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 | 怼皇帝的人

白鹿归来话朱子

一

暮春，我应友人老桥邀请，去了白鹿洞书院。书院坐落于庐山之麓，雄深雅健。山花映日，啼鸟闹晨；长林掩昼，野荈当途；谷隐山阿，涧回石罅；亭名独对，桥曰贯道。信步此间，文气弥漫，穿越千年直指人心，让人于平静中生出壮志。

“书院”一名，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丽正殿书院”与“集贤院书院”。但二者乃皇家图书馆性质，并非后世意义上的书院。作为乡党之学的书院，在唐末五代才出现，至宋代尤其是南宋而大放光芒。

我所去的白鹿洞书院，号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四大书院的具体所指，争讼已久，但无论何种说法，白鹿洞书院皆列其中。我接受全祖望的考证，所谓四大书院，当是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这四大书院，草创或早于宋代，但兴盛皆是在两宋。

宋代书院之兴起，大概有四个因素：官学没落、理学兴盛、出版风行、效仿禅林。又以前两个因素最为重要。

国子监乃中央官学，州县之学乃地方官学，皆听命于朝廷而运转。在北宋，官学之没落与腐败已到相当程度（可参刘子健《略论宋代地方官学与私学的消长》），作为乡党之学与私学的书院由是而兴。

宋代书院通常由地方公众、家族或私人兴办，也可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如赐书、赐额、旌表等，但并不依赖朝廷，主要凝结着理学家向下渗透推广文教的意志。在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号为“北宋五子”的理学名家已有兴办书院的实践，及至南宋，理学势力大张，朱熹、吕祖谦、张栻、陆象山等纷纷广开书院，新高峰由是拔地而起。两宋兴办书院逾两百所，于南宋兴办的超过四分之三。

白鹿洞书院的前身是庐山国学，乃官学性质，在北宋转为白鹿洞书院，但旋兴旋废（可参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直到50岁的朱熹知南康军时，白鹿洞才开启千年灿烂。

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白鹿洞书院开始重建施工，羿年三月初具规模，朱熹自任洞主，释菜开讲。当是时，除江东提举尤袤支持兴复书院外，朝野都不太待见，反喧传为怪事。朱熹向朝廷请求赐书、赐额等均石沉大海。他请的教员，有些不肯来，有些被阻止来。他向各地大佬求赠书以充实书院，也多遭拒绝。

刚开讲时，白鹿洞书院只有小屋五间，听者仅二、三人（朱熹《与丞相别纸》）。到朱熹离开南康军东归时，也不过小屋二十余间，生徒一、二十人。（朱熹《奏事延和殿》）直到嘉定十八年（1218），托“嘉定更化”的福，朱熹的儿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的身份知南康军,“扬休命，成先志”，方使白鹿洞书院“规制闳壮，皆它郡所不可及”。（袁甫《重修白鹿洞书院记》）

朱熹一生，兴办书院甚夥。在白鹿洞之前，他曾创建寒泉精舍、云谷草堂，在白鹿洞之后，他又重修岳麓书院，晚年更筑竹林精舍也即考亭书院——朱子一派因之也被称作考亭学派。

朱熹为何热衷于办书院？一个原因是官学没落，士苦无学:“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另一个原因是科举成为名利场，失去学术本义，也失去师生之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朱熹《学校贡举私议》）；“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振，长老忧之。”（朱熹《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对朱熹个人来说，白鹿洞未必具首要意义，因为规模小、时间短，竹林精舍也许才更重要。白鹿洞书院成为中国书院之首、对文教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在朱熹身后。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亲书《白鹿洞书院教规》并颁之学宫，白鹿洞书院从此成为天下楷模。朝廷拔擢之外，民间也将白鹿洞推为理学祖坛。南宋理学三大派的宗主，考亭学派的朱熹，金华学派的吕祖谦，象山学派的陆九渊，均与白鹿洞书院有着深厚渊源——朱熹兴复书院，吕祖谦作记，陆九渊应邀来书院演讲。

朱熹广兴书院，本是要以书院模式改造官学，但在理宗尤其是元初以后，书院逐渐官学化，其固有的乡党之学的意味也日益削除。与此同时，在南宋晚期及元明清三代，朱子理学名义上成为主流官学。然而，朱熹兴复白鹿洞时所弘扬的私学精神，以及他本人的思想学说，终于被扭曲与否定。

二

朱熹亲手拟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需要单独拎出讨论。此前官学学规，多是规训与惩罚的教条，与如今的大学校规或相类似。朱熹拟定的学规，却不斤斤于琐细日常，而着眼于其大者：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

朱熹的态度很明确，书院教学，必以儒家伦理原则为本位，融贯德育与智育、致知与力行。这是对当时科举制下师生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的一种反动。所谓“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明代画家郭诩绘《朱子像》

回到学规，其开篇所言五教之目，乃用孟子之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话看似寻常，却值得再三玩味。

儒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制订严格等级秩序的学说。学规所引孟子此言，却内涵着平等思想，或至少让等级秩序有了充分的弹性。父子之间，不强调儿子服从老子，而是讲二人要亲密无间；君臣之间，不强调臣子对君主的绝对忠诚，而讲二人之间的义也即彼此的道德责任；夫妇之间，不强调妻子对丈夫的依附隶属，而讲二者在性别、分工、责任上都有区别，这与现代男女平等的观念相当接近。所谓男女平等，并非抹杀二者的差异，而是承认二者的差异，但这差异并不是差距；长幼之间，强调秩序，但这种秩序不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更多体现的是尊重与悲悯，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朋友之间，强调信任——这的确是友朋之间最重要的东西了。我忍不住想起今日白鹿洞书院之所以兴复，乃是因为朋友老桥多年的筚路蓝缕、殚精竭虑，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对其亡友、诗人东荡子的生前承诺。

说回来，在早期儒家如孔孟的思想中，尚未形成森严不可变的等级秩序。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给忠君加了前提，并不倡导愚忠。孟子就更激进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是对“君臣有义”最清晰的诠释，君臣之间的责任伦理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服从，若君不义，则臣子无须尽忠，大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事实上，强调绝对等级秩序的，最早是法家而非儒家。后世儒教所谓三纲，源头即在法家。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将等级服从作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而未予任何前提或变通可能。真正援法入儒，缔造三纲的，是汉代的董仲舒，其《春秋繁露》言：“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无所独行。……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到后来班固等人主修的《白虎通》落成，三纲就此成为儒教似乎不可颠覆的律令。然而朱熹独具手眼，从《孟子》中拈出五教之目，对董仲舒以后强调绝对等级秩序的儒教学说予以有力一击。

三

朱熹决非普通人想象中那般泥古不化、极端保守的人物，实际上，无论他的政治思想还是实践，都有着浓厚的激进色彩。

如余英时在其弟子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序言”中所言，中国历史在宋代进入新天地，士阶层趁势跃起，取得新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一阶层中的少数精英更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朱熹解释张栻《西铭》“吾其体、吾其性”时说，“有我去承当之意”，正鲜明地流露了此种志向。以朱熹为典型的宋代士大夫的承当，乃是要以平生道德学问去争取皇帝的支持，从而全面重建新秩序。

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朱熹在地方上任职（有实际职务的时间加一起不过七年多）或奉祠禄（这种带薪赋闲的时期要长得多）时，一直致力于地方局部秩序的重建，如设立社仓、书院，重订乡约，大声武气地反对彩礼等等，这正是“在下位则美俗“。在晚年，朱熹得到为孝宗讲经筵的机会，虽然只有短短四十多天，却孜孜不倦到令孝宗厌倦的地步，苦口婆心到令孝宗离心的地步，而他只管像口永不枯竭的喷泉一样公开言说，往往刺耳如灌夫骂座；总是像头百折不回的倔牛一样与孝宗及其近习较劲，始终坚韧似愚公移山。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领导理学“吾党”，争取到孝宗的支持，推行一场大更改的运动。但他终于未能成功，更在宁宗庆元时期卷入与韩侂胄集团的权斗而被打为伪学宗主，落职落祠（相当于双开）。

朱熹（1130-1200）

朱熹的一生，既是一个得意的理学公知的一生，也是一个失意的理想主义政治家的一生。可惜他公知的面目为人熟知，而政治家的一面却不太为公众了解或至少被有意无意简化了。

四

试以《庚子应诏封事》为例。朱熹这封奏事写于淳熙七年四月（1180年），约于白鹿洞书院开讲后一月。稍早前，孝宗发布《诏举贤良正能直谏者》诏令，要官员勇敢地批评朝政。朱熹此奏，正是响应孝宗号召，而且如狮子搏兔倾尽全力，完全不怕孝宗是在引蛇出洞。

该奏劈头即说：“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将恤民确立为国家之本，而君主正心术、立纪纲则是恤民之本。

接下来话锋一转，开始放手叙述南康军的民生苦楚：“南康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畅，水源干浅……固为贫国矣。而其赋税偏重，比之他处，或相倍蓰，民间虽复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税赋。须至别作营求，乃可赔贴输官……幸遇丰年，则贱粜禾谷，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则扶老携幼，流移四方，视其田庐，无异逆旅之舍。盖出郊而四望，则荒畴败屋，在处有之。”简单说就一句话，百姓为何苦？因为王朝对他们掠夺性的赋税太过沉重。

跟着朱熹抱怨自己一到任就申请减免三项赋税，但朝廷只接受了其中一项，而且还是象征性的。朝廷之所以不肯实质性减税，又是因为要养军队，而这军队，早已腐化不堪，所谓“今将帅之选，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趋走应对为能，苞苴结托为事。……以故到军之日，惟务裒敛刻剥，经营贾贩，百种搜罗。”

怒斥大小军头混账之后，朱熹直接把矛头对准孝宗，“凡此数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务迫趣州县，使之急征横赋，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则曰如是而国可富，如是而兵可强。陛下亦闻其说之可喜，而未究其要，往往误加奖宠，畀以事权”，大概是说，这些弊端，天下谁不知道呢？只有孝宗你不知道，而且还误用佞臣！

宋孝宗（1127-1194）

讲到这里，朱熹实在搂不住火了，开始吓唬孝宗：“窃叹以为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顾独陛下未之知耳。”这好比是揪着孝宗的耳朵大喊：老大，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啊！

朱熹越讲越冒火，进而抨击孝宗心术不正，“纲纪不能以自立……君心不能以自正”，跟着更是地图炮火力全开，“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从上到下，不论皇帝、宠臣，还是宰相、谏臣，朱熹是骂了个遍，然后直接说，老大，你已被你宠爱的近习佞臣架空了，你手上早没有真正的权力了！这后果当然很严重——“民安可得而恤，财安可得而理，军政何自而复，宗庙之仇又何时而可雪耶！”最后这句，可说是放肆到极点，倘若朱熹遇到的不是还要点脸的孝宗，而是乾纲独断、一意孤行的人主，怎么也要给判个十七、八年吧？

果然，孝宗读了此奏后，大怒，要干朱熹。宰相赵雄很有政治智慧，跟孝宗说，“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者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孝宗这才罢手，但对朱熹的厌恶，从此又多一分。

朱熹的这封奏事，清代官修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也收入了，但大加删节，把地图炮一类的话全部删掉，只保留了具体的政事建议。朱熹对孝宗的愤怒咆哮，在几百年后还要被隔代审查消声，令人叹息。

五

朱熹之所以敢对皇帝大声咆哮，乃是因为他有坚守的政治立场。关于他的政治立场，吾妻重二在《朱熹的中央权力批判》一文中有精湛论述。在吾妻重二看来，朱熹是位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士大夫，但并非旨在维持现状的保守人物，而是一位经常以批判眼光来审视现实并渴望改变现实的儒家理想主义者。

为了实现自身政治理想，朱熹不惜批评从宰相到皇帝的所有大人物。朱熹一生中至少尖锐批评过三位宰相：王淮、留正、赵汝愚。这三人在私人关系上甚为密切，王淮举荐了留正，留正又举荐了赵汝愚。他们在思想上都亲近道学，对朱熹原本也保持善意的态度。高傲的朱熹之所以出来做官，与他们的这种态度也不无关系。然而，即使面对位居高位的支持者，朱熹批判起来也毫不留情。他指斥王淮为只顾一己利益而阿谀顺指的小人，对留正说你根本不懂我所以我再也不会为你效力，又跟对他最友好的赵汝愚提出绝交，理由是后者不诚实。

赵汝愚（1140-1196）

这三人对朱熹多少还有容忍，但当朱熹批判的锋芒指向实际上掌握了宰相大权的韩侂胄时，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武将出身的韩侂胄对道学毫无好感，也缺乏教养，骨子里是个专制主义者。朱熹的思想言论在当时有莫大影响力，而在专制时代，影响力从来都是权力的私产，不合时宜的思想与影响对独裁者是巨大威胁，必须清除。庆元党禁兴起，朱熹被作为伪学宗主放逐。他的一系列或真或假的隐私被敌人挖掘出来，其中最严重的指控是对母亲不孝以及娶了两个尼姑为妾等等。对这些指控朱熹并无申辩，但也决不接受。在其《落职罢祠谢表》与《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他昂起高傲的头颅，对指控不屑一顾，对政敌熟视无睹，只强调自己“肝胆轮囷”、“孤忠有在”、“誓坚死守”。这些话哪里有半点忏悔检讨的意味？肝胆轮囷，我的气魄胸怀大得你们无法想象；孤忠有在，我孤独但是忠于自己的立场；誓坚死守，我至死都会坚守一生的理想与原则。在朱子文集中，他常用“狂妄”形容自己的政治言行。即便在遭遇一生中最残酷的政治打击时，他也不曾收起这种“狂妄”。

韩侂胄（1152-1207）

朱熹的“狂妄”，源于其对所秉持道德原则的自信。他相信知识分子是有使命的，这使命就是发扬道统，重建秩序；他相信天理，即便对皇帝，天理也具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以理为基础，他批判并冀图改变现实，他一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自立与理想。他深深知道，天理不仅要在书中、在讲学中捍卫，也要在庙堂与地方的政治现实中捍卫。他写过大量的文字，讲过不计其数的学，但他明白，仅凭精深的文字和有节制的尊严发言是不够的。当人民集体处于痛苦之中却不得救济也无从倾诉时，他必须与人民同在，为他们挺身，为他们站台，并敦促朝廷作出回应。否则，他所有的精深义理都将是空言。

六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他说的是韩愈，可我觉得朱子更担得起这句话。不过，无论在世或身后，朱子始终是悲剧性的存在。

南宋末年理宗提倡道学，朱子道统从此确立。理宗本人纵欲荒政，实在担不起“理”这个谥号。而道统的确立，也实在有着不轻的后果。此后元明清三代，都以道统，以忠孝来维系皇权统治，保卫统治阶层优越的私利。正如刘子健所言，皇朝权力并不是真要实行儒家的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作正面的抗争。就中国专制历史而言，正统也罢，道统也罢，都只是绝大的失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

宋理宗（1205-1264）

回头再看朱子，他的使命感、他所有的努力，始终未能脱出这么一个窠臼：在朝廷的框架下谋划天下之事。这正是他悲剧的根源。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朱子有改变根本性制度的勇气与见识，那对他而言太超前了，并不公平。但我们要认识到，如果今天还有朱子，如果今天的朱子不想再成为悲剧性的存在，那么他念兹在兹的不应该只是恢复道统，重建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并且，此种改变不能指望通过获得皇帝的支持来实现，而应该通过获得能代表以及动员民众的各阶层精英的支持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