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谓我心忧：读程十发《杨升庵簪花图》

《杨升庵簪花图》的创作缘起，程十发在画题中简略记叙：“陈洪绶有升庵簪花图，今余亦写一本，前后三百年笔墨有疏，题材意趣或似相同乎？”

陈洪绶曾画过一幅《升庵簪花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程十发正是仿此图而作。此图绘明代名臣杨慎之事。杨慎，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滇南戍史等。杨慎于明武宗正德六年状元及第，授官翰林院修撰，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嘉靖三年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嘉靖皇帝，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乐府纪闻》称杨慎“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陈洪绶的画中即是描绘这一场景，杨慎于醉酒之后以红粉敷面，头上簪花，放浪不羁，携两名女伎同行。

升庵簪花图

陈洪绶

明代

绢本设色

143.5×61.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杨升庵傅粉簪花故事在明末颇为盛行，王世贞《艺苑卮言》及谢在杭的《滇略》都有所记录，这一故事甚至后被编入杂剧，为世人所知。这一故事在明末盛行应当是有其原因的。晚明时期，从万历朝至崇祯朝，朝堂党派纷争频繁而激烈，加之内忧外患，政治晦暗，许多士人难以申志抒怀，士风较之前发生很大变化。晚明士人对彰显独特个性的追求远远大于对符合儒家规范的完美人格的兴趣,尤其是狷狂癖病受到大家的欣赏和追捧，“病”代表了超越世俗、平庸的“真”和“奇”。杨升庵傅粉簪花携妓而行，身处困顿之中不畏世俗眼光，恰合了晚明士人所赞赏的才子个性，尤其是这份狷狂之中似乎还有着几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苦闷与仓皇。

在《升庵簪花图》中，陈洪绶对杨慎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入表现。画中的杨慎宽袍大袖，体态微曲，倔强昂起的头上簪满花枝，形貌桀骜不羁，双目似醉非醉，他身后的两名女子一人捧觞一人持扇，轻松的表情与杨慎的落寞失意截然不同。画中的树石古朴苍劲，与人物衣饰圆劲流畅的线条形成对比。陈洪绶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9），绘制此画时约四十岁，正是大明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陈洪绶的迷茫与黯然正与贬谪云南的杨升庵心境相通，借画抒怀。

杨升庵簪花图

程十发

1987年

纸本设色

83×50cm

程十发在《杨升庵簪花图》中的构图与陈洪绶却不尽相同，人物性格的表现也有所区别。簪花拽杖的杨升庵眉目中透着一丝坚毅，昂首远视旁若无人，两名女侍在升庵先生的前方，一人捧书册，一人持花枝，回首顾盼间神情清淡无悲无喜，人物身后的古树虬枝屈曲，枯藤盘旋蜿蜒于树上。与陈画不同的是，程十发将捧觞执扇的女侍手中物品换成了书册和花枝，器物图示的转换承载着画家个人意欲表达的新的象征意义，三百年后的画家程十发对杨升庵簪花醉酒的苦闷与失意又注入了新的个人认知，这种认知的出发点与陈洪绶相仿，既是基于历史的，也是基于现实的。“前后三百年笔墨有殊，题材意趣或似相同乎？”画家将个人的生命体验注入到历史的长河之中，与前人的人格典范、时代脉息隐隐相通。

杨慎是否真有簪花醉酒其事尚有待考证，《明史·杨慎传》中记载他在滇南三十年，戍卫有责，击退作乱贼寇，并称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杨慎在谪戍云南后博览群书，著述颇丰，并时常作诗文咏志。其中一首《临江仙》，清初文学家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时将其引为开篇词，广为传颂，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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