后，一小部分本地人生活在老城厢里，而大部分则继续守望在祖辈家园上，在浦江两边的南汇、川沙、嘉定、江湾，都是大上海的周边郊区。
现在的“上海人”，基本上把本地人归为“乡下人”，觉得本地人不擅和别人打交道，喜欢钻牛角尖，有点憨，小家子气。这些在北方人的相声里，老说上海人家的饭菜是一小碟一小碟的，饭是浅浅的一小碗，菜也就有几根。其实，这是上海本地人的做派。本地人种菜的多，他们大多是农民。上海的土地是他们的根，也成了他们的牵绊。胆小的本地人非常节俭，过于谨慎，有很强的防卫心理，即使待在老城厢里，也最多是做做小生意，很少有人能弄出什么局面来。本地人对上海，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上海最早是他们的土地，可是现在，他们和真正的上海城如此隔膜，他们退缩在这个城市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