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有哪些被捧得过高的作品？
随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不断认识，在文化修养方面不断提升，归纳出了文学的四大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教化作用、娱乐作用。
文学的认识作用，是指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秉持“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则，许多文学作品都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故事作为艺术原型，来展开叙事框架的建构和情节的铺陈，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现场感”，正是这种“现场感”，会让读者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和共鸣，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及不同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文学的审美作用，是指读完一部作品，能给读者心理上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情操能得到陶冶，让人们追逐“真善美”的信念更加坚定。当然，文学的审美作用都是通过作者营造出来的优美意境，行云流水的文笔，新颖的写作手法，精确的遣词造句，宏大的叙事结构，积极健康的思想趣味所体现出来的，尤其是小说作品，对这些要求更多。
文学的教化作用，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传递出正能量的价值观，来改造读者的精神思想，教导人们怎样做一个人格高尚、品质优秀的人。
文学的娱乐作用，是指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达到休闲、消遣的目的，这跟人们看电影、唱歌、跳舞等活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这四大作用不仅是文学作品在价值方面的具体呈现，也是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尺。
如果参照以上四大作用，把评判视角放在当代文坛，可以发现，至少有五部小说名不副实，它们的名声被捧得极高，许多读者对它们带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一些读者甚至把它们列入当代“四大名著”或“五大名著”之列，容不得其他评论者评说它们的缺陷和不足。
这样做无疑等于好坏美丑不分，伤害了文学批评应秉持的客观公正态度，对文学生态环境的发展也没有任何好处。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小说，都属于被捧得过高、名不副实的典型。
《平凡的世界》是陕西当代作家路遥（1949年——1992年）的呕心之作，以上世纪70年代末作为时代背景，以城乡结合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作为叙述背景，把叙述焦点安排在农村青年男子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身上，他们为了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幸福生活，离开农村踏入城市，经历多种磨难后，最终掌握了自身命运，过上了让其他同龄人羡慕的生活。
在本质上，《平凡的世界》讲述了农村青年自我奋斗的励志故事，非常贴合当时的时代主旋律，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读到此小说，在心理上完全没有距离感，亲近感很强烈，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感觉就像是在叙述自己的生活，这是这部小说能够被追捧的根本原因。
不可否认，《平凡的世界》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和娱乐作用，但在文学最重要的审美作用上，却相当欠缺。小说语言粗糙、苍白，缺乏韵味和美感，完全是小学生作文的口吻来叙事，故事里边的说教意味太浓厚，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剖析还没有突破表象，停留在个人的感性认知层面。
另外，这篇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情结”过于浓厚，完全是按照个人臆想来安排故事情节，把主要人物塑造得过于完美，反倒不是那么真实。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在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根本原因是因为读者的抬举和追捧，跟它自身的文学价值并没有多大关系。
浙江当代作家余华1991年创作的12万字中篇《活着》，读起来确实很震撼，也很沉重。人们对它的震撼，主要来自于余华站在“非人间的立场”，以客观冷静的笔触，冷眼旁观的姿态，不遗余力地叙述人间的苦难和人性之恶，读者可以感受到弥漫在字里行间让人窒息的内在心理阴暗面。
文学的意义在于“抑恶扬善”，对人性之恶要毫不留情地鞭挞，对真善美要热情讴歌，这是千百年来的共识。然而，余华在这部小说里，只是叙述了形形色色的人性之恶，并没有对“恶”产生的根源进行入木三分的剖析，并没有引导人们走出困惑。
文学的使命不仅要讲述什么，呈现什么，更重要的是，要以文学的方式来解决什么，告诉人们怎样做，从这一点来看，这部小说在满足完读者的精神刺激后，并没有留下过多的意义，因此，这部小说近些年逐渐被冷落下来。
当然，在文采和技巧方面，《活着》有不少亮点，值得肯定。
当代河南作家二月河创作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历史小说，整整在文坛影响了30多年，当他在2018年12月去世后，评论家和读者也开始对他的三部曲进行盖棺定论。
按照二月河自己的说法，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小说和历史的结合”，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历史小说历来遵循这种理念，故事框架必须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一些故事细节则可以根据艺术需要进行一定的渲染和虚构，但不能过多地歪曲史实，因为历史小说还承担着普及历史的一小部分作用。
历史小说比起干巴巴的历史，因为有情节，有细节，人物形象更加饱满，随着影视剧的翻拍，很多读者会把历史小说和真实历史混为一谈，正因为这样，才让二月河成为颇具争议的人物。
文学评论家认为：二月河误导了读者。
然而，这还不是争议的核心，人们对二月河争议最大的，就是他避重就轻，在三部小说里美化了帝王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把他们描述为具有完美人格和偶像气质的明君圣主，而缺乏对他们在皇权专制上的残忍阴险面目的揭露，没有客观公正地还原出历史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