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此书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会是这个样子——《菊与刀》札记
说起日本，这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与中华渊源极深，以唐朝都城为榜样营建的京都就是重要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和日本可以说文化同源，关系密切；但另一方面，我们记着十四年抗战，知道日本车很省油，知道他们获得了好些个诺贝尔奖，知道他们有小电影……但具体的日本人又是怎样的？对于大多人来说，又面目模糊。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给我们勾勒出了日本人的整体形象：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段话出自《菊与刀》，也正好体现了“菊”与“刀”的一层含义。菊花象征着风雅，刀象征着杀伐。具体地说，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优美的代表；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意味着勇气、征伐、忠义、名誉。它们被用以说明构成日本文化矛盾的两极。日本人，恰恰是混合的。
这是一本很有特点的书。
首先是这本书作为课题产生有特点。写一本关于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书，基本作用当然是让读者了解它，这一点《菊与刀》也不例外。不过，一般情况下，一本这种类型的书，总是或多或少带有吸引读者与该地建立联系的意思，多少“友好”一点；而《菊与刀》的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与日本“对抗”——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意思。它写于二战结束前夕，鲁思·本尼迪克特说：“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正因为目的不同，《菊与刀》研究和向我们展示的，就不是那些用来让人赞美、欣赏的元素，而是就对抗来说可以加以利用的、必须妥善应对的元素，也就是说较偏向于“人性的弱点”，重在可以攻击和制服的“破绽”。
本书另一个特点是观照日本人的生活细节。“因为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这样做的价值，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评：“人类学从文化即民俗的方面来观察研究，分析个人不自觉也不自主的，从小就接受下来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她用这一观点研究日本，其实所研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情’中重要而常被忽略的一方面。”于是我们可以跟着这本书光明正大地去近距离看看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进而与我们的原有印象作对应考察，理解“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作者是在日本之外观察日本人。一般而言要写这样一本剖析日本人的书，必须深入日本细部，类似“田野考察”，但她写这本书时并没有去过日本。因为当时两国正在交战，她当然无法去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不过这难不倒鲁思·本尼迪克特，她接触了许多生活在美国的生于长于日本的日本人，并阅读了许多欧美人士详细记载的有关日本的生动经历，以及日本人自己撰写的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她说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的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另外她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凭着这些细致功夫，她写出了这在日本也非常有名的《菊与刀》。
这是一本为战后真正降服日本而写的书，涉及日本人的方方面面，这里咱们只介绍点平常有所闻的。
01 日本女人的自由
书中说：“日本妇女走路时要跟在她丈夫身后，其社会地位也比丈夫低。……在日本家庭中，女孩子只能静静地眼看着礼品、关怀和教育费全都被兄弟占有。”但同时，“日本妇女与其他亚洲大部分国家相比，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
首先是物质层面的自由，除了从不用像中国旧时曾有的缠足、“养在深闺无人识”等等外，最体现权力的是“在日本，妻子掌管全家的采购和金钱”，“当了婆婆以后更是一手掌管家务”。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很令人羡慕啊。
其次是性问题上的自由，且“出身越低，自由越大”。“她们一生在大部分期间必须遵从许多禁忌，但绝不忌讳知道真相（指男女间的事）”，在婚前，限制是严格的，“甚至连女佣人也受到教育，知道必须保持贞洁”，但”女人到了成熟年龄，就抛开禁忌；如果出身低微，她的淫荡毫不逊于男人”，“在农村，妇女如果生过孩子，就可以相当随便地谈论性言行”，而“日本人对妇女行为端正的要求因年龄和场合而异，不要求一成不变的性格”。
日本女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家庭里，地位的高低，又跟不同的阶段相关，特别是“多年媳妇熬成婆”是个绝对性的分野。
02 日本男人的自由
如果把日本男人的人生划为三个阶段，即幼年、壮年、老年，则幼年和老年是“自由的领地”，而壮年“受到最大程度的约束”，“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因为日本人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能够产生靠自由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也正因日本男人一生教育中“自由”与“约束”的二元性，使他们产生了行为的矛盾性（如作者所概括）。
但日本成年男人的约束中，又有着某些方面的自由，突出的就是“肉体享乐”。日本人认为“肉体不是罪恶”，且人的灵魂里不存在“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而只是'温和的灵魂’与'粗暴的灵魂’的斗争’”。除了洗热水澡、睡眠、吃饭、饮酒等“家常”的肉体享乐外，日本男人在性享乐上面更少的禁忌。“他们认为，像其他'人情’一样，只要把'性’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行。'人情’没什么罪恶，因而对性的享受没有必要讲伦理道德。”日本男人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得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日本人对两者的区别是，一个是属于人的主要义务世界，另一个则属于微不足道的消遣世界。”也正因此，在日本，“妻子为出去夜游的丈夫梳洗打扮，妓院可以给他的妻子送账单，妻子照单付款，视为当然。”
对此情状，国人读了，瞠目而外，不知作何感想。
03 特有的“义理”
日本人有句话叫“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必须报答'义理’，就像必须报答'义务’一样”。 这“义理”是日本所特有的，又是最奇特的，因为“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根据作者的理解，“义理”与“义务”的较明显的区别是，“对'义理’的报答充满内心的不快”。
照我们的想法来说，内心充满不快，还还“合义合理”吗？而在日本人那里，这却是必须的。
作者把“义理”分成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义理”，一类是“对名誉（名分）的义理”。对社会的义理，大致是“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对名誉的义理则是“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
从对社会的义理一面看，我们视为亲情、孝义的，日本人是看作义理。比如婚姻关系中，“对配偶的家庭终身履行契约性义务，就是'履行义理’”，而“儿子成人后侍奉自己的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母之情，这不是'义理’”。内外之分如此明晰，“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义理””。此外，在传统里，“武士对主君及其同伴的关系”则是更大的义理，“在德川氏未统一全国以前的日本，这种德行之重大在人们心目中超过当时的'忠’”。“忠”即是对将军的义务，但有人“甚至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义理’”，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但反过来，如果主君对家臣有所侮辱，则家臣又可以弃职而去，并加以报复。在日本人那里“两者都是'义理’，尽忠是对主君的'义理’，对侮辱进行复仇则是对自身名分的'义理’”。看来，义理怎么执行，也得看他们自己怎么理解。当然，现在日本人的报答“义理”“已经不是对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诚，而是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并“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一个人迫于'义理’，有时竟不得不无视正义”，报答义理变成了“偿还债务”。
从名誉（名分）的义理一面看，重点是“雪除名誉污点”。在日本，“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人”。除了复仇外，日常的要求是“坚忍和自我克制”，比如“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等等，听说日本武士“奉命要做到即使饿得要死，也必须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并且要用牙签剔牙”。这在我们中国，那就是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不值一提的。更会令国人惊奇的是，日本人借钱时也可能要把“名誉的义理”抵押给债主，“当新年来到，债务必须偿还之时，无力还债的人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这样一比较，我们常常看到“老赖黑榜”，倒没听说有哪个老赖自杀的，可就不知道该值得庆幸还是羞耻了，也可能他们觉得这个不算“污名”吧。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从十岁起就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学习“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在日本中学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颐指气使，想尽办法欺侮，受欺侮者则“如果不能有朝一日报此仇，就觉得'心事未了’”，报复可以一直延伸到成年工作后，大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而军队里两年兵对一年兵的侮辱，远比高年级生欺侮低年级生更为厉害。并且争执都在士兵之间自行解决，因为“日本军队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向军官申诉是丢脸的”。在这种情况下——
“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的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 了忠于天皇的思想，经受各种屈辱刺痛的体验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尊'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
回看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军人那种灭绝人性的兽行，原来如此。
04 耻感文化
这与“名誉的义理”紧密相关。“日本人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他们有句话叫“知耻为德行之本”，这跟我国传统文化里“知耻”有近似处，但是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他们“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需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会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而我们中国人，尽管也会很在意社会的评判，但同时也更强调自身对“善恶”的甄别，做事要符合“天理人心”，而不是对谁唯命是从。
作者说，“在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向神父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他反而会感到，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丧”。他们没有罪恶感，只有羞耻感。于此，我们也进一步了解，同样是“二战”的发动者、战败国，为什么德国能那么彻底地忏悔，而日本的态度却如此暧昧。
以上是本人阅读《菊与刀》的一些粗浅体会，不及书中精奥之万一。更深入的了解，请各位朋友捧书在手，自去细细品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