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渡桥、江汉路，汉口曾经的中心。六渡桥上世纪末没落了，辉煌不再；江汉路大纛不倒，节假日百万外地学子打卡之地，每年的最后一天，万人在这条街上聆听江汉关敲响的《威斯敏斯特》，迎接新年。
汉口人的江汉关情结
汉正街、长街和显正街分别是汉口、武昌和汉阳的“城根”， 保留着最初的原有风味和文化记忆，由它们而蔓生出后来的街道和新的故事。可以说，自民国新生，汉口的城市发展，“母街”可以忽略不计，主要体现在新街——后城马路及沿线，它们可称为“汉口新区”，承载着城市传奇和时代风云，展现无限活力和万种风情。
有个说法由来以久：不到江汉路就等于没到汉口。这条路跟上海的南京路和北京的王府井一样全国著名。如果城里人以汉口为共同的老家，他们的家园记忆就在这江汉路上。一头驴站在两捆青草之间，左右为难，不知吃哪边的草，结果饿死了。走在江汉路上，偶然会想起这则伊索寓言。这条路的一边是租界，一边是华界，一边是江汉区，一边是江岸区，一边是中山大道中段的结束，一边是中山大道下段的开始。
写江汉路不得不从稍微远离中山大道的江汉关写起。因为它附着的历史信息太多了，简直就是汉口现代史的缩影。“轮船大声吼叫着转过弯来，驶近码头。巍峨的江汉关已经望得见了。旅客们纷纷收拾东西。她拎着小皮箱抢出舱来，就站在船头甲板上向前眺望。江汉关！又看见了！”相信很多人都会对韦君宜的这段文字有所共鸣。有汉口城市标志之称的江汉关大楼民国十三年（1924年）建成后，至少有半个世纪是汉口乃至全三镇最高的建筑，从江上轮船远远看到它，对回家的游子来说，就像看到故乡的炊烟那么亲切。尽管它在市民面前显示的总是庄严，只见其形，只闻其声，很少进去过，但仍然被视作城市的骄傲、市民的骄傲。江汉关的钟声，那是故乡的召唤。本土作家曾卓在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来，“终于在东下的轮船上欣喜若狂地看到了江汉关的大钟。”
这座国际一流水平的大楼，建筑本身的规模和气势，象征汉口作为全国第二大口岸的实力和地位，达到了一流城市标准。同时，“江汉关”三个字从很早起就是海关征税用银两记账的标准之一，“江汉关水位”也一直是长江中游段水位的标准。一般市民对它的关注还在于每年汛期的水位公报，江汉关底层墙壁有两块铭牌，分别记录着1931年和1954年的最高水位，惊涛骇浪中的江汉关是汉口不倒的象征。
武汉的时间标准是江汉关，由汉口达卫长和亨达利安装的大钟演奏的“威斯敏斯特钟曲”，声音洪亮，闻达三镇。葛亮记述，江汉关是一座建筑博物馆，还是一座老钟表博物馆。为什么江汉关的钟声成为对时的标准？原因是当年江汉关对进出口船舶征税是以天数计算的，超过夜里12点钟就得另加1天。如果时间上出了差错，就容易引起“国际纠纷”。久而久之，江汉关的雄浑钟声就进入老百姓的大脑沟回。汉口有句歇后语：江汉关的钟——有点有谱。
汉口江汉关和上海江海关、广州粤海关在中国三足鼎立，显示着这三座城市的重量。如果说城市有城徽的话，江汉关一诞生就成为汉口的城徽，直到35年后长江大桥建成。它一直是汉口的象征，进入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我们这代人是有江汉关情结的。少年时期把逛一趟江汉路当作一次旅游一次考察一次时尚的薰陶，再远再累也是一种享受，哪怕是不购物，也觉得不枉过一天。往往到江汉关下歇歇脚。那时的江汉关已改为反帝大楼，钟楼播放的是“东方红”，由陕北民歌取代了英国教堂钟声，感觉不错。下放农村时怀念故乡，我们唱“雄伟的武汉关屹立在扬子江边”，后来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其附近的“红旗大楼”，自然对江汉关有格外的情份。
去印度看泰姬陵，震撼之余深有感叹：一个民族的伟大是要以建筑为见证的。一座城市的文化个性所在同样包括建筑特色。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想说，优秀建筑还是凝固的历史。江汉关大楼为什么如此高贵、华美，一方面是形体上的，一方面是灵魂上的，因为这里发生过故事，跟城市的文化渊源有关，是时间赋予了它永恒的魅力。
到了江汉关，就像进了汉口的客厅，接着，可以踏着它的钟声走上江汉路，这应该是民国汉口的标配。“驾轻就熟兴悠悠，闲向江边马路游。斜日歆生路上望，并肩同辇却无愁。（《汉口竹枝词 马车》）”来往匆匆的行人可曾知道，百年以前，有个叫刘歆生的人。他像江汉关一样，成了这条路上的实体，虽然是隐形的，却奠基了江汉路及周围的一切。
百年以前，从江边码头往后城马路这段的南端有一条土路，商绅集资整修时叫它“广利巷”，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广利巷成了与英租界相邻的“界限巷”，改名太平巷，以表明“邦交之道让和忍，唯愿太平过一生”。以后道路拓宽为碎石马路，江边至鄱阳街口名为太平路（注 另有一说因此处的太平洋行而得名）。刘歆生将原湖滩洼地填土垫高建房筑路，从太平路口至花楼街口东北（现扬子街口）始成街道。为求庇护，刘歆生把跟后城马路连接的杨子街片交给英租界，由此英租界扩大到800亩以上，史学上称“越界筑路”。
后来，太平路以北地段，越过湖南街（后来的胜利街）、后城马路，往北延伸到老圃、循礼门刘祥花园的新马路整个命名为歆生路。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后，太平路和歆生路合而为一，以巍峨的江汉关作了路名。
汉口人有一句比较粗俗的歇后语，江汉路上擤鼻涕——洋谈（痰），吹牛胡扯的意思。江汉路是汉口华界的“洋街”，也是租界的“华街”，它是19世纪的汉口中英街。老汉口也把它叫中国街或本地街，并有汉口“华尔街”之称。以江汉关为指示标，汉口租界风貌从此延伸到江汉路上，洋式、仿洋式和中国元素的建筑层出不穷，成为汉口的“万国建筑博物馆”。
一条街具有的地理优势和人文含量甚至可以左右一座城市。江汉路从江汉关一直通向循礼门火车站，成了汉口第一条从江边可以直通铁路边的大路，中段与后城马路（中山大道）相交，两旁鱼剌似地伸出许多街巷。1919年教育书局印行的“最新实测汉口市街全图”局部显示，西边华界依次是花楼巷、台湾银行、洋务公所、怡廉里、五福里、妇婴医院、福音堂、新学书局、采彰、大旅馆、辅德里和老天宝……江汉路一路锦绣，风光无限。高楼如雨后春笋，从江汉关顺着数过来有日清洋行（轮船公司）、日信洋行、日本台湾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说不尽的巍峨和豪华。
在 20世纪初的照片中，江汉路是太平、歆生两个街名共存。街景胜似香港旺角的繁华和拥挤。招牌广告林立，密密麻麻，有真光照相、梁道安牙科、鸿祥呢绒号等等。街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黄包车在人流中挤行，一边摇铃铛，一边喊“擦油，擦油”，示意行人避让。而行人中不少是时尚的“三G（克）人物”，即戴眼镜、戴礼帽、执文明棍；也有旗袍女子招摇过市，更可能有三教九流神出鬼没，表面的市井繁华，隐藏过深层的政治凶险。
汉口江汉路曾是辛亥革命的策动之地。宣统元年，孙武设共进会总机关于歆生路鸿顺里34号荣昌照相馆李白贞处。中部同盟会负责人谭人凤开始只知道共进会，到汉口歆生路大江报馆去见詹大悲时，才听说有个文学社在同一座城市，十分惊讶。宣统三年（1911年）9月28日，刘公因南湖炮队出事后化装过江潜至汉口歆生路李白贞的荣昌照相馆。10月3日夜晚，荣昌照相馆出现窃贼，刘公认为可能是清廷密探。果然第二天的《夏报》报道汉口某照相馆是革命秘密机关。于是，李白贞的照相馆呆不下去了，刘公在俄租界宝善里租房，政治筹备处机关设14号，自己则住进1号。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三惨案”发生后，在太平街游行的群众，越过了英租界口的铁丝网和沙包，打开了紧闭的铁门，占领了英租界巡捕房，升起了国旗。据徐明庭回忆，抗战前夕，曾有人在《太阳灯》报上提议把江汉关到怡园的这条歆生路改名为一三路，市政当局没有理睬。
编辑：关 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