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作者单位：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系。
破解“存在”的秘密，是一切哲学思想的聚焦点；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则构成各种哲学思想的分水岭。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原则分歧在于，后者总是把“存在”视为某种超历史或非历史的存在，因而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正是以“改变世界”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研究“现实的历史”；而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则形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
毫无疑问，《资本论》是由经济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人们往往只是把《资本论》视为关于“资本”的经济学巨著，或者仅仅认为《资本论》包含某些哲学思想，而不是把《资本论》视为关于“存在”的哲学巨著。然而，正是这个由经济范畴构成的宏伟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的描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史无前例地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秘密。
关于“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出这样的论断：“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关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正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表述了他们与“独立的哲学”的原则性分歧：“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这个原则性分歧，深刻地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的原则立场，即以“现实的历史”为对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
对于如何理解和把握“现实的历史”的“存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深刻的比较：“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4]这就是说：作为经济学家的李嘉图是把“人”归结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物”的“存在”；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则把“人”归结为“观念”，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观念与观念”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观念”(“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则是在“物与物”的关系以及“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中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的运动逻辑中揭示历史运动的逻辑。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上，马克思不仅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对“观念”与“现实”关系的颠倒，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颠倒的现实根源，并且睿智地实现了以现实为基础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体系的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5]而这种“改装”的现实基础则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受物与物的关系以及观念与观念的关系的统治。这表明，在对黑格尔的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既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对“现实的历史”的形而上学改装，又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改装所蕴含的“现实的历史”；既尖锐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屈从于逻辑”，又自觉地实现了以逻辑的运动去展现“现实的历史”。因此，只有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哲学批判，才能理解马克思如何从物和物的关系以及观念和观念的关系中揭示出人和人的关系，从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中揭示出人们之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进而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现实的历史”——存在——的秘密。
关于经济范畴与人的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出这样的说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6]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这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点，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
关于经济范畴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7]“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8]由此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马克思进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10]
马克思所阐释的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范畴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对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重大意义在于，“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1]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把“人体解剖”作为“猴体解剖”的“钥匙”，通过分析“比较具体的范畴”而把握“比较简单的范畴”，通过考察“比较发展的整体”而透视“比较不发展的整体”。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论》，并非仅仅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且是通过揭示“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而实现对全部人类生活形式即历史过程的揭示。
《资本论》表明，马克思不仅把自己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统一起来，而且把“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统一起来。正是在这种统一中，《资本论》不仅破解了资本的秘密，而且破解了“存在”的秘密；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特殊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概括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集中地体现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资本论》不仅是关于“资本”的“资本论”，而且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
构成《资本论》的出发点的经济范畴是商品。对此，马克思的论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2]然而，仔细阅读和深入研究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所考察的商品，并不仅仅是构成“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而且是表现“人的存在”的“元素形式”。马克思的经济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在《资本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上得到深刻的体现。
《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的本质是商品的二重性。“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13]“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因此“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14]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交换价值”则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15]由此就构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如下的矛盾：“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16]商品作为用来交换和出卖的劳动产品，它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的根据何在?它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和交换价值的量的差别的根据何在?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7]即劳动的二重性。正是这个枢纽点，构成《资本论》破解存在的秘密的切入点。
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二重性的基础上提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18]在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中，人类的“现实的历史”——劳动——在商品的二重性中凸显了自己的二重性，这就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商品作为劳动产品的“抽象劳动”。正是《资本论》所揭示的劳动的二重性，为理解“现实的历史”即人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切入点——人自身的二重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作为自然的存在，人需要自然的满足，而这种自然的满足是通过人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劳动——实现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商品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人的具体劳动，就是以各种具体形式创造出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物”，也就是把外部自然变成“合目的性”的存在。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具体劳动，正是在“现实的历史”中体现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这表明，在商品中所体现的人的自然性，已经不再是与历史无关的抽象的自然性，而是以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自然性。由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形成的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那种“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并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旧哲学的存在论，在《资本论》的烛照下，它对“存在”的理解的非现实性被暴露出来。
人的自然的历史性或人的历史的自然性，表明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这就是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即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深刻地体现为商品的二重性及其所蕴含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它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则“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9]也就是说，从商品的交换价值上看，商品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20]商品价值就是“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21]“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独特的社会的性质。”[22]劳动的社会性质表明，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一样，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首先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及其所蕴含的人的抽象劳动之中。商品的交换，本质上是劳动的交换；劳动的交换，构成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这个著名论断，正是在《资本论》所阐述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点——劳动的二重性——获得了真实的思想内涵，从而为破解“存在”的秘密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秘密的现实基础是劳动，而马克思破解劳动秘密的直接对象却不是劳动而是劳动所创造的商品。通过阐发商品的二重性而揭示劳动的二重性，通过揭示劳动的二重性而凸显人的存在的二重性，从而揭示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这深切地体现了马克思睿智的哲学思想：“感性具体”只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从“感性具体”出发无法直接达到把握现实的“理性具体”；与此相反，只有从“理性抽象”即“最简单的规定”出发，才能达到“理性具体”即“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和”。因此，只有通过对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分析去理解全部的历史，才能真实地展现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破解存在的秘密。这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理论自觉。
《资本论》直接呈现给人们的是由一系列经济范畴所构成的理论体系，离开这些经济范畴及其逻辑关系，就不存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构成《资本论》的经济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又是马克思自觉地以思维的规定把握现实的规定的产物，离开思维对现实的认识论自觉，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逻辑体系；《资本论》以思维的规定所把握的现实的规定，是在商品、货币、资本、地租、利润的“物与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它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24]离开“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商品、货币、资本、地租、利润等全部经济范畴及其逻辑关系。这是《资本论》所实现的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统一，也是《资本论》所实现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就是列宁所说的作为“大写的逻辑”[25]的《资本论》。
《资本论》作为“大写的逻辑”，它是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相统一的历史的内涵逻辑，它的概念、范畴是推进、深化认识“现实的历史”的阶梯和支撑点。如果说由商品的二重性到劳动的二重性揭示了人的存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那么由普通的商品过渡到揭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秘密，则揭示了人类存在形态的历史内涵，特别是揭示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内涵。
人的存在是在劳动的历史中展开的，人的全部社会关系是在用以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历史性的交换过程中构成的。商品价值的实现方式及其历史发展，在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解中具有重大意义。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表明，作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26]这就是说，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是构成一切社会形式的自然条件；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性质相反，形成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则是构成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基础。因此，只有揭示抽象劳动的交换得以实现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转换，才能揭示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历史形态的变革。
关于交换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关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货币章”中作出深刻的论证。他说：“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7]这表明，“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28]货币的秘密就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特殊的商品，即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由此所形成的商品社会的现实是，“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29]货币成为“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30]这表明，人们的普遍联系在普遍交换中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由此便构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的存在方式。
正是基于对价值形态的历史性的考察与分析，马克思对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作出如下的著名论断：“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存在，决不是“独立的哲学”所说的抽象的人的存在，而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正因为马克思关于人的历史形态的论断是基于对“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实现方式的分析，即对“货币”所表现的“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论断，就不仅是描述性地概括了人的存在的历史，而且是反思性地揭示了人的现实存在的秘密：人的社会关系体现为物的社会关系，因此人的存在成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即现代社会的人的存在。
应当深入思考的是，马克思不仅作出上述论断，而且对这个论断作出如下的哲学阐释：“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黑格尔哲学，其“绝对精神”的哲学理念并不是超然于时代之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即“人的独立性”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深刻地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他的存在论批判之中。因此，同样值得深思的是，哲学界经常引证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历史形态的论断及其解释，恰恰是在似乎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资本论》手稿的“货币章”中作出的。这表明，离开马克思的“对现实的描述”的《资本论》，离开《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强调他的哲学与“独立的哲学”的原则区别，即他的哲学只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资本论》揭示的“现实的历史”，是以资本的逻辑为内容的充满矛盾的运动。正是通过对资本的充满矛盾的运动的考察与分析，《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的现实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关于资本的逻辑，首先，马克思着力地考察和揭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33]即“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通过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运动的逻辑：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运动逻辑，以货币为动机和目的的运动逻辑，以货币增殖为内容的“没有限度”和“没有止境”的运动逻辑。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构成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历史”，又构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二者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前者是W—G—W，后者则是G—W—G。“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W—G—W，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而在“G—W—G”的流通形式中，则是“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马克思说：“在运动中通过这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34]这表明，作为货币的货币，即流通过程中的“为买而卖”的货币并不是资本；只有流通过程中的“为卖而买”的货币才成为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在这种区别中，资本已经表现了自己的特殊的运动逻辑：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运动逻辑。这个逻辑表明，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已经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5]
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不仅在于W—G—W与G—W—G的流通形式具有相反的次序，而且表现在二者具有不同的结果。“在W—G—W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相反，G—W—G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36]这就是说，在W—G—W的循环中，货币只是一种中介，而动机和目的则是商品本身，即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因此“消费”是构成这个循环的根据；与此相反，在G—W—G的循环中，商品却成为中介，而动机和目的则是货币本身，即并非直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交换价值，因此，不是“消费”构成这个循环的根据，而是作为等价物的“货币”成为这个循环的根据。在这种区别中，更为深刻地显示了资本的特殊的运动逻辑：以货币为动机和目的的运动逻辑。这个逻辑表明，商品(货币)拜物教已经成为统治人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不仅造成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异化，而且造成人的整个生活意义的异化。这是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总体性”的存在论事实。
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它们在流通形式上的不同，特别是在这两种次序相反的流通形式中所隐含的动机和目的的不同，表明在G—W—G的流通形式中，隐藏着一个深层的秘密，即作为起点的货币与作为终点的货币，并不是等量的货币。在W—G—W的流通形式中，以出卖某种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再去购买另一种商品，作为出发点的商品和作为终点的商品，二者的价值量是相等的，但其使用价值是不同质的。这表明，“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变换”，是W—G—W的运动的内容。这正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商品交换。然而，在G—W—G的运动中，却似乎是无内容或同义反复的，因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而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对于这个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G—W—G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37]因此，作为货币的资本，它的流通公式并不是G—W—G，而是G—W—G′。“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这不仅是“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而且是“产业资本”的运动形式，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38]这个总公式表明，以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并不是无内容的同义反复，而是货币成为“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39]价值增殖，或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构成资本的运动逻辑。
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它们所构成的运动逻辑，最本质的不同在于：“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40]在G—W—G′的公式中，“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41]这表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42]以价值增殖为动机和目的的没有止境和没有限度的资本运动，这就是资本运动的逻辑。正是在这种没有止境和没有限度的资本运动中，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即资本作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事实。
《资本论》对这个“现实的历史”的根本性追问是：在G—W—G′的没有止境和没有限度的资本运动中，货币如何成为增殖的货币?这是构成资本运动的逻辑的现实基础，因而才是构成“现实的历史”的“存在”的秘密。对此，马克思提出：“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3]这个辩证命题的现实根据就在于：在G—W—G′的运动中，“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44]这就是说，在G—W—G′的增殖运动中，“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45]正是通过对劳动力这一独特的商品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也就是对活劳动与死劳动(资本)的全面考察与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运动的现实基础——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现实基础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46]
《资本论》所揭示的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表明，资本的运动之所以可能，在于“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47]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现实的历史”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结论。
“对现实的描述”即揭露资本运动的逻辑，构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构成作为存在论的《资本论》；但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却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人类解放的旨趣与解放的现实道路的揭示，批判的辩证法与“对现实的描述”，它们不可分割地统一构成作为存在论的《资本论》。离开《资本论》，离开《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运动的逻辑，就既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的全面发展的解放论。
在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直存在两种倾向：或者由于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而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者由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否认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马克思对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与他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这是作为存在论的《资本论》给予我们的极其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只是揭露“现实的不合理”，而前者则是批判“不合理的现实”。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立足点是人的“现实的历史”。在《资本论》中，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重性，直接地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并深层地体现为创造使用价值和构成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48]因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9]
马克思的《资本论》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作为“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两大发现”，因而构成马克思关于“现实的历史”和人类解放学说的真实内容。深入地研究《资本论》并自觉地阐发其存在论内涵，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首先，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为基础，因而是一个现实的而非虚幻的历史性的实现过程。在人的历史活动中，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总是“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即人的历史活动总是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先前的人们所创立的历史条件。“历史条件”构成人的“历史活动”的前提，因此，人们的历史活动就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们的价值理想就不是虚无缥缈的。历史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人的发展实现于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同时，人作为“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又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从而凭借这种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把发展自己的理想变成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也就是实现人的自身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存在论的《资本论》，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中，揭示了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中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从而为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展现出一条历史必然道路。把奠基于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价值理想的追求归结为某种历史目的论，只能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
其次，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片面性是历史的发展形式。作为“现实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它“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较之自然经济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创造形成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各种要素。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创造文明的逻辑，又是资本作为社会关系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由资本的逻辑所形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既尖锐地暴露了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异化状态，又为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状态提供了前提条件。非历史地看待资本的逻辑及其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只能从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回空想社会主义。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所蕴含的“解放的旨趣”一再提示人们，人类的当代使命，决不仅仅是使人的“独立性”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而且必须使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物”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或不同的学科去理解和阐释“现实的历史”，然而，人们无法否认的是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所造成的“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事实。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这既是作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所追求的价值理想，也是超越了抽象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
《资本论》所揭示的“存在”的秘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0]“现实的历史”是由历史所构成的现实。它不仅是不能“跳过”的，而且是必须通过它的充分发展才能自我扬弃的。因此，探索《资本论》所揭示的存在的秘密，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宣示对“现实的历史”的否定，而是以理论的自觉把握“现实的历史”，并为缩短和减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痛苦提供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思想。面对“现实的历史”，在关于现代性和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中，我们不是能够从《资本论》中获得更为深层的存在论解释和更为合理的行为选择吗?
华侨大学现代社会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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