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新声 || 周敏：在中国发现“印刷资本主义” ——评《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
作者简介：
周敏（1982—），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嘉兴学院中文系讲师。博士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读博期间曾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访学一年（2012-2013）。主要研究方向：媒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当代大众文学/文化研究。
摘要
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的中译本终于在2014年面世，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此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书对安德森“印刷资本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不仅使之清晰化，而且借此打开了讨论“技术的社会史”的空间。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将理论与中国近代印刷、出版状况有机结合，试图循着中国历史内部发展的脉络，来探索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条件与具体呈现，并指出中国印刷传统（通过“印刷文化”与“印刷商业”）对于中国印刷现代性的积极意义。芮哲非的上述思考为我们重新理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中国现代性的多元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谷腾堡在上海》 印刷资本主义 印刷现代性 现代转型
一、
从出版、印刷、书籍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些年成为了某种“显学”，无论在历史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出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成果[1]，尤其对后者而言，更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如历史研究的“新文化史”转向，布迪厄“场域”理论的流行等，但影响最大的无疑要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中，安德森提出了“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这一概念，认为从“印刷资本主义”之中孕育出来的“印刷语言”及其形式——小说与报纸——在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相当程度上，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的著作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正是在这种影响下的产物，从其将“印刷资本主义”写入书名即可见一斑。正如读者所公认的那样，这并不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印刷史或者出版史著作，其主要的不同之处（这也是其主要价值所在），在于将 “印刷资本主义”放入到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与印刷商业（Print Commerce）的参照系之中，通过对概念的能指与所指层面的辨析，渗入探讨了“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特点及其演变。在这一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意识，使其突破了印刷出版史的简单范畴，而突进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社会史之中。这一问题意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亦可以用芮哲非曾经在中文世界中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概括，即“印刷与出版史能为中国学研究增添什么？”[2]可以说，正是这一问题意识所拓展出来的研究厚度，使得该书的英文原版在2004年甫一问世，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无论在英语世界还是中文世界。
由于笔者这几年一直跟随导师从事“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一课题的研究（这自然也受到上文所提及的“学术潮流”的影响），因此该书以及关于该书的各种评论也就毫无疑问地进入到我的视野。而当2014年该书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也就一点不觉得突兀，甚至还认为它来得太慢了一些。在我有限的对“海外中国学”的了解和阅读之中，英文原版早已在中文研究界产生影响，却相隔10年才有中文译本，这一现象并不多见。这也构成了我想要对其中译本发表一些感想的理由之一。
这篇书评主要是对芮哲非在“引言”中所提出并详细阐释的上述三个概念做一些回应与讨论。在中译本未面世之前，就有过多篇中文书评（或译或著）论及此点，其中最为详细的当属许静波的《当技术遭遇文化——读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1876 - 1937>》[3]。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许静波还是中译本译者张志强，都并不愿意对“印刷资本主义”采取直译的办法。许静波在解释原因时说，无论是“印刷资本主义”，还是“印刷商业”与“印刷文化”，如果直译，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Print Culture不是一种文化，Print Commerce不是一种商业，而Print Capitalism也并非一种主义”，也即在中文的语境中要倒过来，Print 不能作为定语，而应作中心词，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出“中国印刷发展的三种形态”。本书的译者张志强应该也是出于相似的考虑，因此对书名做了处理，即用“印刷资本业”来对译“Print Capitalism”。不过有意思的是，在书内的译文中，译者又忠实于原文。
二、
无论是许的意译意见，还是张的折中办法，在我看来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第一，这几个概念（尤其是“印刷文化”与“印刷资本主义”），都有其自身被提出的语境，不是特为中国情况而打造，因此并不能简单地一一对应中国印刷史上先后出现过的三种形态，即“发轫于五代以官府、书院和文人刻书为代表的追求政治与文化价值的印刷业、兴起于南宋以坊刻为代表的追求商业价值的印刷业以及始于晚清采用西式机器生产资本主义运营构架下的印刷业。”第二，如果把印刷资本主义译成“资本印刷”（许静波）或者“印刷资本业”（张志强），它只能把人们的理解限制在印刷业内部，而无法涵盖由印刷所引发的关于社会的某种“现代性”转变，从而压缩了关于“技术的社会史”的讨论，而这恰恰是原作者所试图打开的。
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或者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互影响，一直是思想学术界孜孜不倦的探寻焦点。在印刷史研究上也一样不例外，也正因此，又诞生出了另一个术语，即“印刷现代性”。所谓“印刷现代性”，指的是“由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并且在清末明初的语境中，该概念“指向因为印刷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带来的，在新的民族国家想象、新文化/文学想象，以及随之而来出现在当时从日常工作、生活到社会文化、生产、组织诸方面的'现代’转型。”[4]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一研究思路以及“想象的共同体”研究范式吸引了足够多的重视，但对此思路和范式具有相当解释性的“印刷资本主义”（也包括“印刷现代性”）却被选择性地忽视了，尤其在中文的语境之下。也许许的“意译”以及张的“折中”颇能说明其中的部分原因。
当然，芮哲非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谷腾堡在上海》的引言中，芮哲非说：“中国学术界对其（即“印刷资本主义”）的忽视也反映出该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也许安德森提出这一概念仅仅是为了服务于他论述的主题——民族主义，他甚至没有在'概念与定义’部分对'印刷资本主义’下定义。总体上可以这样推断，对安德森而言，印刷资本主义仅仅是指面向大众的、商业的、世俗的、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营利的文本生产。然而，这个概念在史学上并不准确。它似乎可以适用于自宋代以来中国帝制时代的图书史。”这就可能与同样具有宽泛含义的“印刷商业”相等同，从而阻碍了后来的概念使用者。参照《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以及许和张的翻译意见，正可以与芮哲非的上述见解相印证：安德森虽然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强调了印刷技术，但这一技术确实是指代不明的；另一方面，中国学界的状况则在上述二人的翻译意见中足以体现。而芮哲非之所以要重新大张旗鼓地启用这个概念，正是建立在既欣赏它又对它的“朦胧美”不甚满意的基础之上。
这个“去朦胧化”的关键，在于将印刷机作为“印刷资本主义”的起点：“印刷资本主义是印刷业与出版业机械化过程中的一种衍生物，印刷业完成商业化、世俗化、民间化并转型为一种非人工的、'由机器带来的产业’之后，印刷资本主义才真正到来。”此时，印刷资本主义便有了确切的内涵，芮哲非在后记中将其定义为“在士大夫印刷文化以及逐利的产业化机械印刷业相互影响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在此意义上，正是机器的大规模参与，“印刷商业”与“印刷文化”开始向“印刷资本主义”发生转化。
将机器/技术看作社会变迁的标志性事件，无疑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芮哲非在行文中也干脆承认了这点，实际上他的前辈，如写了《印刷书的诞生》的费夫贺与马尔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的作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以及安德森都或多或少在这个传统的影响之下。同时，从这个定义也可以看出，将其翻译做“资本印刷”实在是一种窄化，（至少从表面上）斩断了作为技术的印刷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三、
不过，尽管作者花了不少功夫使该概念清晰化，但厘清这个概念，也只是这本书的写作起点。本书的主体部分则主要试图阐明1876年至1937年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殊“中国”面目。实际上，在给出上述定义时，作者就已经开始了理论的“中国化”努力，如加入了“士大夫印刷文化”这一表述。在安德森不甚清晰的关于“印刷资本主义”的议论中，文人、文化被处理成这一概念的“外部因素”，这有着鲜明的欧洲经验特点。而芮哲非则恰恰要通过“印刷文化”的概念将在中国传统中围绕着印刷事业形成的这一特殊文化形态引入到“印刷资本主义”的“内部”。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展现出理论的“在地化”思考。因为与欧洲不同的是，在欧洲的“谷腾堡革命”之前，中国就已形成了相当发达的雕版印刷文化，精英文人借助于雕版技术以“立言”，使得木刻书籍成为一种知识介入社会的重要方式。无论其内容、形式还是传播无一不鲜明地体现出所谓“士大夫的治平精神”。而正如芮哲非所注意到的，这种“介入情怀”的印刷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又进入到近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之中，影响了对印刷机技术的选择，从而必然改变了印刷资本主义的具体呈现。
这一传统，很难说它构成了对现代印刷的阻力。它确实有“抑商”的一面，却并不拒绝对新式印刷技术的引入，而只是在决定引入何种技术时参与意见。其中既有理性，也有美学的考量。大约在1807年至1905年间，石印而不是铅印（凸版印刷）受到中国印刷商的青睐，正是在此方面最有说服力的现象，因为铅印尽管生产力惊人，但购买成本巨大，而且比较关键的是，印出来的文字并不具备中国人所需要的美感。而石印正好能克服这两方面的问题，且可以成规模地翻印价格低廉的古籍（包括微型的举业用书）。直到甲午海战发生之后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包括科举制度的废除），“救亡”的急迫性大大增强了国人对文字发表与阅读的需求，因而效率更高却成本巨大的铅印才有了可以获利的“市场”。与这种急迫性相比，文字的美感与否则成了次要因素。与此同时，铅印机器经过国人改良，又提升了文字美感并降低了成本。
正是在上述观察基础之上，芮哲非也汇入到近年来愈趋流行的关于中国“多元现代性”的观点之中，指出“中国的现代性是多方面的，并没有单线发展”，并且中国/西方、传统/现代是“相互促进发展而不是互相敌对的关系”。石印术繁荣了中国古籍图书市场确实是颇为典型的例子。芮哲非比较了19世纪西方国家与19世纪后期中国对石印技术的具体使用情况发现，在欧洲的石印出版物中占据主流的是图文并茂的短时效报刊、政治性小册子等，而中国的石印商最感兴趣的却是古籍，尽管《点石斋画报》等杂志曾一度获得读者市场的认可。
这一现象不能仅仅从市场、或者说“印刷商业”的“逐利性”因素上得到解释，而必须要看到传统印刷文化的参与。这一参与的具体表现，用芮哲非的话来说，就是“这时印刷商与出版商的出版观念仍与传统较为接近。”也即，传统通过印刷出版商的传承以“印刷文化”的形式进入到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印刷资本主义内部，从而使得早期的书商和出版商更多地将印刷出版“当成一种文化和服务社会的产业”，而非商业。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印刷文化”，也许可以征引孟悦的研究来做参照。孟悦曾在《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中同样注意到石印书馆的意义，并认为“由于开石印书馆的多是文人，它没有改变中国印刷文化的基本结构，那就是以古籍为中心、以乡绅和文人口味为主导的印刷文化。”[5]引文在“印刷文化”之前的限定成分正是其本质内涵，这也确实是“中国印刷文化的基本结构”，它通过石印书商和书馆得到了某种延续。
不过，尽管这种延续有保守的一面，似乎不仅没有改变传统结构，反而加固了这一结构。但正因为有了这个环节，让人们注意到印刷机所显示出来的诸般优势，为告别雕版技术、迎接新的铅印技术创造出了更好的条件。更为关键的是，不断刷新的印刷技术又促成了新的组织与商业形式的诞生。尤其是“甲午”之后，随着凸版印刷业崛起，价格昂贵的凸版印刷机器以及日益急迫的社会形势对印刷出版商的组织与经营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一方面产生出了如商务印书馆这样采取了股份有限公司制的合印刷、出版与发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社，使得融资与经营更为便利和灵活；另一方面，巨大的前期投入也就必然迫使出版商们转换思维，将“逐利”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不过，由于传统印刷文化的巨大制约性力量以及愈演愈烈的“救亡”意识，逐利的要求并没有凌驾于文化理想之上，而是与后者构成了某种巧妙的融合与平衡。
在很多研究者——包括孟悦、本书作者以及本书作者比较推崇的法国汉学家戴仁[6]等——都曾指出，商务印书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文化、技术与商业结合在一起，而公司制则为这种结合创作了条件。如戴仁认为，商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知识、技术和商业三者之间建立的平衡”[7]，孟悦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商务印书馆两大奠基性的文化群体，即工人企业家与'公益型学者’或'行动派学者’的际会以及他们共同投入的编译实践，是其成功的关键。”[8]而在芮哲非的表述中，上述多重因素的结合正是一种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交汇，具体表现为“深受士大夫价值观影响的老编辑和他们的后辈，与没受过传统教育并只关注技术前景的印刷工在一起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制约性力量不仅没有阻止进入现代的保守性，反而具有特别积极性的意义。实际上，即使是公司制本身，也并非完全西化的，传统的血缘、地缘、学缘关系依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组织作用。由此亦可以再次证明传统/现代的复杂性。
余论
以上正是对印刷资本主义的“在地化”思考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当然，如果要更进一步捕捉到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清晰面孔，还需要考虑到更多的因素。在这本书的结语部分，芮哲非将其中构成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都一一罗列了出来，即帝国晚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士大夫的治平精神、西方技术、租界的治外法权、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企业家精神等。全书正是围绕着这些因素来勾画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的。在这些勾画之中，实际上可以发现，安德森在欧洲经验中总结并特别强调的由资本的增值本性所推动的印刷语言的整合、由印刷语言的整合所催生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在中国语境中并没有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将文化事业只看作“生意”的行为始终处在现代知识分子、出版人的审视之下。对此，芮哲非有着十分清楚的认知，不然全书不会以两位精英知识分子（周全平、茅盾）对上海文化街印刷出版活动的批判性意见做结。
在这个意义上，要全面思考“谷腾堡革命”之于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意义，就不能停留在仅仅对印刷资本主义、上海文化街的考察，而应“放宽历史的视界”以及拓展印刷地理空间的广度。芮哲非在另一篇论文《谷腾堡革命的推进：中国印刷共产主义的起源与发展（1921-1947）》通过对“中国印刷共产主义”（Chinese Print Communism）——即共产党领导的、上层决策的、非商业性的印刷和出版事业，以政党目标为唯一追求的印刷体系——的考察[9]，为我们做出了某种示范。当然，评论这一概念，并非本文需要完成的任务，不过也许指出以下事实并非画蛇添足，即由“印刷共产主义”到新中国之后的印刷出版事业，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在对印刷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批判和警惕中建立起来的。而且从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角度观之，反印刷文字的因素——如大量以口语性为基本特征与美学意蕴的“革命通俗文艺”的产生——也不得不认真对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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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注
[1] 中文学界代表性的编著有：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稻香出版社2012年版）、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董丽敏《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平原主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程光炜主编《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2] 芮哲非：《印刷与出版史能为中国学研究增添什么？》，王荣华主编《多元视野下中国》，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3] 许静波：《当技术遭遇文化——读芮哲非<谷腾堡在上海：中国近代资本印刷业，1876 - 1937>》，《史林》2011年第1期。
[4] 董丽敏、周敏：《危机语境中的知识、媒介与文化转型——对晚清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考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7月第30卷第4期。
[5] 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96页。
[6] 原名Jean-Pierre Drège，法国高等实验学院教授，著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1949》，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在1996年出版。
[7] 戴仁：《书是一种商品吗？——上海商务印书馆对于书籍的观念（1903-1937）》，韩琦、米盖拉编《中国与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30页。
[8] 孟悦：《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9] Christopher A. Reed，”Advancing the (Gutenberg) Revoluti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int Communism, 1921-1947”, 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Edited by Cynthia Brokaw and Christopher A. Reed. Leiden: Brill, 2010:276.
[10] 对此可参考周敏：《地方文艺刊物的“说唱化”调整及其困境（1951-1953）》，《文学评论》2014年第6 期。
网络编辑 /王耀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