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 || 阎国栋：俄罗斯汉学的危机
提要|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活跃，俄罗斯青年的汉语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俄罗斯汉学研究却遭遇了人才严重流失、老化和断代的危机，研究成果产出放缓，质量出现滑坡。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不足、学术人才管理制度不健全以及汉学知识的供需矛盾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许多俄罗斯汉学家疾呼采取积极措施，保持俄罗斯的汉学大国地位。
关键词| 俄罗斯 汉学 研究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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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阎国栋，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300071。
俄罗斯汉学的发展经历了帝俄、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三个时期。在前两个时期，俄罗斯汉学家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和鲜明的研究特色不仅为本国的中国研究及东方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赢得了国际汉学界的认可。而自苏联解体以来，尽管俄罗斯的汉语学习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汉学研究却日渐式微，局面堪忧。
近年来跟踪俄罗斯汉学发展和当代中国研究的《生意人报》下属《权利》周刊记者加布耶夫（2015年起为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研究员）曾经在2012年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盲》[1]的文章，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汉学研究队伍萎缩和研究能力下降的忧虑。2014年他通过采访主要汉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搜集了更加丰富的事实和数据，又发表了《国家抛弃了汉学——俄罗斯汉学学派剩下了什么？》[2]一文，详细分析了俄罗斯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2012-2014年有数十位资深俄罗斯汉学家先后接受了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石之瑜教授主持的“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口述史采访[3]，他们以亲身经历对俄罗斯汉学的现状表示了不同程度地的关切和担忧。
苏联的突然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凋敝严重打击了包括俄罗斯汉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汉学研究机构从此失去了来自国家的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出版保障，汉学家的生活水平也因为收入缩水而下降。即便如此，一些老汉学家还是惯性般地从事着他们的研究，在穷厄中延续着苏联汉学的传统和精神。可是，23年过去了，这些俄罗斯汉学的中坚力量大多年老力衰，许多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孟列夫（Л.Н. Меньшиков）、谢列布里亚科夫（Е.А. Серебряков）、司格林（Н. А. Спешнев）、克恰诺夫（Е.И. Кычанов）、李福清（Б.Л. Рифтин）……随着他们的谢世，俄罗斯的中国古典诗词翻译、西夏学、中国民间文学和木板年画的研究将在一段时间里定格在他们达到的高度。
目前俄罗斯在世的三位汉学院士齐赫文（С.Л.Тихвинский）、季塔连科（М.Л. Титаренко）和米亚斯尼科夫（В.С. Мясников）都已年逾八旬，其中参加过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齐赫文已经是97岁高龄的老人。然而，就是这三位耄耋老者却是当今俄罗斯三大汉学工程的主持人。十卷本的《中国通史》是齐赫文主持的一项浩大工程，2013年出版了战国秦汉卷和中华民国卷。季塔连科领衔主持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集全俄汉学家的力量，历时十五年，2010年出齐了全部六卷，并于2011年在克里姆林宫获得了时任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颁发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奖。这是自鄂山荫(И.М. Ошанин)主编的《华俄大辞典》之后俄罗斯汉学成果又一次获得国家奖金，也是当年俄罗斯人文学科获得的唯一国家奖。而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主持的《俄中关系史料》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开始，苏联解体后也出版过若干卷，但因工作量巨大和老一辈编写者的离世，尚无法预计最终完成的时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这三大工程的执笔者多为苏联时期培养的中老年汉学家，40岁以下的青年汉学家的学养还不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换言之，这些著作所体现的或许不是当代俄罗斯的汉学成就，而更像是苏联时期汉学遗产的总结。按照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主任卢金（А.В. Лукин）（《熊眼观龙》的作者）的话说，受到学界赞誉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不过是“立在俄罗斯汉学墓前的一块华丽的墓碑” (《权利》周刊)，实际上宣告了俄罗斯汉学辉煌过往的结束。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汉学家库切拉（С. Р. Кучера）也直言：“当今的俄罗斯汉学正在向下滑坡！”（口述史文稿）尽管这些疾呼之声有些刺耳，却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真相。
作为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掌门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在为自己的同行感到荣耀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潜伏的危机。他说：“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在这支由在汉学领域忘我敬业工作的人组成的队伍中，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也为一个青年’而工作，因为那个青年不想承受这个沉重的负担，他去经商了，去干其他事情了，去做与专业无关的事情了。他之所以在那里工作，是因为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尤其给年轻学者的那点微薄而难以糊口的做学问的工资绝不可能将青年学术人才吸引来。”（口述史文稿）其实，10年前他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曾上书俄罗斯科学院院长，还在报告的结尾处特意标上了表示十万火急的求救符号“SOS!”，要求立刻采取措施，为包括汉学在内的东方学科补充研究人员。但是，他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积极支持。对此他无奈地说：“一方面我国的汉学有高水平的学术精英，其中包括最年长的'元帅’齐赫文，有许多'将军’和'老军官’，另一方面我们却只有极少量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口述史文稿）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而言，苏联解体前一共有约500名专家在这里工作，而现在只剩下147人了，而且绝大部分已经年过60岁，其中只有少数人能连续产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研成果。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科布泽夫（А.И. Кобзев）忧心忡忡地说：“在最好的苏联时期，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曾经有55个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减少到了17人。在和平时期人员减少到三分之一，令人吃惊！”（口述史文稿）直到最近两年，该研究室才补充了一些年轻人，总人数达到25人。
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尽管他们的汉语口语水平普遍好于“将军”和“老军官”，但却缺乏扎实而系统的专业知识，也没有长远的研究计划，学术热情明显不足，研究能力与中老年汉学家有较大的差距。有些青年人进入了汉学研究机构或大学汉语专业任职，要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忙于寻找各种机会赚钱，要么仅限于语言教学，不从事学术研究，只是偶尔参加学术会议并在会议论文集上发表一篇应景的文章。已经很少有人愿意焚膏继晷穷多年之功完成一部体现他们个人独特思想和学术贡献的著作。最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有些研究成果在视角、方法、文献和思想上应有的创新价值不再明显，作为他山之石而能给予中国学术的启示也越来越少。
收入问题只是造成汉学家梯队断代的一个因素。当今俄罗斯的科研管理体制也是造成青年汉学家队伍不稳定的另一重要原因。比如允许无限期延长退休年龄或退而不休的政策使高龄汉学家长期占据编制和岗位，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年轻学者的入职和发展机会，滞缓了人才的新老交替过程。还有，俄罗斯的职称晋升比较缓慢，一位青年学者从助教或初级研究人员升到教授或高级研究员至少需要在大学毕业后经过20-30年的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实现，期间他不仅需要取得博士学位，而且还要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取得被俄罗斯汉学界普遍认可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А.В. Островский）坦言，想在50岁以前当上教授非常难，即便当了教授，收入也不会比其他职业高。除非收入问题和住房问题得到解决，青年人不大可能回归严肃的汉学研究。因此，近年来无论是在俄罗斯有关中国研究的报道中，还是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以及其他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现场，我们最常看到的基本上就是那几位老汉学家的名字和面孔。
此外，俄罗斯政府缺乏一种完善的制度或有效的机制充分发挥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的咨询作用，致使后者难以申请到科研项目，也无法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根据加布耶夫的调查，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针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招标课题数量很少，只有极少数汉学家有机会获得资助。而且，资助额度也很有限，只够勉强支付研究成果的出版费用。针对中俄两国政府对人文科学研究项目资助力度的显著差距，已经连续16年参与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工作的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感叹道：“我们给一个人的经费是10万、20万、30万卢布……而中国的一个国家项目的经费是5万美元！”（口述史文稿）远东研究所尽管也经常就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或在中俄两国首脑互访前向政府提供调研报告，但都是无偿的。只有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俄罗斯外交部的下属单位，可以获得外交部的有偿调研课题。至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横向课题，俄罗斯汉学家也很少能有机会获得。一来是因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俄罗斯公司并没有意愿为了长远的战略利益而对中国的相关领域或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二来俄罗斯汉学家由于没有条件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加之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所提供的咨询报告也难以满足雇主的要求。此外，能够胜任当代中国经济、能源、法律、军事等领域问题研究的专家人数明显不足，大部分汉学家更善于从事人文科学的基础研究工作。
从2013年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对俄罗斯科学院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革。根据这个改革计划，联邦科研机构管理局将接管科学院所有下属院所的资产和资金。这意味着像远东研究所这样的中国研究机构将不再拥有对本所房产的支配权，从而失去多年来维持研究所正常运转的房屋租金。为了获得联邦科研机构管理局的经费，研究所需按时上报研究计划，定期提交总结和报告。然而，从现在的情况看，新政策并未给远东研究所带来积极变化，反而还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俄罗斯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交流计划在开展多年之后被迫中断，原因便是联邦科研机构管理局停止了针对该项目的拨款。
国家投入的严重不足是俄罗斯汉学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2011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将俄罗斯联邦国家奖颁给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研究员卢基阳（А. Е. Лукьянов）和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科布泽夫三位汉学家时，他还不知道《中国精神文化大典》这部煌煌大著竟然是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资助出版的，是科布泽夫当面告诉了他真相。总统立刻下令额外拨付600万卢布以支持俄罗斯汉学的研究立项。其实，不仅仅这部书，近年来俄罗斯出版的许多学术性汉学著作都是在得到了包括中国驻俄大使馆在内的中国机构和企业的资助后才得以问世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自197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到2015年已经召开了45届，会议论文集也连续出版了45辑。这是俄罗斯汉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发表论文最多的汉学研究专刊。然而，受出版经费的制约，文集中的许多论文只有提要，不仅印刷质量差，印数通常不会超过300册，有时只有100册。这样的印数只能勉强满足与会者的需要，俄罗斯几乎没有一家公共图书馆拥有一套完整的“中国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在我国就更难得一见。在2015年第45届会议的论文集扉页上，我们看到了“本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资助出版”的字样。以翻译和研究李白诗歌而闻名的汉学家托罗普采夫（С.А. Торопцев）抱怨：“现在出版中国文学译本或者汉学研究论著要么需要有赞助，要么是作者或译者自己掏腰包……在这种局面下（俄罗斯）汉学不会有广阔的前景。”（口述史文稿）
经费短缺同时也影响了汉学研究机构图书资料和数据库的购置，就连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也已经多年无力集中购置中国图书了，只能依靠与中国合作单位签订图书互换协议来获得必要的文献资料，更不要说用外汇采购昂贵的西方汉学著作了。库切拉说，苏联时期科学院每年还向每位学者提供50卢布（当时约合70-80美元），可以订购几册学术期刊和新书，但苏联解体之后就没有了。现在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也没有人想着拿出点钱来恢复这个好传统。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兹亚宁（С.Г. Лузянин）承认，从1991年起，国家就再也没有为开展学术活动拨付过一个戈比。他们不得不将研究所的空余房子出租，用租金购买几本新书。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汉学家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受到了严重的制约，甚至连参加俄罗斯国内举行的为数很少的学术会议，他们也需自己承担所有的食宿交通费用。许多俄罗斯汉学家来中国参加学术交流的机会甚至比参加俄国内学术会议还要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方邀请单位一般都会全额负担他们的国际旅费和在华费用。
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一位研究员的月工资是2万卢布左右，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约合400美元，在莫斯科这样一个世界有名的高物价城市，显然不能满足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这一数字远远低于2015年莫斯科人均工资5万6千卢布的水平，甚至低于清洁女工和餐厅洗碗工的收入（苏联时期科学工作者的月工资水平为220-250卢布，而居民平均工资为150卢布）。大学里的情况要稍好些，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的月工资是45000卢布，可许多课都是由报酬很低的研究生代上的。微薄的收入已使俄罗斯汉学失去了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他们学习汉语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进入商业领域并获得更为丰厚的收入。如果一个年轻人毕业后进入商业单位，其起薪是5-6万卢布，如果进入学术机构工作，则只能拿到这个数字的五分之一。卢金不无激愤地指出：“现在从事汉学研究的要么就是领着退休金又无处可去的老人，要么就是未能从商或找不到其他工作的年轻弱智，要么就是死心塌地干这件事情的疯子。”（《权利》周刊）为了维持生计，有的俄罗斯汉学家同时在几个单位兼职。
2015年4月1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出席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召开的俄罗斯汉学家座谈会。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政治研究与预测中心、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人民友谊大学、国际高等经济学院等单位及媒体的代表约50人出席。李辉大使充分肯定了俄罗斯汉学家为促进中俄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并为荣获2014年中国政府“文化交流贡献奖”的俄罗斯汉学家维亚特金（А. Р. Вяткин）颁发了荣誉证书。俄罗斯汉学家在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对本国汉学困境的担忧和无奈，“没钱”成为他们发言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他们没钱举办学术会议，没钱出版学术著作（即便可以出书，印数也极小），甚至没钱支付当代中国文学译者的稿酬。他们期望长期关心和支持俄罗斯汉学发展的中国大使能够继续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
相比较而言，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圣彼得堡汉学学派的情况要好一些。近年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依托孔子学院，借助中国国家汉办的资助，积极开展圣彼得大学汉学经典著作的重印和再版，先后印行了王西里(В.П. Васильев)的《首部汉俄词典试编》、《中国文学史纲要》和巴拉第(П.И. Кафаров)的《汉俄合璧韵编》。此外，这里每两年举办一届“远东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向来以整理、研究和发表本所藏东方语言古籍为主要方向。该所于1992—2001年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写出版了17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1996-2012年与中国学者合作整理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20卷，使长期与世隔绝的俄藏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得见天日。尽管如此，圣彼得堡汉学也同样为俄罗斯汉学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所困扰。
不可否认，俄罗斯一些50岁上下的中年汉学家的出色表现足以让我们产生当今俄罗斯汉学依然繁荣的印象，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罗曼诺夫（А.В. Ломанов），圣彼得堡大学的罗流沙（А.А. Родионов）、索嘉威（А.Г. Сторожук）和萨莫伊洛夫（Н.А. Самойлов），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刘宇卫（В. Ц. Головачёв），俄罗斯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蔼力谟（И. А. Алимов），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卢金和马斯洛夫（А.А. Маслов），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华克胜（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大学的达奇生(В.Г. Дацышен)等。他们的勤奋精神和学术成就让我们对他们担负起承上启下、振兴俄罗斯汉学的历史重任寄予厚望。可遗憾的是，相对于整个俄罗斯汉学界而言，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在没有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没有年轻汉学家的全身心投入的情况下，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个人的坚守和坚持，坚守汉学事业，坚持不懈努力。
当今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俄罗斯青年对学习汉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马斯洛夫说：“目前俄罗斯有超过160所大学教授汉语……几乎占到俄罗斯大学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权利》周刊）此外，俄罗斯已经建立了18所孔子学院，4个孔子课堂，在欧洲数量仅次于英国。汉语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方便来中国进修，汉语专业学生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华学习。然而，就在这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具有悠久传统和深厚积淀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却日显颓势，既令人惋惜，又促人深思。
*南开大学2015年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跨学科创新团队建设基金项目“欧洲文化与中欧文化交流”）中期成果。
[1]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Китайская неграмота//Журнал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Власть" №47 от 26.11.2012. 文中统称为“《权利》周刊”。
[1]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ушло из китаистики. Что осталось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школы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Журнал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Власть" №41 от 20.10.2014.文中统称为“《权利》周刊”。
[1]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中国学的知识社群研究计划”（俄罗斯汉学口述史访谈文稿）（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2.php），文中统称为“口述史文稿”。
作者简介
阎国栋
阎国栋，1965年生，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俄罗斯汉学、俄罗斯人中国观、汉籍俄译、中国俄罗斯学史等与中俄文化交流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版有《俄国汉学史》等著作（包括论著、译著、主编等）17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俄罗斯文艺》、《汉学研究》、《海外中国学评论》、《中国学季刊》、《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学报》外籍编委。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6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