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绝症的陷阱
编者按：本文来自对浙江温州民间中医潘德孚先生的人体生命医学论述的整理。大标题和小标题是根据表达需要和方便读者理解需要由编辑修改或添加的。本文非常契合健康道场的疾病与健康一贯主张。希望读者认真阅读后，不但有思想理念收获，更有健康实践收获。
1生命死亡有其真相
死亡是因生而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害怕。
自然界有了生命之后，同时就有了死亡。对待死亡的态度，中医与西医很不同。
生命与非生命的不同，除了能自我复制之外，还有一点是它自产生之后，就随身带来了死亡信息，也就是生命运行终止信息。死亡信息就是内在规定的运行时间表停止运行，便是死亡的到来。这种信息自精子与卵子结合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因此，它是随着生命的不断运行而不断增加的。它一旦释放，就是所有的信息运行终止。死亡信息就像倒计时的时钟，自人的生命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不断增多。如果说人的生命信息具有自组织能力，包含着自动自调的本能系统和具有可自控的意识系统，那么，开启死亡信息之门的能力也同时掌握在两个不同的系统手里。人的死亡，既是按照既定的、不可逆转的本能程序向前运行，又会因意识的绝望而加速释放。因此，做医生的是不宜说病人只有多少时间存活的混话的。这么做，对害怕死亡的人，可以说是一张催命符咒。事实确系如此，而我们的医生，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往往喜欢对病人下死亡日期的断语。“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绝对无权任意推测或确定病人的死期，原因是:就现今的科学技术和测量仪器并没有一种可以确定人类死期的方法。所以，任意告诉病人的死期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危言耸听的谎言。胡乱猜测只会增加病者的心理负担，是一种毫不负责任、雪上加霜的做法。”（《顺势疗法》，198页，陈树桢，中国环境出版社，1999年版） 可悲的是现在这样的医生确实太多了。
2癌为绝症纯属魔咒
“癌症必死论”是因为西医医学面对癌症治疗束手无策而提出来的。这种论调对患者精神上的损伤极大。一位退休教师患微热住院三个月，她总是缠着医生要告知她得了什么病。医生被缠得没法，只好告诉她说，得的是肺癌。第二天，她死了。三个月不死，一听到患的是肺癌就马上死了。诗人李岂林，五十多岁，一天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得了肝癌，当场晕倒，五天后死亡。这是什么道理？是绝望。绝望会使患者的死亡信息大量释放，导致突然死亡。肝癌肺癌不可能使患者在几天内死亡的。
上述的意思是说明死亡信息随声而来，害怕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害怕者会比不害怕者死得更快，其原因就在于害怕会使得死亡信息更快释放。西医医学根本不可能给任何病人做何时死亡的判断。然而，在西医学的许多论文中，却有一个“存活期”的概念:医生给癌症患者做了手术后，直至患者死亡，这一段时间，就叫做“存活期”。这里，医生事实上就是把做手术的那一天，当做患者必死的日期，而认为是做手术，才使患者活了下来而且把它当做医疗的成绩，患者活得越长久，成绩越大。这好比癌症患者是在做手术的那天被枪毙了，是因为医生的手术救他再活了多少天。那些没有经过治疗而几十年活下来的癌症患者该怎么说?有的患者在医院治疗越来越差的时候，医生往往会告诉他只有多少时间“存活”了。这种做法对不信者毫无用处，对胆小怕死的病人，只有促其速死。可见“存活期”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不仅不科学，更应该说是反科学的。“存活期”是以首先确定病人的死亡日期为基准的，否则，哪能有这个说法呢?谁都不能预计一个活着的生命，会在什么时候死亡。有的病人甚至是在癌症后期，奄奄一息的时候，竟然发现癌症突然消失，不药自愈。生命所创造的无数奇迹，西医医学无法解释的甚多。其原因就在于西医医学缺乏对生命的研究。生命会在最衰弱的时候，在面临死亡之前，不断地为它的生存而不懈地努力，时时为它的活命而竭其所能。曾经有许多被西医们宣布为必死的病人，都出人意料地、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令做过死亡判断的医生瞠目结舌。2009年，美国调查发现，癌症患者死亡率降低。道理何在?原来是不断宣传两条新的见解:一是发现生癌就马上动手术，做化疗的人少了;二是宣传癌症是慢性病，寻求自然疗法的人多起来了。所以，当年对患癌病人，判断为必死之症是严重的失误。其原因，乃是医学理论中无视人体生命的强大的自我康复能力而造成这种无法解释的尴尬。
3避免抗癌治疗的陷阱
我们的时代有如此多的人热衷于抗癌，却如此没有成效。许多本来能够自愈的，因为医生的治疗，而走入枉死城，被“合法杀人”所误，这绝非偶然。1987年，年仅47岁的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万鹏，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医院要求他住院手术治疗，他没有答应。因为他的父母均在1985年肝癌，双双住院，不久便亡故。1986年，他的大妹妹患肝癌住院，亦死于医院。所以，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家族的遗传基因问题，没希望了。他认为既然住院救治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又何必住院呢?但是，他却有满腹的“灰学理论”需要表述出来公之于世。于是，他把家庭当病床，与死神争时间。每当肝痛发作，便嚼一枚辣椒止痛。于是满口辛辣，一身大汗，真的止住了痛，他便继续写作。他妻子经常给他服用一些据说能抗癌的中草药，如绞股蓝之类。他每年出著作一册，至1994年去医院检査，肝癌不见了。是不是这些中草药或辣椒治愈了他的肝癌，当然得存疑。笔者认为对死亡的无所谓和对学术追求的积极向上的态度是最主要的因素。这里的关键在于他的思想一一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酒脱精神。孙先生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战胜肝癌;二是成为我国“灰学理论”的创始人。2006年，我承担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课题结题，请他担任专家鉴定组成员，其时他已经68岁，身体十分健康。孙先生与他的父母、妹妹，不治者活得好好的，治疗者都死去了。逝者长已矣，医疗有无责任，不可追究，但不能不论。
“美国癌研究者哈定·B.琼斯的调查表明，未经治疗的癌症患者其生存的希望看来要比经过治疗的患者要大!”孙先生家族性的肝癌史，也证实了哈定的调查不虚。这岂不是对手术、化疗等治癌方法的一个极大讥讽?反过来说，孙先生的父母、妹妹，如果不住院治疗，也许不会死得那么快。正如医师外科医学院的亚历山大・H.斯蒂文斯教授说的一样:“医师的年龄越大，就越怀疑医学的优点，因而就越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西方医学研究者，从相信医学开始，最终却相信了大自然。什么叫相信大自然?就是不相信医学的医疗，放弃医疗，让病人依靠自己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不药自愈，少药而愈。这只能说明医学研究的失败和失误。所以，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宗教。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惨就惨在这种所谓“科学的医学”没有信仰就不能生存了。
4避免坑人的医学检测
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母亲于20世纪60年代住院，医生诊断为肝癌。但为了更加明确，要求家属同意做肝穿刺活检，然而作为家属的她认为，肝穿刺活检会给病人增加痛苦，医生既已认为诊断明确，那就给开药吧。岂知医生说，肝癌无药。做肝穿刺活检只是寄希望于万一，即诊断错误，病人还有活的希望。她想，如果医生诊断正确，做了肝穿刺活检，只能增加母亲的痛苦，也没有活的希望；如果不是，不仅白受痛苦，反而受到创伤，没有任何好处。她拒绝了医生的要求。出院后，听人说母亲之病，按其症状可以用海带调冰糖治疗，于是她每天给母亲按法服用，后来这位患者活到90多岁才亡故，又活了30年。而另一个与她母亲同时住在一个病房的妇女，40多岁，也被诊断为肝癌。她同意做肝穿刺活检，经切片做了病理检验，确诊为肝癌，三个月后癌扩散死亡。
两个病例，带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了证明医生的诊断是否准确，让病人做肝穿刺活检，忍心冒扩散的危险，这种做法妥当吗?当然不。现在的西医医生经常向病人推荐只对其病名有判断价值、却毫无治疗作用的创伤性检查。例如胃镜，它可以看到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癌等。然而要问:有哪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法可治愈这些病?无法回答。因为至今为止，可以说没有一样西药让西医的治疗法能够治愈这些疾病。我见过好几个病人，因插胃镜致胃黏膜脱落，终身痛苦;更有一位食道损伤，后来引发食道癌死亡。生命和身体大受戕害只是为了“知道而不能治”，如此还不如不知道。因为，胃镜插入只能加重病情，于治疗无助。这些检查手段，只能伤害病人，促使疾病的恶化，不仅起不到延长生命的作用，反而会加快死亡。“许多症状表明，医学本身也得了病。而且同其他病人一样，也是不能用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方法。遗憾的是，批评现代医学的大多数人又自然地接受了现代医学的世界观和目标，并把他们的全部精力仅仅放在改变形式(方法)上。”（《疾病的希望》，5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版） 这就是西方线性思维的悲哀之所在。
5改造主流医学的思维模式
我认为，西医医学应该进行认真反思，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方向的问题:医学研究与教学始源的毛病。也就是说，把医学研究和教学的基础定位在解剖尸体上，锁定在外源病原体上，硬生生屏蔽了认识生命的可能性。
批评现代医学的人为什么又接受了现代医学的世界观和目标呢?这是整个哲学体系的问题。西医的治病思维，首先要按既定实体标准确定病名。这就是被线性思维牵引着，走上框定躯体病灶这一微观世界，一叶障目而对生命信息茫无知。就错在始源:病名成了框框后，你要研究，要讲讲研究什么方法对抗什么病。这就得从身体寻找病灶，说明病理，就得把生病的非常态生理现象说成病理现象。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年前，就被法国的伟大科学家弗朗科伊斯・马迪根教授揭穿了。他是伟大的医师、生理学家，是法国科学院院长。他说:“如果连一个可以遵循的正确的生理原则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不再奇怪自己需要行医成功的可悲心理了。无论这多么痛苦地刺伤了我们的心，我都要毫不迟疑地宣布:我们忽视了引起疾病的生理障碍的实质，以致不会考虑可能产生更好疗效的方法。我们应把后人交给大自然去治疗，可实际上，我们经常是硬着头皮去行医，根本不知道自己行医的原因和合理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险:行医加速了病人的死亡。”（《现代医学批判》，1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版）。这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健康研究所对癌症调查的结论多么相似：“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
马迪根先生无疑是伟大的哲人和真正的勇士，一百多年前他已经看到西医的无望和虚妄，并开诚布公，大声疾呼，发出警世恒言。一百年后，我们更看到了西医的绝望和虚狂。就因为他们不懂生命，更不懂中医。我们也看到了希望，那就是中医必将兴起。中医搞辨证论治，需要理解的是“证”。“证”的本质就是生命的病态病势信号。辨证论治就是辨别这些信号的偏斜，只要予以协调纠正，就能使人康复如初，甚至加康乐健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