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沈从文 | 我就爱这些活人，欢喜他们，理解他们
01.
武汉大学
一九三〇年四月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之前拖延的筹备工作就此走上正轨。六月，杨振声到上海延揽教师，北京《现代评论》时期结识的这位朋友向沈从文发出了邀请，并于八月寄来了路费。沈从文从中公辞职后，一个去处，即是青岛，但学校能否按期开学，还是个问题，如果“开不成学，就不知道走什么路好了！”所以同时也另做打算，给朋友写信打听：“若青岛十月无法开课，我或来北平住，不知有可以生活事业不？”
胡适、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去武汉大学，从陈西滢六月给胡适的信来看，这事颇为不易：“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系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最终，陈西滢的努力还是促成了武大聘请沈从文；给的职称只是助教，由这一点来看，这个聘请当然有些勉强。
沈从文从上海动身，九月十六日到达武昌。而他未能前去报到的青岛大学，九月二十一日即告正式成立并开学。
九月十八日，沈从文致信胡适：
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陆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赃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我到了三天，吃饭地方还不能解决，但时昭潭先生到得更久，还无办法，大教授因为一间最小的宿舍，还吵过架！……
到此借了些钱到手，舍妹方面已寄了点钱去，学费可缴一半，其余或等一会都可缴齐。……
我住处还得我每天用呼吸温暖它，使霉气去掉……
我在此一个礼拜三小时，教在中公一类的课……
沈从文教的课，还是新文学和习作。武汉大学印行了他以新诗发展为内容的讲义《新文学研究》，铅印线装，前列“现代中国诗集目录”，然后编选分类引例为参考材料，后半部分是六篇文章，分别论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的诗。十一月初，他把这个讲义寄了一份给王际真：“那个讲义若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点。”
同时来任教的还有孙大雨，来之前即与沈从文在上海相识，来后两人常常一起上小饭馆。孙大雨比沈从文少三岁，但留美归来，待遇自是不同。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里说：“大雨是大教授，我低两级，是助教。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式也是自然的事。……别人要我教书，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大雨在此做他的诗，还快乐，因为他会快乐。我是不会快乐，所以永远是阴暗的、灰色的。”
他“不会快乐”，因为还没有从恋爱的挫伤中恢复，对那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的无望的爱，让他“觉得生存没有味道”；还因为，他在这里教书，有一种屈辱感；再说，比学校这个环境扩大一点点，更加可怕的现实就在他眼下发生：他一来就告诉胡适，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过一阵子又对王际真说：“这里每天杀年青人，十九岁，十七岁，都牵去杀，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他离开湘西军队跑到北京，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就是要摆脱这种从小就常常经历的恐怖经验和恐怖环境吗？
沈从文教课的压力倒是不大，隔一天上一次课，空余的时间很多，做些什么事呢？大致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到图书馆看书，“看得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他还请教胡适，“我想得先生指示一下，关于古地理、古史，近人同往人有些什么书可看。王国维的是看过的。”
陈西滢（通伯）是文学院院长，“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作，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自己也写写字，随手画画，这个长久的习惯，心情很坏的中公时期也没有废掉，现在仍旧。
还有一件说了好多年要做的事，终于做了起来。十一月五日致王际真信：“我这几日来从大雨、时昭潭学英文，会读'一个桌灯’或'我不是大头’这类话了”——挺难想象的。
再就是为一些年青的文学朋友，看稿、寄稿、卖稿，“我近来就成天为这些人转寄稿件，我的穷，在这事上也有点关系。……我有时一切也厌倦了，但有时，是又因为想到有许多人在另一个地方，也是那么寂寞，那么孤单，且因为要使这些人活得有气概一点，来为他们工作一下的。”
更可注意的是，即使心情处在糟糕的状态，眼见的现实烂污恐怖，沈从文还是能够发现日常生活中隐蔽的合乎他心性的亮点，看到他想看到的情景，并把它们“挑选”出来，为之“发生兴味”：“这几天我到街上去，常常停顿在那些脏极了的小铜匠铺前面，看黑脸铜匠打水壶，细细的膊子，圆圆的眼珠，望到那些人，总使我忧愁。还有每天可见到的小剃头匠，担了小担子满街走，敲打小锣，常常按了一个大而圆的头颅，用刀沙沙的刮头。太阳照到这些人的背上，一定非常温暖，我就爱这些活人，欢喜他们，理解他们。”
——这样的眼光、兴味、情感，将越来越清晰地在他的文学中凸显出来。
十二月底，学期一结束，沈从文就离开待了三个半月的武汉大学，回到上海过寒假，与孙大雨暂住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
02.
作家论
一九三〇年，沈从文出版了《旅店及其他》（小说集，上海中华书局）、《一个天才的通信》（小说，上海光华书局）、《沈从文甲集》（小说集，上海神州国光社）、《旧梦》（长篇小说，上海商务印书馆）。
顺便提及，《旅店及其他》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文艺丛书”的一种，这套丛书约请徐志摩主编，徐志摩太忙，就由沈从文担任了事实上的主编。丛书从一九三〇年一月开始印行，共收入丁玲、胡也频、郭子雄、谢冰季、王实味、蹇先艾、冷西、胡山源、徐志摩等人作品十四种，还收有翻译作品十七种。
沈从文这一年发表作品三十余篇，除了《萧萧》、《丈夫》这样的短篇代表作，还尤其应该关注到另一种形式的文字：文学批评。这类文字的产生，直接关联于他大学教师的新身份，关联于他在中公和武大讲授新诗和现代小说的新文学研究课程，因而大部分即脱胎于他的讲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由这些文字——《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焦菊隐的诗》、《论冯文炳》、《论郭沫若》、《论落华生》、《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等系列作家论，以及《我们怎样去读新诗》、《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等文章——想象沈从文的课堂。
不妨从不同的角度，抽出三篇来看：
先看《论闻一多的<死水>》，因为闻一多很重视这一篇评论。沈从文说，闻一多的作品有“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那种“理知的静观”、“那种安详同世故处，是常常恼怒到年青人的。”因为这样的作品不符合通常对“诗”的想象和期待，不是“合乎一九二〇年来中国读者的心情的诗歌”。由此，沈从文指出，朱湘的《草莽集》和闻一多的《死水》，“两本诗皆稍稍离开了那时代所定下的条件，以另一态度出现，皆以非常寂寞的样子产生，存在。”特别是《死水》，“在文字和组织上所达到的纯粹处，那摆脱《草莽集》为词所支配的气息，而另外重新为中国建立一种新诗完整风格的成就处，实较之国内任何诗人皆多。”因技术的“完全”，所表现虽然是平常生活的一面，“然而给读者印象却极陌生了。使诗在纯艺术上提高，所有组织常常成为奢侈的努力，与读者平常鉴赏能力远离，这样的诗除《死水》外，还有孙大雨的诗歌。”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给朋友朱湘、饶孟侃写信说，沈从文“那篇批评给了我不少的兴奋”，“他所说的我的短处都说中了，所以我相信他所提到的长处，也不是胡说。”
第二篇看《论冯文炳》，因为沈从文在文章里谈到了自己。文章先谈周作人的文体风格和趣味，由此进入对冯文炳（废名）的论述，简洁而清晰地勾勒出文学史的脉络。沈从文对冯文炳有感同身受的赞赏，但又有非常的不同。他这样说：
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称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然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除去文体在另一时如人所说及“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外，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如把作品的一部并列，略举如下的篇章作例：
《桃园》（单行本） 《竹林故事》 《火神庙和尚》 《河上柳》（单篇）
《雨后》（单行本） 《夫妇》 《会明》 《龙朱》 《我的教育》（单篇）
则冯文炳君所显示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作者是诗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作者文章所表现的性格，与作者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点在此。《雨后》作者倾向不同。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一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的兴味与成就。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
第三篇，《论郭沫若》。即使仰仗“后视之明”，我们仍然无法确凿地判断，这篇尖锐的文学批评，与十八年后时代转折之际郭沫若对沈从文严厉的政治批判，之间是否有隐秘的关联，有多大程度的关联——不必强作联系，无妨存而不论；但应该指出，郭沫若对此文，不久即有回应。
沈从文说：从五四以来，郭沫若大量的翻译和创作，“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不过，“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邀求一点另外东西。”这里的“创作”，主要指的是小说，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虽说这是自叙，其实这是创作。……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沈从文拿鲁迅来对比，鲁迅“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而“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在艺术上的估价，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郭沫若“不会节制”文字，结果不免“多废话”；不注意“观察”，“他详细的写，却不正确的写”——而“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
文章结束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一九三二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中，做出如此的反应：“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吗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
03.
胡也频死难前后
沈从文在上海迎来了一九三一年。新年的第一天，两个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
一个是，父亲上年十一月病逝。沈宗嗣一九二九年底接受凤凰中医院院长任职，从沅陵回老家定居，安稳的日子才过了一年。
另一个是，“一个最好的朋友被枪毙了”——中共党员张采真在汉口遭国民党当局杀害，撇下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上海，沈从文打算，“我若在此可以支持下去，就不回武昌，因小孩子把父亲死去，显得孤零，我不能不在上海蹲下了”。
而此时九妹患病住院，兄妹两人互相隐讳不好的消息，“见面时很惨”。
一月五日，沈从文去看胡也频和丁玲，未遇；当晚，胡也频和丁玲回访，沈从文又恰好出去了。六日，沈从文再去吕班路万宜坊六十号，见到了这对年轻的夫妇。分别时间不长，变化却不少：看得见的是，他们有了一个孩子，蒋祖麟，两个月大；另一方面，看不见，但沈从文明显感觉得到，虽然不一定很清楚——用丁玲后来描述胡也频和自己的话来说，“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
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五月，经潘汉年介绍，胡也频和丁玲加入左联；不久，胡也频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投身革命活动；十一月，胡也频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人相见后的第二天，胡也频和丁玲又来北京路沈从文住处谈话。离开时，沈从文给胡也频换上自己的一件厚绒长袍——胡也频被捕和牺牲时，就穿着这件绒袍。
一月十七日，丁玲记得，胡也频早晨告诉她，“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沈从文晚上再去看，胡也频仍然未回。事实上，胡也频到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秘密会议时，已经被捕。
十八日，沈从文得到胡也频设法让人送来的便条，得知被捕的消息。下午，丁玲带着孩子转移到西门路西门里李达、王会悟夫妇家暂住。
二十日，沈从文去见胡适。胡适这天的日记写道：“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廿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胡适应沈从文的要求，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二十五日，沈从文带着胡适的信从上海赶到南京去见蔡元培，碰到他不在，留下一信，用的还是蔡元培担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的信笺：“孑民先生：从文今日由申来进谒，适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内许一时间，约谈数分钟，实为大幸。来此为朋友胡也频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将胡君之过去另纸呈览。馀信面陈。”蔡元培约见了沈从文，写信给上海市长张群，托他设法。
郑振铎和陈望道介绍丁玲找邵力子，于是沈从文又陪着丁玲，第二次去南京。邵力子给张群写了信，蔡元培又给张群写信。回到上海后，沈从文拿着信去见张群，却被告知，胡也频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人已经移送到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了。
丁玲和沈从文到龙华去探监。“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看见他了……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
二月七日，左恭——丁玲和胡也频北京时期认识的熟人，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任职——从南京到上海，说陈立夫有可能帮忙过问胡也频案。八日，沈从文和丁玲搭早车到南京；九日，沈从文和左恭一起去见陈立夫，但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解决办法；当晚，丁玲、沈从文搭夜车，十日早晨回到上海。回来后，得到胡也频已经遇难的确切消息。
二月七日，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了二十四人，其中有五位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这五位作家，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沈从文兄妹租了一个住处，丁玲从李达家搬了过来。二月二十七日，沈从文致信王际真，告诉他朋友已死去：
……现在我同到那个孤儿母子住在一处，不久或者送这个三月的孩子回到家乡去。
志摩走过北京去了，大雨回了汉口，这里熟人便少起来，我成天不出门，坐在一间三角形的楼顶，下面是饭馆，到了午时就跑下去同大胡子白俄并排坐席，吃菜牛肉汤同烩香肠。小孩母子住隔房，听听哭喊声音，便好像是坐在地狱边界上，因为那母亲（丁玲），若果那一天同丈夫在一块走，一定也就死去了。如今母亲幸而不死，成天就抱了小孩换尿片调奶粉，将来说不定还会在一种坏天气下捉去置之于死。际真，你是同中国离得太久了，你一点不明白当美国或欧洲法律到保护牲畜，鸡鸭倒提也算犯罪时节，中国人在何等情形中即可被杀！
三月下旬，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离开上海，乘船四天到汉口，由汉口搭小火轮，又走了五天，到达湖南常德。丁玲谎称胡也频将去苏联，把孩子交给母亲抚养。三天后，沈从文和丁玲离开常德，到长沙乘火车赴武昌，“因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两天，在汉口江海关前面，看了一回采真临刑的地点，又过江到叔华夫妇住处去，同他们在后湖坐了三点钟的小船，买了些活鲫鱼，照了几张相片，还在他们家中吃了一次饭。”
返回上海已经是四月十日，早就过了武汉大学上课的日期，本来在那里也很不愉快，沈从文就此放弃了这个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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