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桑志华先后4次考察泥河湾，足迹踏遍了整个泥河湾盆地。
博物馆的兴衰演变是一座城市社会与文化背景的折射，也是反映城市发展进程的标志。在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天津外国语大学院内，有一座砖混结构的三层西式建筑，被列为天津市重点保护历史风貌建筑，这就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北疆博物院”旧址。北疆博物院与河北大学前身、天津工商大学有着莫大的渊源。由于和工商大学同在一个大院里，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大学互通互补，犹如一体。1927年5月出版的《工商大学校刊》第一期载文说：博物院“裨益于该大学学生，良非浅鲜”，“事实上，该院固无异为本校之科学图书馆，本校所授的哲学及高中之生物学各项课程，须要任何标本参考，均可立致，而于有研究兴趣之各教授与师生均着先鞭，耳闻目睹，无形中本校师生研究学术之风气，自然比较浓厚也”。
一、北疆博物院的创办历史
1914年3月21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甫、动物学博士黎桑（Paul Emile Licent，中文名桑志华，1876-1952）来到天津，挂名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传教区，在该教区天津崇德堂工作。1923年，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来到中国，与桑志华一起建立了 “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桑志华的考古探险活动进入辉煌时期。1923-1946年间，考察团长达20余年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行程近50000公里，遍及300余个野外考察点，采集动植物、岩矿、古生物和古人类等标本，发现了世界上罕见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地点，其中包括国家5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水洞沟。
水洞沟遗址
随着桑志华考察探险活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珍稀标本被发掘出世，创建博物馆的计划也被提上日程，很快就被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总会长魏恩兹神甫、中国北方耶稣会会长金道宣神甫采纳，同时获得了法国外交部的资助。1922年，在英租界的马场道建起了北疆博物院第一座建筑——北楼。1925年，在北楼西端，建成与北楼相通的陈列室。1925年5月5日下午，北疆博物院举行正式开馆仪式。桑志华将其命名为“Musée Hoangho Paiho”, 意即黄河、白河博物馆（当时的海河称为白河），中文名为北疆博物院。博物院展出了植物标本2万种，动物标本3.5万种，岩石与矿石标本共7000种，动物骸骨化石1.8万公斤，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动植物分布地图133幅，照片3000余张，以及关于人类学、工商业和农业的调查报告，同时还举办不定期的讲座，为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和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1929年在北疆博物院北楼南侧进行了扩建，建成与北楼平行排列的南楼。南北两座建筑以通道相连接，使北疆博物院建筑外形形成了“工”字形完整格局。
北疆博物院旧照
上世纪30年代，北疆博物院已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博物馆。瑞典国王太子、英国公主均曾来北疆博物院参观，各国驻华公使更是这里的常客，也引起了被誉为超级古生物迷的日本裕仁天皇及皇室成员的特别关注。1930年，日本皇宫大学邀请桑志华赴日演讲；1932年，日本天皇指示陆军本部参谋长致信桑志华，表示愿意出版北疆博物院的所有著作；1934年11月5日，天皇的妹妹Kuni及其丈夫Otani（日本僧人的最高领袖）前来北疆参观；1938年，日本亲王Yama参观北疆博物院；1938年9月，接替桑志华担任北疆博物院院长的罗学宾与德日进、汤道平一起，还专程去日本做了一个月的访问学者。北疆博物院作为近代中国早期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博物馆之一，在20世纪20-30年代享誉世界，在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上和生物、地质、古生物等科学发展上起过重要的作用。
北疆博物院南楼图书室
二、北疆博物院的沧桑起伏
北疆博物院在一段短暂辉煌之后，经历了长期的冷落、停滞。现在大部分关于桑志华和北疆博物院的记忆到1937年戛然而止，无论是建筑本身还是那些创建者。他们后来的故事，对于大多数天津人来说，已经没有了切身的记忆。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北疆博物院的工作基本停滞，桑志华的工作被迫中断，迫于战乱，1938年桑志华离开中国。1939年天津遭受水灾，北疆博物院的一部分藏品被迁到北京法国使馆附近新建的博物院内。 1940年北疆博物院的南楼清空后租借给天津工商学院（河北大学前身）使用，北楼一层、二层借给天津工商附中（法国教会中学）做学生宿舍，北疆仅留下陈列室和三楼标本库房。后北楼归还给北疆。1952年天津市文化局接管北疆博物院，成立天津市人民科学馆。1953年11月，北疆博物院陈列厅再次对外开馆。当时展品按古生物及矿石、脊椎动物、动物进化、农业病虫害四大类，分放在不同的陈列室。1958年，在北疆博物院的大楼里，正式成立并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翌年，陈列展览和办公地址又从北疆博物院迁到位于马场道272号的原英国跑马场，北疆博物院大楼变成为收藏珍贵标本的库房，从此逐渐淡出人们视线。
北疆博物院
三、北疆博物院的修缮复出
1995年，天津市领导视察位于马场道天津自然博物馆时说:“天津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历史上不仅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商埠，而且是一座文化名城，历史给我们留下许许多多宝贵的财富，这是天津人民的骄傲，也是天津走向世界的重要条件。”同年，市领导视察北疆博物院旧址库房后进一步指出:“保护好这些历史文物是我们这一代人重要责任，要把这件事列人政府重要议事议程，要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为“妥善保护好文物”，进一步发挥馆藏标本的作用，1997年市政府拨款1亿元，于1998年改扩建天津自然博物馆，拥有3400平方米的新库房，当时将18万件标本迁入，缓解了北疆博物院旧址库房的压力，但因受库容量所限，仍有20万件标本存放在旧址库房。2003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市文化局补部分缺口）对北疆博物院旧址建筑进行了一次修缮，并对库房安防、消防报警系统等进行了设计、安装，但仍然作为库房使用，满足不了开放要求。
北疆博物院
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也将迎来天津自然博物馆建馆100周年暨桑志华来华科学考察100周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决定以此为契机，将一直用作库房的北疆博物院从封存状态中挖掘出来，与中外学者共同研究恢复其历史原貌，同馆藏文物以及它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一起展示给公众，发挥其应有的陈列展示、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功能。天津自然博物馆在多方的支持下，多次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北疆博物院修缮项目作出了完整的规划。北疆博物院的修缮，整体秉承修旧如故的原则，对室外地面、建筑外墙、室内装饰、墙体、地面等处进行了维护与修复。修缮复原的同时，又加入了智能化照明控制、消防系统、安防控制系统、计算机网络、空调等一系列办公、文保、科研所需的现代化设备，对北疆博物院旧址建筑实施了全面修缮及改造提升。这座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第一流的博物院”的中国北方第一座自然博物馆的大门于2016年1月22日正式开启。 北疆博物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集动物、植物、地质、古生物、古人类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博物馆。重点收藏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及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自然科学标本。馆藏标本已达40万件，居全国同类博物馆之首，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
北疆博物院展品
北疆博物院展品
北疆博物院展品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北疆博物院历经了近百年的积淀，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不朽宝贵财富。从1914年桑志华来华到今天，北疆博物院经历了西学东渐、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和发展的历程，经历了由外国人到中国人管理的转变，经历了馆址的变迁，也经历了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的历程。它记录着中外学者那种钟爱事业的、绵绵不断的真情和努力，它将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融的结晶永世长存。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当铭记于心，感怀于胸。
北疆博物院
【校史回眸】（三）北疆博物院的缔造者——桑志华
简介
桑志华（1876～1952），原名保罗·埃米尔·黎桑 (Paul Emile Licent) ， 来华后取名“桑志华”；北疆博物院创建者，生物地质学博士，法国著名地质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1895年入耶稣会。1914年3月25日，桑志华经西伯利亚抵达天津，挂名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传教区，在该教区天津崇德堂（今营口道24号，承德道17号）工作。
桑志华
从明末清初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开始，法国耶稣会即与中国的科学发现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1869年，法国神甫阿尔芒·戴维在四川发现了大熊猫；同时期，法国耶稣会士韩伯禄在长江流域采集大量动植物标本，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即今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前身）。这些发现激发了桑志华对东方的强烈兴趣，他在大学攻读时就渴望到东方古老的中国考察那里与法国迥然不同的地质生物状况，想亲眼看一看新生代时期喜马拉雅运动形成的世界屋脊，为什么竟然比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高出4000多米！那里的地质生物是个谜！他为了解开这个谜，于1913年来到中国，喜马拉雅山没有去成，倒是迷上了黄河。8年来他沿着黄河，一边传教一边调查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地质和物产，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之用。在来往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旅途中，桑志华发现白河流域的地质和生物也很有特点，便几次溯流而上到延庆、赤城调查。
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的黄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英制品之后，便萌生了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念头。不久，两位天主教神甫莫斯塔特和德维尔特告诉他，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更激起桑志华考察古人类遗址、收集遗物的劲头，几年来的奔波，收获颇丰。
水洞沟桑志华蜡像
桑志华的“科学旅行”以徒步为主，偶尔与沙漠商队同行，随身携带猎枪、观测仪器（罗盘、测斜仪、海拔仪）和地质锤、网具、毒瓶等采集工具，随时采集标本，随时记录行程、采集情况并绘制地图。至今，北疆博物院的库房里依然保存着桑志华使用过的昆虫采集网、采样瓶、野外考察用的三条腿的小桌子等考察工具，以及大量考察时绘制的地图资料。每次出行，桑志华都要带上自制的三色旗，上面有“法国进士”、“中国农林谘议”及一个大大的“桑”字。所谓“法国进士”，乃对应其博士学位；而“中国农林谘议”一职，是1917年桑志华拜访北洋政府农林部时随便讨取的一个虚衔。
桑志华三色旗
据说，桑志华采集的标本累计起来可达10米之高。由于当时交通工具落后，他雇用了7辆5套牲口的大车和18匹骡子及骆驼进行运输。最初，这些标本存放在天津崇德堂内，因标本堆积太多，这所二层带地下室的小楼已经无法存放。恰巧当时法国政府决定在天津创办“天津工商大学”（河北大学前身），校址选在马场道141号，次年开工。当桑志华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极力建议在建大学的同时建一所博物院。他四处奔走呼吁“为保存搜集之物，博物院之设立，实为急务”。他认为，在中国北部尚无完善的地质研究院的情况下，“若在大学特设一科，专为研究华北矿农及其它各种之来源，此时似难以办到。然而为便利华人及外人关心华北之经济情形及科学上之各种问题起见，博物院之设立实不可少。”这个建议最终得到了献县天主教耶稣会金道宣院长的支持，答应予以资金上的赞助。欣喜之余，桑志华又为馆藏标本的事发愁。8年来他个人收集到的几万件动物、植物和矿物的标本显然远远不足。怎么办?思来想去，有了两条主意。
第一条是缩小馆藏标本的范围，仅限于黄白两河流域，以研究黄白两河流域的农矿地质及动植物为限，起名黄河白河博物院。但是，当1922年9月23日博物院大楼竣工后，同仁们一致认为可以称得起北中国的第一所自然博物馆。作为首任院长的桑志华几番斟酌后，正式命名为“北疆博物院”。
第二个便是写封呼吁信，请各地的传教士们帮助寻找和收集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动物的骸骨和化石，各种植物、矿物中有价值的标本和化石，古人类的石器及各种历史古物，为即将建成的博物院补充标本。他还特别提到口北道一带的标本尤为缺乏，殷切希望直隶北部教区的同仁们能提供当地的标本，那怕是这方面的信息也好。
桑志华与友人合影
1922年亲自主持北疆博物院大楼的建筑施工事宜，4月23日开工，9月23日告竣，落成之后为表示庆祝，1923年4月3日在天津市开了一个科学研究会，桑志华和德日进教授做了演讲，并把多年来在内蒙地区搜集的历史古物展览出来。
从1914年开始到1925年，桑志华间关跋涉，历经3万余公里，始终以持久的毅力进行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三万种之植物，三万五千种之特种木质性物，各种奇异难言之哺乳类及爬行类动物，二千种关于人类学及生物学最有价值之标本，七千种关于岩与矿质之标本，皆系沿途所得者。此外尤有一万八千基罗之第三及第四地层之动物骸骨，以及各种关于人类学、工商学、农学之报告。”整个调查工作分三步：首先，循序调查黄河流域与白河流域及直隶海湾，极力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地质、植物、动物、经济、人类等学之用。其次，刊行各种地质调查情形的著作以及专家的报告。最后，将所得各种研究地质学的资料分送欧洲各科学研究院及将在中国设立的科学研究院。
桑志华在北疆博物院所用打字机
北疆博物院
1925年桑志华先后4次考察泥河湾，足迹踏遍了整个泥河湾盆地。1926年9、10月间，他又陪同二度来华的德日进到泥河湾进行调查。他们确认了分布于盆地的丰富沉积物的重大科学意义，认为非常接近欧洲意大利的维拉弗朗地层。他们大量收购化石送回天津北疆物院。从此以北疆博物院为大本营，南屯和泥河湾教堂为工作站，在当地百姓和传教士的帮助下进行了孜孜不倦的调查和采集。1929年桑志华不顾劳累，先后4次赴各地考察，用他的话说叫“科学旅行”。其中一次就是于7、8月间再次赴泥河湾调查。德日进对他的评价是：“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对桑干河的动物群则仍然一无所知。”他先后又去了蒙古、宣南桑干河、正定之西、北平等地，搜集到各种动物学标本，如哺乳类动物、禽类、鱼类、爬蛙等，及沿途所见之植物岩石、矿石，特别是获得了极为罕见的亚洲种羚羊数头。
桑志华在实验室
1930年，桑志华等人将一年来研究结果，相继在中国地质学会作8次讲演报告。而博物院的研究成果至迟在1924年就已由该院出版了《天津北疆博物馆丛书》，到1934年时已出版33种著述。 1936年，桑志华于汤道平科学旅行归来，带回来不少奇珍化石，特别是有一整套象牙骨。第二年，就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桑志华在汤道平陪同下又照常出外科学旅行。9月30日回到博物院，路上遇到了不少困难。这是他在担任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长期间所做的最后一次科学考察。
1938年5月13日桑志华应召返回法国。此后定居巴黎，直至1952年去世。在纪念泥河湾遗址重大科学发现80周年之际，人们没有忘记缅怀他的功绩。
桑志华在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