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文体学视域中隐喻的分类与翻译路径研究 ——以《尘埃落定》的英译为个案

本文原刊《外语学刊》2021年第2期

第90-96页，已获作者授权，特此致谢！

认知文体学视域中隐喻的分类与翻译路径研究

——以《尘埃落定》的英译为个案

邵璐  于亚晶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275）

提要：隐喻具有形象性、简洁性、含义不确定性等特征，一直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现代隐喻历经40年发展，形成较完整理论体系，然而对于隐喻翻译的研究却不够深入。本研究以认知文体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西方隐喻分类标准和翻译策略，分析汉语隐喻独特特征，尝试其分成3类：概念隐喻、意象隐喻、意象图示隐喻，以《尘埃落定》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从认知和文体两个维度分析隐喻成因和效果，进而对3种隐喻提出不同翻译路径。

关键词：隐喻翻译；认知文体学；意象；《尘埃落定》；葛浩文和林丽君；阿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认知文体学视域下阿来小说地域特征性及汉英平行文本对比研究”(14CYY002)和中山大学文科重要成果专项培育“'一带一路’国家与地区当代中国文学的外译传播与接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隐喻可以提高文字表现力，是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西方现代隐喻研究历经40年发展，成果卓越。相比之下，英汉之间的隐喻翻译研究发展略显缓慢，有学者（Newmark 1988，Toury 1995，Schäffner 2004，胡壮麟 2019）提出隐喻分类方法和翻译策略，然而，研究多集中在英语隐喻的外译情况，如英译汉、英译法、英译德、英译阿、英译俄，这些研究中的隐喻分类方法多是根据英语语言特征而划分的，不完全适用于汉语。那么，如何在借鉴西方隐喻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找到适合汉语隐喻的分类方法和翻译路径，是目前国内隐喻英译研究的重点。

《尘埃落定》

阿来的代表作《尘埃落定》诗化语言特征明显，其中包含大量隐喻，是进行隐喻翻译研究的良好范本。《尘埃落定》的英译本（Red Poppies）由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与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合作完成。《尘埃落定》讲述川藏交融地带最后一批土司的没落与消亡，是藏族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品。有关藏族文学作品的英译研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课题之一，有助于向世界宣传藏族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包容性与多样性特征（邵璐 2020：82）。然而，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性，带有藏族文化特征的隐喻翻译需要更复杂的认知与识解过程，是翻译研究的重点话题。

2 隐喻的发展

隐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起初隶属于修辞学范畴。修辞学认为隐喻只是语言层面的表达。上个世纪80年代，隐喻研究发生认知转向，Lakoff等学者首次提出隐喻体现的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存在于文学语言中，也大量存在于非文学语言中。主要成果有概念隐喻理论（Lakoff，Turner 1989；Lakoff 1992；Lakoff，Johnson 2003）、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Turner 2002）、隐喻识别理论（Steen 1994，Steen et al. 2010）以及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生态隐喻理论（Falck 2018）等。

其中，概念隐喻理论对于隐喻的发展影响最大。Lakoff和Johnson（2003）以英语语言中最基本的隐喻为例，如TIME IS MONEY、LOVE IS A JOURNEY、ARGUMENT IS WAR等，详细解释隐喻形成背后的认知机制，证明了隐喻存在的普遍性。然而，二位学者的案例多数源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主要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学作品中的隐喻。日常生活中的隐喻一般不具有新奇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文学作品中的隐喻往往具有即发性、个性化、新奇性等特征，有时会超越正常思维习惯，甚至和逻辑完全相反，这些隐喻的“突发”状况都是概念隐喻理论未曾涉及的。

3 隐喻的翻译研究

相对于现代隐喻研究的迅速发展，隐喻翻译研究起步稍晚。学者们多采用先分类、再翻译的方法。Newmark（1988：106）提出6种隐喻类型：死隐喻、常见隐喻、普通隐喻、转换隐喻、新鲜隐喻和原创隐喻，并进一步为普通隐喻（stock metaphor）提供7种翻译策略：保留源文本意象、替换成目标语言意象、转换成明喻、转换成明喻+释义、释义、删除、保留源隐喻+释义。Toury（1995）将隐喻翻译策略归纳成4类：译成相同隐喻、译成不同隐喻、译成非隐喻形式、删除。Schäffner（2004）将其分为3类：替代、释义、省略。不可否认的是Toury和Schäffner的隐喻翻译研究都受到了Newmark的影响。近年来，有学者从认知角度进行隐喻翻译研究（Schäffner 2004，Kövecses 2005，Maalej 2008）。由于汉英之间的差异性，针对英语的隐喻分类标准并不适用于汉语。国内学者在研究隐喻翻译策略时，多是沿用Newmark和Toury等人的隐喻翻译策略，而跳过了隐喻分类这一重要环节。

传统的文学或文学翻译研究注重对文本的分析，认知语言学则注重人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Steen（2002：186）提出文本是认知的产物，文本刺激人类认知。上个世纪末，在认知科学与认知语言学发展的浪潮下，认知文体学随之诞生。认知文体学注重语言选择与认知结构、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Semino，Culpeper 2002：Ⅸ），是理性方法与主观感受的结合，主要应用于小说或诗歌的文本分析。本文尝试运用认知文体学方法，以隐喻中意象为主要考虑因素，探寻汉语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的分类方法及其翻译路径。

4 《尘埃落定》中隐喻分类与翻译路径的认知文体学分析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可以分成3类：概念隐喻、意象隐喻、意象图示隐喻。概念隐喻是人类在体验和认知世界过程中形成的，是用具体熟知的事物来理解抽象新颖事物的方法。概念隐喻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普遍存在于非文学作品中。意象隐喻和意象图式隐喻一般只活跃于文学作品中，具有新奇性、即发性、个性化特征，并非普遍存在于人类认知系统中，每种文化的意象都是不同的，甚至每部作品中出现的意象隐喻都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译者在翻译隐喻时，就有必要区分哪些隐喻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概念隐喻，哪些隐喻是具有文化烙印和作者特征的意象隐喻。鉴于意象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独特作用以及汉英意象的差异性，这种区分更是必要的。

4.1 概念隐喻的翻译

概念隐喻在非文学语言和文学语言中普遍存在。Steen（2008：220）发现在学术话语、新闻话语、小说、日常对话中，99%的隐喻属于传统隐喻（conventional metaphor）。尤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更喜欢使用传统隐喻来交流，而不是新奇隐喻（novel metaphor）。但是在文学作品中，新奇隐喻却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以We’re driving in the fast lane on the freeway of love（Lakoff 1992：8）为例，“高速路”和“快车道”并不是形容“爱情”的传统比喻方式，但是这种新奇比喻可以与传统的概念隐喻LOVE IS A JOURNEY相映射。在概念隐喻理论中，JOURNEY是源域，LOVE是目标域，这个概念隐喻使用源域JOURNEY的概念来理解LOVE的概念。因此在LOVE IS A JOURNEY这个概念隐喻基础上，读者在阅读到We may have to go our separate ways和Our relationship is off the track时，就可以无障碍的理解出separate ways和off the track的含义。JOURNEY是FAST LANE与FREEWAY的上层结构，上层的概念映射使下层的许多映射成为可能。文学作品中的概念隐喻可能是对普通隐喻的丰富和扩充，与普通隐喻有显著差异，但又不完全脱离普通的概念隐喻。概念隐喻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那么概念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应该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文学作品中的概念隐喻能否在不同文化和语言中传递。本文以《尘埃落定》中约250个隐喻为研究对象，建立小型平行文本语料库，对隐喻的翻译进行细致研究。

《尘埃落定》剧照

在《尘埃落定》源文本中最常见的概念隐喻是动物隐喻，出现的动物有兔、鸟、蜜蜂、苍蝇、马、狗、鸡等；还有更笼统分类的动物隐喻：虫子、夜行动物、野兽、牲畜、牲口；加上雌雄特征的动物隐喻：母牛、母马、雄狮、种牛；冠以特征的动物隐喻：飞鸟、夜鸟、骏马、野马、烈马；动物局部特征的隐喻：牛肝、牛屎。这些动物隐喻（包括动物扩展隐喻）常用于形容人类特征，如人类的身体部位（眼睛、乳房）、行为方式、性格、姿态、声音、味道等其它感受或特性。这些隐喻全部隶属于PEOPLE ARE ANIMALS的概念隐喻。通过统计，我们发现英译本将PEOPLE ARE ANIMALS的概念隐喻全部采用保留源文本源域和目标域的直译方式。两位译者直译《尘埃落定》中的动物隐喻，原因在于无论在哪一种文化中，诸多动物都具有其共同特征，如用兔子的柔软形容乳房（《尘埃落定》中卓玛的乳房）、用猴子形容聪明机灵的人（土司统治这片土地之前的野蛮人）、用狗形容忠实的仆人（傻子少爷的随身仆人和玩伴尔依）、用熊和狮子形容有权力的人（《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同时，我们发现译者在翻译动物隐喻时，同样受到认知影响，进行文体上的操控。下面以《尘埃落定》中“牲口”“畜牲”“野兽”“骏马”“烈马”的隐喻翻译为例，来阐释译者在翻译动物隐喻时的认知过程（粗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①不多会儿，隔壁父亲的房间里就响起了牲口一样的喘息。（阿来 2009：207）// Not long after that, animal-like panting sounds emerged from Father’s room next door.（Alai 2002：237）

②……使我舒服得像畜牲一样叫唤。（阿来 2009：365）// …bringing me such pleasure that I’d screamed like a beast.（Alai 2002：417）

③平稳而深长的呼吸中，她身上撩人心扉的野兽般的气息四处弥散，不断地刺激着男人的欲望。（阿来 2009：54）// Along with her deep, even breathing, a seductive, animal-like smell from her body filled the room, arousing his desire.（Alai 2002：62）

牲口、畜牲、野兽是近义词，在英文中可以用livestock/beast/animal来表示，但是这3个单词在英文中的表达方式稍有差别，译者根据作者或人物的认知感受，以及文体上的局限，选择不同词汇。例①中在panting sounds前面需要一个形容词来表达“牲口一样的”含义，来描述土司犹如动物一样的情欲，发出动物一样的喘息声，因此，译者使用animal-like(意为“动物似的”)。译者没有用beast-like，因为beast-like的含义是“兽形的”，在意义上不符合，在英文中不存在livestock-like的表达。因此译者不仅需要考虑作者或人物的认知状态，还要考虑目标语的文体特征，来选择合适的表达。例②中傻子少爷描述自己在和女人亲近时的快感，情感叙述的主体是傻子自己，从男性的立场来描述这种感觉，在3个词汇中最能体现雄性心理立场的词汇是beast. 译者同样通过分析叙述者的认知状态，来选择最适合的词汇。认知翻译学的重要的观点之一是翻译不仅是词汇层面的对应，更是认知层面的映射。例③描述土司漂亮的三太太央宗具有“野兽般的气息”，“野兽”一般翻译成wild animal或[wild] beast，译者可以用the smell of a beast，译者没有使用具有雄性特征的词汇beast，而是使用了中性词汇animal. 我们对《尘埃落定》中“牲口”的译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牲口”还译成了livestock，horse. 如“父母亲经常对我说，瞧瞧吧，他们都是你的牲口”（阿来 2009：8），这里的“牲口”译成了livestock（Alai 2002：11）。这句中的“牲口”并不是隐喻表达，因为在西藏农奴社会里，农奴像牲口一样，归土司所有。土司拥有处置农奴的权利，因此在土司眼里，农奴就是牲口。Livestock有“家畜”的意思，农奴们就像土司饲养的动物一样，但却没有自然界动物的自由，此处不能使用animal或beast，不符合土司的认知状态。

④像驱驰着一匹矫健的骏马。骑在马上飞奔的骑手们都是要大声欢呼的。（阿来 2009：187）// …rather it was like riding a strong, fast steed. Riders on gallop­ing horses always shout joyfully, （Alai 2002：214–215）

⑤我听见自己发出了一匹烈马的声音。（阿来 2009：313）// I heard myself whinny like a stud horse.（Alai 2002：355）

马在藏族人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尘埃落定》中马的隐喻是所有动物隐喻中最常见的。例④中“骏马”主要表达马驰骋时的速度很快，根据柯林斯词典释义，steed的含义为a large strong horse used for riding. 与之相对比，例⑤中的“烈马”一般指“性子很烈的马”，不容易驯服，可以用a bronco或者a fiery horse. 译者使用a stud horse，stud的含义是“种马”，like a stud horse意为“像一匹种马一样”。这句话描述的主体是傻子少爷，是从叙述者角度来描述性爱中的感受，stud更符合叙述者的认知状态。因此，译者在翻译隐喻时不仅考虑文字上的对应，还要保证认知层面的准确传递。

我们发现译者在翻译《尘埃落定》中的动物隐喻时，几乎全部采用保留源文本中源域和目标域的映射关系，但是译者没有忽略文本背后作者或人物的认知情况，在文本词汇层面进行选择，最大化地再现文字背后的认知状态。此外，译者还在微观层面调节词汇具体使用，更准确的传达源文本信息。概念隐喻体现人类社会认知的普遍性，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概念隐喻时，可以尽量保留源文本隐喻，同时通过识解作者或叙述者的认知状态，对隐喻进行补充和微观调整，完成概念隐喻的翻译。

4.2 意象隐喻的翻译

“意象”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就有“窥意象而运斤”一语。意象不仅对于诗歌的审美价值意义重大，在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隐喻一般借助意象来完成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然而多数学者在研究隐喻翻译时很少同时兼顾概念隐喻和意象隐喻。Lakoff（1987）提出意象隐喻不同于概念隐喻，意象隐喻是两种意象之间的映射，进而在读者脑海中形成两种心理表象。例如My wife . . . whose waist is an hourglass，通过建立hourglass与my wife’s waist之间的映射关系，借助hourglass的意象来理解my wife’s waist的意象。概念隐喻可以是抽象意义和具体意象的映射，也可以是两种抽象概念的映射，如GOOD IS UP，BAD IS DOWN. GOOD，BAD，UP 或 DOWN都不是具体意象，而是概念表达。意象的凸显性和奇特性是区分概念隐喻和意象隐喻的典型特征，相比之下，概念隐喻中意象凸显性较低，甚至不需要意象也可以传递出概念隐喻的具体含义。然而，意象隐喻则必须通过两种意象的比较与映射完成意义的传递。

港舞蹈團大型舞劇——《塵埃落定》

概念隐喻和意象隐喻的另一个显著差异是意象隐喻一般是“一次性映射”（one-shot mapping）（Lakoff 1987：221），这种“一次性映射”具有的典型特点是：不会反复使用，它不是传统隐喻；不用于日常推理；一次性意象隐喻不会对语言中的表达产生系统性影响；只是意象层面的映射，不是命题逻辑层面的；不是借助具体意象来理解抽象概念；不是根据经验或常识来决定哪些意象可以互相映射。相比之下，概念隐喻具有普遍性、逻辑性，会对语言的发展演变产生系统性影响。意象隐喻具有即发性、个性化、偶然性，不能通过逻辑关系推导。在文学作品中，意象隐喻可以延长读者的阅读感受，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意象隐喻的翻译到底与概念隐喻的翻译有何相同或不同之处，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概念隐喻与意象隐喻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El Refaie 认为两种隐喻存在诸多重叠（El Refaie 2015：73），他同时指出意象隐喻对可视化（visualisation）要求较高（同上：68），隐喻“可视化”指的是隐喻中意象在读者脑海中形成的视觉效果。那么在翻译意象隐喻时，译者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⑥刚一出土，那嫩芽就展开成一对肥厚的叶子，像极了婴儿一对稚嫩的手掌。（阿来 2009：38）// Then one day the sprouts ripped through the ground and tender buds spread out to form thick leaves shaped like a baby’s delicate hands.（Alai 2002：46）

⑦十分晴朗，天空上挂满了星星，像一块缀满了宝石的丝绒闪闪发光。（阿来 2009：366）// One clear night, when the starry sky twinkled like gem-studded velvet,（Alai 2002：418）

⑧我就是把这条街像翻肠子做灌肠一样翻个转，也要把他找出来。（阿来 2009：246）// I’m going to find him, even if I have to turn that street upside down, like turning intestines inside out to make sausage.（Alai 2002：280）

⑨麦其的傻瓜儿子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手里不是大粪一样的鸦片，而有很多麦子，就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阿来 2009：213）// The Maichi’s idiot son said, “If what you held in your hands was grain and not that shitty opium, you could say whatever you wanted.”（Alai 2002：244）

例⑥到例⑨中的隐喻都包含源域与目标域两个意象，婴儿的手掌→罂粟叶子，缀满宝石的丝绒→天空挂满星星，翻肠子做灌肠→把这条街翻转，大粪→鸦片。以上隐喻在《尘埃落定》文本中都只出现一次，并且没有隐喻含义的延伸。El Refaie（2015）认为相对于概念隐喻，意象隐喻需要在脑海中形成更明显有意识的视觉形象化处理。译者在翻译以上意象隐喻均选择保留源域和目标域意象，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译者在文体上进行处理。如例⑥中译者加上shaped like的显化处理，来提高意象在目标语读者脑海中的形象性。例⑦中译者将“天空中挂满了星星”的句子形式转化成starry sky的短语形式，与后面的gem-studded velvet形成结构上的平行对仗，同样增强意象的形象对比效果。例⑧中译者将“灌肠”译成sausage，英文中并没有“灌肠”这一词汇表达，但是在这个隐喻中的sausage并不影响读者联想“把整条街翻个遍”的意象，因为此处的隐喻并不只是意象之间的类似性，更是制作过程的相似性，译者在翻译意象隐喻的时候不仅追求意象的对应，更是认知过程的映射。例⑨中将“大粪一样的鸦片”译成shitty opium却是对意象的损耗。根据朗文词典释义，shitty意为very bad, unpleasant, or nasty，虽然shitty勉强具有“大粪”的意象，但是在含义上偏移了源文本。从傻子少爷的视角来看，“大粪一样的鸦片”指的是鸦片一文不值，并不是“较差的、极坏的”含义。在英文中普遍存在名词作定语的情况，如stone bridge，weather forecast. “大粪一样的鸦片”可译成shit opium，shit具有“无用的东西”含义，同时也可以保留源文本意象。

《尘埃落定》话剧——海报

概念隐喻是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这种映射是概念上的。然而，意象隐喻强调的是两个意象之间的映射，视觉形象性是意象映射的重要特点，读者须要从认知层面理解隐喻意象的视觉效果。源文本中意象在读者头脑中产生的视觉形象性，也应该在译文读者头脑中产生。译者在翻译意象隐喻时应尽量保留两个意象，并且通过词汇、句式上的操控，提高意象映射在目标语读者头脑中的形象性。

4.3 意象图示隐喻的翻译

意象隐喻尤其强调意象在读者心理产生的图像，这种映射关系是一次性的。然而，意象图式隐喻体现的是更普遍的结构关系，如有界区域、路径、中心（与外围相对）、介词（如in, out, to, from, along等）的空间意义。例如去世、无意识或睡着用out，交流用across. 以across的意象图式为例，会形成不同的意象图式隐喻，如walk across，look across，swim across，run across等。Lakoff和Turner认为有界空间具有内部和外部之分，就是一种意象图式隐喻。意象图式具有两个作用，一是为意象隐喻的映射提供结构基础；二是为空间推理提供内部逻辑支撑。当隐喻从空间领域映射到非空间、抽象隐喻时，仍旧保留意象图式以及附带的逻辑关系（Lakoff，Turner 1989：99–100）。那么，译者在翻译意象图式隐喻（尤其在一部小说语篇范围内）时，是否在目标文本中建立同样的空间逻辑关系，与单一意象隐喻翻译有何不同之处？

⑩觉得经过一些事情，自己又长大一些了，脑子里那片混沌中又透进一些亮光。（阿来 2009：129）// After all that had happened, I’d grown up a bit. Light was beginning to make inroads into my muddled brain.（Alai 2002：147）

⑪他的话闪电一样照亮了我的脑子。（阿来 2009：151）// His words cleared my head like a bolt of lightning.（Alai 2002：173）

⑫我心里很深的地方，很厉害地动了一下。那个很深很黑暗的地方，给一束光照耀一下，等我想仔细看看里面的情景时，那光就熄灭了。（阿来 2009：164）// I felt something stir deep inside me. A ray of light shone briefly on that very deep, very dark place, but it went out as soon as I tried to take a closer look.（Alai 2002：188）

⑬要命的是，我脑子里又塞满了烟雾一样的东西，竟然想象不出一个漂亮姑娘光着身子该是什么样子了。（阿来 2009：204）// But to my dismay, my mind filled up with such a dense fog that I could not picture what a beautiful woman like her looked like naked.（Alai 2002：234）

⑭他们的脑子里永远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谁要试着把这样的想法硬灌进他们的脑袋，他们只消皱皱眉头，稍一用劲就给你挤掉了。（阿来 2009：221）// That idea would never cross their minds. Even if someone tried to force it into their heads, they would simply frown and push it away with little effort.（Alai 2002：252）

下图对以上4个意象图式隐喻的翻译进行图解分析。图示中，圆形表示傻子少爷的脑袋，发出亮光的灯泡表示亮光照亮（傻子少爷）脑袋，没有亮光的灯泡表示脑袋陷入黑暗。斜向和弯转箭头表示光线照亮的方向和途径，横向短箭头表示变化过程，云朵表示烟雾。

意象隐喻在一部作品中一般只出现一次，并且与其它隐喻不存在相互关系，译者在翻译意象隐喻的时候主要是完成两个意象之间的视觉化映射（也可能是嗅觉、味觉、触觉、听觉等其他感官效果）。不同于意象隐喻，意象图式隐喻在一部作品中可能反复出现，一个意象图式下可能涵盖多个意象图式隐喻。以《尘埃落定》中的HEAD IS A CONTAINER意象图式为例，HEAD作为一个有界空间，才会有LIGHT/LIGHTNING/FOG的INTO/ON/OUT/INTO/AWAY/WITH。同时，HEAD IS A CONTAINER为INTELLIGENCE/IDEA IS LIGHT提供意象图式。如果LIGHT照射进CONTAINER，那么HEAD才会充满INTELLIGENCE/IDEA。

相对于意象隐喻，意象图式隐喻不仅要保留源域与目标域中意象的视觉（或其它感官）形象性，在目标文本中重新建构源文本意象图式，还要延续意象图式隐喻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图1是对例⑩和例⑪意象图式隐喻的图解，例⑩和例⑪都是用“光亮/闪电一样照亮我的脑子”，实际意思是“给我愚蠢的头脑带来智慧”或是“混沌的头脑变得清醒”。在目标语中使用Light … into my muddled brain和clear my head同样保留HEAD IS A CONTAINER意象图式，将HEAD视为一个有界空间，以LIGHT/LIGHTNING的进与出变化，来阐释傻子少爷头脑清醒与混沌的含义。图2中例⑫是对前两例的延伸，在目标文本中译者用on与out来阐释光亮进出的相对变化。

《尘埃落定》话剧——剧照

图3是对例⑬的图解，“脑子里又塞满了烟雾一样的东西”的隐喻同样将HEAD比喻成 CONTAINER，“想象不出一个漂亮姑娘光着身子该是什么样子了”。目标文本中译者使用such…that句式来表达因果关系，并且使用dense来修饰fog，表达源文本中“塞满”的意象。译者没有使用could not imagine而是用could not picture来表达“想象不出”含义，也是对以上HEAD IS A CONTAINER意象图式隐喻视觉形象性特征的保留。图4是对例⑭的图解，HEAD依旧作为CONTAINER为IDEA提供有界空间，“灌进”与“挤掉”在目标文本中分别用force into与push away，译者通过重新建构源文本的意象图式，完成隐喻的翻译。因此，意象图式隐喻与概念隐喻的典型差别在于：意象是否丰富、意象的作用大小、意象是否在译文中须要保留。相对于概念隐喻，意象图式隐喻的译文中需要保留意象。源文本在读者脑海中形成意象图式，应同样在目标文本中再现。意象图式隐喻的翻译不仅是文字或意义的转换，更是意象图式的认知加工和建构过程，对意象图式的忽视会损耗译文文本的审美价值。

5 结束语

意象在汉语隐喻中占有重要作用，若要准确翻译汉语隐喻，有必要区分概念隐喻、意象隐喻和意象图式隐喻。概念隐喻普遍存在于文学与非文学语言中，译者要完成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概念映射；意象隐喻在一部作品中只出现一次，注重传达作者或人物瞬间感受，这种隐喻生命短暂，译者须要在译文读者大脑中呈现两种意象，留给译文读者视觉效果上的联想空间；意象图式隐喻在一部作品中一般出现若干次，几个意象图式隐喻同隶属于一个意象图式，译者要重新建构起源文本中的意象图式架构空间，完成多次映射。无论哪一种隐喻，译者都要通过推测作者或人物的认知过程，通过文体上的操控，如变换词汇、句子结构、篇章段落安排等，传达不同的隐喻效果。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3种隐喻的翻译侧重点稍有不同：其一，概念隐喻翻译注重传达隐喻背后的认知过程，源文本与目标文本的隐喻不仅是文字上的翻译，更是思维、逻辑、意识形态的传递；其二，意象隐喻翻译注重两个意象之间形象化再现，译者应该留给译文读者想象空间，建立两个意象之间的映射；其三，意象图式隐喻的翻译注重意象图式的框架建构，为单个的意象图式隐喻建立基础，同时译者可以延伸意象图式隐喻。概念隐喻具有普遍性，意象隐喻具有单一性，意象图式隐喻具有多发性。译者应该在语篇的宏观层面，对不同隐喻进行划分和区别，以作者创作意图为认知导向，完成不同的隐喻翻译，不能只从隐喻所在的微观语句层面考虑。

参考文献

阿来. 尘埃落定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9. Alai. Chen’ai Luoding [M].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9.

胡壮麟. 隐喻翻译的方法与理论 [J]. 当代修辞学，2019(4). Hu, Z. –L. Methods and Theories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J].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9(4).

邵璐. 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本原性研究——基于《格萨尔王》现代版英译本的语篇性考察 [J]. 上海翻译，2020(2). Shao L. ST Originality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Ethic Classics: A Textuality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Modern Version of The Song King Gesar [J].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 2020(2).

Alai. Red Poppies. (H. Goldblatt, S. L. Lin Trans.) [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2.

El Refaie, E. Reconsidering “Image Metaphor” in the Light of Perceptual Simulation Theory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15(1).

Falck, M. J. From Ecological Cognition to Language: When and Why Do Speakers Use Words Metaphorically?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18(2).

Fauconnier, G., Turner, M.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Kövecses, Z. Metaphor in Culture: Universality and Vari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Lakoff, G. Image Metaphors [J].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987(3).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J]. Metaphor and Thought, 1992(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Lakoff, G.,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ree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Maalej, Z. Metaphors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in Tunisian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Re-categorization [A]. In Berendt, E. A. (Ed.). Metaphors for Learning: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8.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88.

Schäffner, C.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Some Implications of a Cognitive Approac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4(7).

Semino, E., Culpeper, J.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Steen, G. J. Understanding Metaphor in Literature: An Empirical Approach [M]. London: Longman, 1994.

Steen, G. J. Metaphor in Bob Dylan’s “Hurricane”: Genre, Language and Style [A]. In Semino E. and Culpeper J. (Eds.).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Steen, G. J. The Paradox of Metaphor: Why We Need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Metaphor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8(4).

Steen, G. J., Dorst, A. G., Herrmann, J. B., Kaal, A. A., Krennmayr, T., Pasma, T. A Method for Linguistic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From MIP to MIPVU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定稿日期：2021–01–20

编辑：朱婉婷

－END－

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开通于2017年3月9日

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平台

更多大咖纷纷亮相

汉学 · 典籍 ·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