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与探疑：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动力（二）——陈聆群、陈应时二位先生于学科建设的功绩和感怀

作者：洛 秦

内容提要

陈聆群、陈应时教授是我的老师和同事，提携和指引我走上学术道路。与二位先生学术共事的30多年经历，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陈聆群先生是一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奠基者、不断反思求索的开拓者；陈应时先生是一位中国古代乐律学及古谱研究“终极问题”的挑战者、永无止境探疑的证实者。

关键词

陈聆群；陈应时；中国音乐史学；重写音乐史；乐律学与古谱

作者简介

洛秦（1958~ ），男，上海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上海 200031）。

刊登于《音乐艺术》2021年第1期，第6~22页

（续）

写着这些回忆，读着这些记录，想着过去与陈先生交往的时光，眼泪禁不住夺眶而下。“乐论近代卷”就是这样一部岁月珍贵、岁月感佩、岁月触情、岁月永远没法忘怀的文稿。我在《乐论》“后记”叙述，十年间，历经种种艰难，途中几次想放弃而最终坚持下来的动力之一，是因为《乐论》项目的意义。中国音乐史学需要《乐论》。史学工作的基石是材料，引领史学建设的是观念。《乐论》既是一部中国音乐史的缩影，也将成为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无疑，整个人文社会学界也需要《乐论》。这部书可以使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音乐文化特性及其发展历程，了解其从哪里来，思考其应该走向哪里。促使我坚持下来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来自《乐论》团队每一位成员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对此，我深表感谢。其中陈先生的鼓励、支持和坚持无疑是最大动力之一。现在重新回忆这个过程，特别是阅读与陈先生交流的信函，我却有了一丝悔恨的感觉。如果没有《乐论》项目，如果不是请陈先生挂帅“近现代卷”， 如果我当初放弃了继续做下去，也许就不会给予陈先生这么多的压力，他不会为此而烦恼，80余岁的老人会有更为完美的晚年，特别是2016年，陈先生会以一个轻松、美好和开心的新春伊始。岁月充满甜酸苦辣、阴晴圆缺，但没有反悔或再来。

关于陈聆群先生的学术贡献，戴嘉枋、居其宏二位先生的文章写得最为妥帖和准确。戴嘉枋在其文章《陈聆群先生和他的<八十回望>》中论述：“在这本书中，我既全面了解了陈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如在1958年参加编写、修订和讲授《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后又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1840~1949）》的教材编写和收集整理30盒磁带约共1800分钟的音响资料，特别是因他在1982年的全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教师暑期讲习班上，将它们无偿地提供给极端缺乏教材和音响资料的高师同行，由而获得与会者的由衷的尊敬和崇仰；包括他在《萧友梅文集》等编辑工作中的默默奉献；以及在80年代后撰写的如《反思求索、再事开拓——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文章提出的，决不能'把历史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理解成是为现实斗争的某种临时需要服务，或者把历史上的某种现象或遗留问题，同现实中的论争人为地联系在一起，生拉硬扯地等同类比，甚至搞成借讨伐历史亡灵和历史过失，来批判现实中的某种言行和打倒某个个人，那样，历史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而是成了跟着现实中某种临时事变转的尾巴和达到某种可疑目的的工具了。’他的一系列真知卓见，对于学科同行后进予以莫大的启示。”[12]

居其宏先生的文章《严肃史家在反思求索中的自我拷问——陈聆群教授<八十回望>读后》[13]对陈聆群先生不断“反思求索”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令我深感钦佩的是，此后陈先生对自身和本学科的反思求索过程从未停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音乐艺术》1999年第3期）以及在“重写音乐史”讨论中发表之《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音乐艺术》2002年第4期）两文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番以耄耋之年在《八十回望》中所做的反思，则更为全面系统，也更为深刻痛切。

就其系统全面而言，《八十回望》将记叙、反思目光不仅投向自己的治史过程及其中经验教训，更对本学科的起步与发展、史料建设、历史观与方法论、著述和教材编撰、现代著名音乐家文集或全集的编辑与出版、本方向博士学位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等等不同的专题或领域均有广泛涉猎。而其中关于一些著述和文集编辑出版过程之复杂繁难和艰辛曲折、非其他学科其他学者所能体味到的酸甜苦辣以及因种种缘由留下的诸多遗憾，不仅述之尤详、史料丰富，且无论叙事、写人、抒情、论理，或是赞扬与批评，均从大处着眼、小处留意，分寸拿捏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读之每每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历其境，更令人对治史尤其是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所处之特殊窘境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如文章开头所述，年月是一种标志、一个象征，或一种意义。2002年，似乎是一个平凡的年份。然而，这一年份不仅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而且对于陈聆群先生都具有非凡意义，也就是那一年“重写音乐史”的论题讨论被推向了高潮。2002年，关于“重写音乐史”先后有7篇同一主题的论文刊发，包括梁茂春、戴鹏海、冯灿文刊发的文章，该论题的当事人汪毓和先生是年也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而且陈聆群先生也在同一年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14]，陈先生在文章最后指出，尽可能建立起一套文、谱、音、象、图、物俱全的立体化的史料体系和教材，只有做到了这一工作, 才谈得上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建设成一门成熟的学科，“重写”出科学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他的另一篇题目是《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15]。陈先生在文中明确地提出，“重写”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他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是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继而兴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在社会大变革和西方文化与音乐的影响下,向着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在此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出现了不同于古代的流布嬗变态势,形成了各民族多系统音乐的歌种、曲种、剧种、乐种纷繁迭出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更直接地接受西方文化和音乐的影响、与传统音乐不同而又有着深刻联系的新音乐文化。只有完整反映不断变革中的传统音乐和不断发展中的新音乐这两个方面(即两个并存的传统)的历史内容,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一段高屋建瓴的论述为“重写音乐史”提出了方向。接着，2003年、2004年陈先生再次就“重写音乐史”话题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即《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一封信》[16]、《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17]。因此，陈先生成了“重写音乐史”这个不得不说，而且几乎等同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符号化领域”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

在陈聆群先生《岁月悠悠》中记载了他对于我们的很多期望和嘱托。其中有一篇文字题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上海音乐学院》，该文原稿为2004年在中国音乐史学会杭州年会上的发言，刊载的是重写的文本。陈先生说：

为建设好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这门学科，上海音乐学院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也就是我期望于母校为建设好本学科应当做些什么。

第一，希望认清学校在建设本学科方面所独具的得天独厚条件，做出全面规划，发挥整体优势，把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摆到应有的适当位置上。这并不是要求学校对本学科投入多少超过必要和合理程度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只是要求改变原来那种往往对本学科用得着时想起来（如逢到校庆了，或者纪念学校的先辈前辈的时候，就来找我们了），没有事的时候就置之脑后的状况。希望改变在学校有些主政者心目中，对本学科往往视若未见，或者只是若有若无的状态，而应该通过制订中长期的全面规划，动员学校各相关学科与专业，分工合作地来提升包括本学科在内的进行与中国近现代音乐相关的研究、教学和表演的整体水准。……

第二，希望认清学校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建设方面独具的优势所在，真正加强发掘、汇集、梳理、珍藏这些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工作，还要有计划地启动经过郑重科学整理的编纂出版，以用于科研、教学和表演等方面，做出全面规划，尽快把上海音乐学院建成为包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在内的音乐文献资料基地。……

其中一个严重问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一所老校名校，许多音乐学科与专业的创始人，以及成就卓著、德艺双馨的资深教授与一流专家都在这里，而他（她）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如果我们不抓紧做好汇集他（她）们的历史资料和记录他（她）们的口述史的工作，将留下一个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和永远的遗憾，我们必将受到历史的谴责！走掉一个老音乐家、老教授、老专家，就带走一段历史的遗憾事，在我们学校已经发生过不知多少回了！学校的主政者和我们大家都不能再大意了！应该围绕着这些老人，成立起由他（她）们的助教与学生组成的专门小组，请他（她）们尽情倾吐，不仅录下音来，还应该把相应的历史材料和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摄下像来，并且进行科学存真的记录整理，以形成文图音像俱全的精美出版物而传之永远。

第三，希望认清学校所在的上海这座城市，从历史到现实，在中国和世界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把包括本学科在内的学校的科研重点，定位在关于上海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未来走向的研究方面来，从而为上海的音乐文化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陈聆群先生在《岁月悠悠》中最后的一席感慨的肺腑之言、一番深情的希望和嘱托给予我们沉重的深思和责任！

    二    

鉴于专业的原因，我与陈应时先生的师生关系更为直接一些。我在就读夏野先生研究生期间，作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教学的一部分，夏先生请陈应时先生给我一个人上律学专业课。我的律学基础、知识和感悟就是从那时习得的。一年的律学课，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翻译了一本《音乐声学》（Acoustics of Music），忘了作者是谁。陈应时先生一句一句地帮我修改译文。[18]当时我非常惊讶，古代音乐史专业的陈应时先生，其英语竟然这么好。没有多久，我们一起去河南参加朱载堉学术研讨会活动的路上，陈应时先生告诉我，他的英语是在一段特殊时期每天学习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掌握的。陈应时先生的英语不仅能够熟练阅读赵如兰先生的英文版《宋代音乐史料及其解读》（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并且与赵如兰先生讨论其中的史料问题，而且还能够前往英国访学一年，参与劳伦斯·毕铿的“唐代乐谱研究”计划。也因此，当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之后，陈应时先生鼓励我出国留学。他说，古代音乐史研究也需要国际眼界。陈先生自己就是榜样，不仅英语好，而且还基本掌握日语的阅读。我的律学课的另一项内容，是对照着缪天瑞先生的《律学》进行学习，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亲密接触的教习，我才有可能初步了解中国律学的价值和意义。再加上，陈应时先生是夏野先生的学生，他时而对我戏说“咱们是师兄弟关系”。在这样的两层关系上，我无疑也应该算作是陈应时老师的“亲学生”。

1986年春天，也就是我入学的第二学期。在一次律学课上，陈应时先生告诉我，那年的秋天在河南郑州将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有关纪念朱载堉及其乐律学论题，让我考虑一个论文题目参加会议。虽然我学了律学，也撰写了一篇论文《三分损益不等于五度相生》[19]，当时正在投稿待发表之中，要写一篇关于朱载堉律学的文章参加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这对于我是很大的挑战。我咨询了夏野先生，他非常支持我参加学术会议，让我请教陈应时先生。我就在上音图书馆查找和阅读了朱载堉的所有史料文献，当年朱载堉律学研究非常少，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经过阅读，我注意到一个问题，朱载堉的“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对于当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在明代被“束之高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关注，为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陈应时先生。他说，很好，你可以对此问题进行思考。就在夏野先生的支持和陈应时先生的鼓励下，我撰写了《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命运的思考》一文。

1986年9月我跟着陈应时先生到了河南，先去了洛阳看了龙门石窟，然后去了郑州，于15日至22日参加了“朱载堉诞生4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继1984年召开的“纪念朱载堉《律学新说》成书400周年暨第一次律学学术讨论会”后，一次具有高度综合性研究朱载堉和中国古代律学的盛会。会议前，陈应时先生还帮助我练习了发言稿。在陈应时先生的撑腰之下，我平生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并在数百人面前作了学术报告。也就是这篇文章，在1987年“江阴”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暨第一届高校学生论文评选中，获得研究生组一等奖。夏野先生非常高兴，同时，这也是我向陈应时先生的“律学课”递交了一份还比较满意的作业。

研究生学习期间，除了夏野先生家之外，最常去的是陈应时先生家。在拥挤狭小的房间里，进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屋子里堆满了书。陈应时先生没日没夜地在做研究和写作，通宵达旦是家常便饭，应时华师母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健康，时而会向我抱怨几句。记得有一次，陈应时先生为了安慰师母风趣地说，我这是为了挣稿费，争取能为家里买一台洗衣机（半自动的），减轻你（师母）的辛苦。当时的稿费低得非常可怜，一篇学术文章大约十几元，要多少文章才能挣得来当年大约400元一台的洗衣机？虽然是安慰式的戏言，但从中也反映了陈应时先生的勤奋和高产。以下是在知网上查询到的陈应时先生发表论文的情况：

图1   1982年（9篇）

陈应时先生从1956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陆续开始从事音乐学术研究。1970年代末，音乐学术界迎来春天，其时陈应时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开始爆发式发展。从曲线图及查找的论文发表数量可知，1982~1984年间是陈应时先生论文产出的峰值最高期，年平均10余篇，1983年和1984年每年12篇之多。根据知网统计，自1982年到2017年最后的一篇，陈应时先生在此期间仅有两年没有论文发表，1990年和2001年。陈应时先生伏案书写近乎几十年如一日，从1982年至2017年的35年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根据不完全统计，约发表了160余篇论文[20]，尚不包括著作。如此勤奋多产实属罕见，鲜有人可及。

陈应时先生的文章内容从来都是极其实在的学术问题探讨，具有相当高的针对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将其发表量第一次峰值最高阶段1982~1986年间的大部分论文内容做一个归类如下：

1.宫调研究

《传统调名中的“之调”和“为调”》《“变”和“润”是“清角”和“清羽”吗？——对王光祈“燕调”理论的质疑》《调和调式——评林氏“为、之术语”的两种读法》《论<白石道人歌曲>集曲谱中的“调”》《唐宋燕乐角调考释》《关于“调”和“调式”——关鼎、东川清一论文读后》《转旋、转均、转旋均——东川清一氏论文读后》《唐俗乐二十八调》《中国古代的固定唱名法》《论中国音乐调名法的历史经验》《<乐星图谱·犯调歌诀>疑点之考释》《燕乐二十八调为何止“七宫”》《“八十四调”新解》《转旋均·唐代犯调·日本音阶》。

2.律学研究

《论证中国古代的纯律理论》《琴曲<广陵散>谱律学考释》《琴曲<碣石调·幽兰>的音律——<幽兰>文字谱研究之一》《琴曲<碣石调·幽兰>谱的徽间音——<幽兰>文字谱研究之二》《论四分损益律》《“<淮南子>律数”之谜》《王朴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律》《十二平均律的先驱——何承天新律》《中国古代的律准》。

3.古谱研究

《论姜白石词调歌曲谱的“ㄣ”号》《论姜白石词调歌曲谱的“■”号》《解译敦煌曲谱的第一把钥匙——“琵琶二十谱字”介绍》《应该如何评论<敦煌曲谱研究>——与毛继增同志商榷》《评<敦煌曲谱研究>》《宋代俗字谱研究》《敦煌琵琶谱的解读》《论敦煌曲谱的琵琶定弦》《读<论敦煌曲谱的琵琶定弦>质疑——兼答林友仁同志》《朱载堉和古琴》《评管平湖演奏本<广陵散>谱》《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琴曲<侧商调·古怨>谱考辨》。

显而易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陈应时先生已经确定了宫调、律学和古谱三个领域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心。35年来，他的研究焦点始终围绕着这三个专题进行不断挖掘和深入探讨。众多学者对陈应时先生的成就作过评价。关于宫调和律学论题的成果，杨善武先生的文章《探“微”究“实”中的精神、作风与品格———从<陈应时音乐文集>所读到的》[21]（《交响》2005年第1期）的评价：“令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书中在一个个具体的乐律学问题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务实严谨的学术作风以及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学人品格，而这又是超越具体的理论观点而为学术事业发展所必需的最为宝贵的东西。” 杨善武先生的另一篇文章《陈应时敦煌乐谱解译中的辨证理念与方法》再次给予了积极评价：“陈先生的辨证理念与方法不仅表现于敦煌乐谱解译中, 还贯穿渗透于他全部的学术研究中, 形成了其学术风格与特色。……陈应时先生的辨证理念与方法, 对于其研究对象敦煌乐谱解译这类课题来说, 是有它一定的特殊适应性的。他长期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 所接触到的大都是有关宫调、律学、古谱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而且一般都是重大疑难问题。对于这类问题, 必须持有一种辨析的精神, 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实证。也就是说, 他所选择的理念、方法是与其从事研究的课题紧密对应的。正因为这种紧密的对应性, 方保证了其研究的有效和成功。[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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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 戴嘉枋：《陈聆群先生和他的<八十回望>》，载《音乐艺术》，2015年第1期。

[13] 居其宏：《严肃史家在反思求索中的自我拷问——陈聆群教授<八十回望>读后》，载《音乐艺术》，2015年第1期。

[14] 陈聆群：《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料工作》，载《黄钟》，2002年第3期。

[15] 陈聆群：《为“重写音乐史”择定正确的突破口——读冯文慈先生提交中国音乐史学会福州年会文章有感》，载《音乐艺术》，2002年第4期。

[16] 陈聆群：《关于“重写音乐史”的一封信》，载《黄钟》，2003年第1期。

[17] 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载《黄钟》，2004年第1期。

[18] 可惜由于出国留学等多年颠簸的生活，很多珍贵资料都遗失，包括布满了陈应时先生修改笔迹的这份译稿。

[19] 洛秦：《三分损益不等于五度相生》，载《音乐艺术》，1986年第3期。

[20] 知网统计显示173篇，其中10余篇为其他领域的同名陈应时的成果。

[21]杨善武：《探“微”究“实”中的精神、作风与品格———从<陈应时音乐文集>所读到的》，载《交响》，2005年第1期。

[22]杨善武：《陈应时敦煌乐谱解译中的辨证理念与方法》，载《音乐研究》，2008年第3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