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 汉口水淹泽国陆地行舟

近代，武汉这座城市苦难不断，1911年火烧一遭，1931年水淹一遭，两次巨灾临头，这样的不幸不是哪个城市都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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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下旬开始，中国气候反常，各大江河流域都持续降雨，降雨前后持续直到9月，时长达3个月。持续性的降雨不仅导致长江、黄河、淮河水位暴涨，三条河流的支流也同样水位激增。那年的降雨量是过去的好几倍，加上在此之前当权者腐败无能，水利失修。上游冲下来的泥沙都淤积在河道，中下游有些地方甚至形成河洲，水路严重受阻。当时的洞庭湖、鄱阳湖等被开垦，蓄水能力下降，而长江、黄河等大河的河道变浅。所以当遇到1931年这样罕有的降雨量，发生洪水灾害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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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是此次洪水受灾最重的地区，汉口属于汉水入江之口，清末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筑堤（张公提）防洪，长江沿岸刘家庙筑护江堤，后来此地渐渐形成闹市。1931年连续降雨，水位暴涨，当时如果能够及时投入资金加固堤坝还是可以保全市区的，但是蒋介石政府将筑堤坝的库存金都拿去打内战了，武汉当局政府也并未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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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起，汉口特三区（旧英租界）、法租界等沿江地区及接近后湖之外区相继临水；7月28日水位27.15米，清晨分金炉堤防溃口，三元里外被水淹。这还是小打小闹，属于局部性淹没。7月29日晚11时，江汉关水位27.21米，丹水池拦江堤溃决，江水开始从一蛇洞冒出，防守抢护不力。瞬即溃堤，江水奔流，势不可挡。先注后湖，铁道东侧逐渐临水。

中山公园大门

铁路外，中山公园及协和医院水深约二丈，附近民房多已淹过屋顶。8月2日江汉关水位27.12米，平汉铁路上单洞门孔决口，口门宽2丈，各租界企图各自为政，限于当时条件也抢护不力。至8月14日除日租界外，已全被淹，8月15日武汉关水位27．57米，日租界也泡了水。16日6时水位28.00米，黄金堂滩堤决口，至此汉口市只留下岱家山未淹了，19日达到最高水位28.28米，武昌堤也在7月下旬至8月22日多处溃口，平地被淹。待江水位退至23米以下，汉口洪水才基本全部退出，少量渍水采取疏沟排除，这是一次创纪录性的水灾。群众逃命困难，有的人家备小船逃命，有的用门板、木盆、水桶扎排逃生，或则爬到树上、房上待救。处境艰难，淹死2.3万余人

自治街19中

汉口除了少数地势较高地方，其它地方都成了一片汪洋，市区平均深度3米，最深的地方达到5米。之后大水将武昌、汉阳淹没。武汉全境在水中泡了一个月之久，当时两千多船只在市区穿梭，灾民困在高楼或者高地上。由于无有效的救灾措施，水中四处漂浮着人畜的尸体，散发阵阵恶臭。水灾过后，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蔓延，全省数十万人无医无药，奄奄待毙，连国民党王家墩机场14架飞机都淹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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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申报》记载，武汉共16.3万户被淹，受灾人数达到78万人。《国闻周报》第8卷第3期记载，码头夫、车夫等瞬间就失业。当场溺死的人数达到2500人，每天约有上千人因饥饿、瘟疫、中暑而死亡。水灾过后当权者施以“舍车保帅”的惯伎，将水利局长陈克明，汉口市长何葆华等给予免职处分。沿江沿汉凡发生溃口所在县的县长分别受到罚俸，或记过处分，以图平息广大群众的愤怒，而真正负有全责的何成濬(武汉行营主任)、夏斗寅(武汉警备司令)等却安然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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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丹水池铁路堤溃决，本来就是事先防守不力。但在情况告紧，市民辗转上报时，身为省执政者的何成濬和徐源泉，夏斗寅，却正在某处与既济水电公司经理刘少崖一起打牌赌博，闻讯后，何等漠然视之：“不要紧，看着办吧”，这等执政者，岂能为民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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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父亲讲过，武汉1931年的水灾，那时他才7岁，家住硚口居仁门，祖父在汉正街一家海味店谋职，尽管租一只小船赶往店里，但店子已被淹没，货物全被水泡，损失惨重，由此祖父而被解雇。好在家里有两层楼，一家人挤在楼上不得出门，若有划船卖菜的，仅靠吊篮放下交换。那种痛苦的日子，父亲说他一生难忘。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本期编辑/校核：田联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