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辛苦为谁忙
我和阿涛走在旷野上，偶尔有车通过，这是新年的第二天，阳光极为刺眼，眼前的路让人踏出黑色的小道，雪山清晰可见，远处的山坡有很多人在滑野雪，路边竖着禁止滑野雪的牌子，这种牌子本身就很滑稽，如同禁止大小便牌子下尽是大小便一样。
人的天性就是野的，我们在极力用行政手段管理百姓的生活而不是法律，因为天然的停车场地上有警察或者是协警维持秩序，政府真累。
那天早上天气很好，我打电话给文杞，文杞诡秘地说要去女同学家做客，我说句“没追求”，把电话压了。我把电话打给阿涛，然后开车在阿涛家楼下等他。
我们平时在社交场上推杯换盏，认识的人太多，手机中至少有两三千人的电话。但真真的静下来，想找朋友单独聊天也就那几个人，虽然我们并不常见面。
阿涛现在是家里的车夫，早上开车把老婆孩子该送哪送哪，晚上再按逆行的路线接回家。
阿涛说，人到中年后，心慢慢静下来，越来越习惯于独处。年青时，还常去歌厅吼两嗓子，后来别人也不怎么叫他了，他除了会唱几首军歌，就会唱《涛声依旧》，还唱不全，别人也不爱听。同事评价，鬼哭狼嚎一般。
阿涛毕业那年分到了巴里坤中队，说是中队就他一人带了两个兵，外加一台老解放消防车，当年的巴里坤哪有什么火警，一片大草原，集中定居的人口还没乌鲁木齐一个家属院人口多，就一条街，还是石子路。当然阿涛在那时也没闲着，当年部队又不怎么训练，都在搞“三产”挣钱，支队买了两百头羊、五百只鸡交给阿涛。阿涛每天早上起床后就赶着羊去湖边，嘴中叼根草，再扛把汽枪。晚上再把羊赶回来，提几只麻雀，或者几只叫不上名的鸟给股长当下酒菜。
那时候，他和哈萨克的牧羊人一起放羊，消防队的羊头上都让他抹一块红油漆，哈萨克人的羊都在屁股上抹一块其它颜色的油漆，偶尔有其它羊群中的羊混到他这里，晚上清点的时候，他就单独关起来，有返回哈密的车就让带回市中队给战士吃。哈萨克是一个纯朴善良的民族，知道羊丢了也会找到消防队，阿涛就说羊被领导吃了，你自己在圈里挑一个，牧民就很奇怪，领导怎么跟狼一样，喂不饱呢？当然阿涛过几天会到牧民的羊圈里把红头羊再领回来。还会用几颗子弹从牧民手里换狼肉和黄羊肉。二十年前，领导阶层盛行吃狼肉和黄羊肉，所以周边山里的狼群和黄羊群数量骤减，以至消失。和他一起放羊的牧民让他培训的可以说常用的汉语，而阿涛哈萨克语的水平还停留在，你好吗？吃没有？他妈的。
阿涛在巴里坤草原放了18个月的羊，在这段时间里，阿涛不刮胡子，也不理发，完全和当地牧民融合在一起。有一次总队一个领导去巴里坤中队检查。那会，阿涛留着长胡子裹着黄棉袄，握着放羊的鞭子脏兮兮的蹲在中队门口。很木然的看着车开进中队。股长喊他的时候，他就两手插在袖筒里，躬个腰，走过去，用脚踢几下车轮胎问，你们支队又买好车了呀！领导就问这放羊的老头是谁？股长就说是中队排长。领导就生气了，大吼起来，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的军官，你们就把他放在这里放羊，还变成这个俅样子。
阿涛与渊子不同的是，渊子是真二，阿涛是装二。于是阿涛被带回了哈密，刮去胡子、剃了头发的阿涛才重新穿上压在箱底的马裤呢军装在市中队上班了，随着阿涛的离去，巴里坤消防队也就撤销交给当地公安局执勤了。哈萨克牧羊人放一年半羊，200只可以变成300多只，阿涛的羊只剩下50来只，那些羊去哪了，他也不知道，反正股长隔三差五的来拉羊，也没个数，五百只鸡禽流感死绝了。
阿涛回市中队时，总队当年的“95950”的神龙传呼台也解散了，当话务员的女兵就分到各支队，哈密支队也分了两个女兵。阿涛和其中一个女兵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地下恋情。
阿涛在部队服役了十年，那时候那个女兵复员后分配到南疆铁路的一个小车站，在我先前写阿涛和女兵的故事时，这个女兵看到了，给我发微信说，东哥，当年真实的情况不是你写的那样，那时候，她分配到了南疆也不可能回去了，不想拖累阿涛，知道生日那天阿涛会去找她，所以就演了一场戏给他看，现在想来当年太幼稚。
真的假的不重要了，一切都过去了，时光不可能倒置，那个女兵现在还在南疆那个小站，离婚了，又结婚了，但一直没有孩子，她说她的工资养不起孩子。每天听着列车呼啸而过成为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宿舍就是家，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
阿涛给我谈到了父亲去世那天的事。当时他在陪领导喝酒，家里打来的电话他就压了，连打了四、五个电话，他都压了，领导在讲话，他不好接听电话，后来，他趁上厕所的机会把电话打回去，但是电话没人接。他预感着家里可能出什么事了。回到桌上就说家里有事，要回去一趟。一桌的人都不相信，非让他喝完一高脚杯白酒后再走。阿涛回到父母家时，发现救护车在楼前闪着灯，而父亲已与世长辞，一身酒气的他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成了他的终生遗憾。为这事领导也很内疚，答应阿涛一定提拔他，而他几年来极力巴结的领导没过多久，酒驾被抓，关了六个月，“双开”了。所以，阿涛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自己这半辈子在“为谁辛苦为谁忙”。
阿涛转业那年已三十岁了，失恋外加失业。后来邻居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就是现在的老婆小蓓，他给小蓓说，自己是转业军人，还没工作，如果可以就结婚，如果不行就算了。两人接触了半年，也没见几次就结婚了，因为阿涛被车撞了，腿脚不便。阿涛说他结婚时，我和文杞去接亲了，说我架着文杞和小号的脖子，两脚跃起把小蓓家那个老家属楼的进户门连门扇和堵门的一起踢到了楼梯口的地下室。后来他还给人家赔了修门钱。但这事我没有一点印象。
阿涛说，小蓓对他很好，容忍了他所有的不良习气，后来他特后悔如果早一些认识小蓓，他也许就不会主动要求转业，当年领导找他做工作，答应把他调回乌鲁木齐。如果当年不转业，也可以和文杞一样混到退役。
当年还有一件事让阿涛记忆犹新，促成了阿涛转业的决心。
我们毕业时都要求去中队带兵，没人想去防火股，那时候防火干部也没什么执法权，就是调查一下火因，检查一下单位。属于提升无望的干部转业前过渡性岗位。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财富快速的积累起来，各种“高楼大厦，楼堂馆所”以开发区的名义在原本的树林带、麦田间种下钢筋水泥长后茁壮成长。各种特殊火灾也应运而生。公安部的防火号令不断发出，于是，防火股拥有了建审权、审核权、验收权、处罚权，并升格为防火处，二十年前，各项监管制度还不健全。防火干部一下就成为了香饽饽。进舞厅免费、进餐厅老板买单，过年大包小包往家提东西。人面对诱惑时是很难自持的。当年一、两万一部的“大哥大”在防火处长手中已成了玩物。同在一个院子，防火干部天天有人请，根本不在食堂吃饭。这种反差，让在中队工作的干部心乱了，都想去防火部门工作，阿涛当兵时是训练尖子，所以就留在中队任职。还有一个同学司务长出身，领导觉得不合适带兵，毕业分到了防火股，身份一下子就变了，还找了个比他高一头的姑娘当老婆。心理的反差让阿涛觉得没希望了。
阿涛还记得当年那个胖胖的处长，头顶秃了，油光油光的，每天夹个包，天天打麻将。都没正眼瞧过他们这些小连长。那年防火处长要转业前的几个月，突然觉得以前亏待了中队这群兄弟，今后不干消防，还得干消防工程，也不能得罪这些后起之秀。于是，开始隔三差五的请中队的兄弟们吃饭，有事没事的摞一条好烟给中队的兄弟提升一下烟民的档次。防火处长脱军装那天，请大家吃了一次饭，喝的是当年最牛的“孔府家酒”，阿涛第一次喝这么好的酒，跟喝水一样。处长喝多了，陪了不少笑脸，平时的骄横气也没了，还抱拳希望大家今后多多关照。那天阿涛扶着处长回家，帮着收拾行李。无意间捡起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当年处长的毕业照，红领章，四个兜的军绿上衣、蓝裤子，英俊威武，一头黑发，面容刚毅，目光炯炯，与躺在床上扯呼的膘肥体壮，肥头大耳，秃头的处长反差太大。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阿涛也有一张英俊的少尉毕业照，照片后面同样写着这句话。那一瞬，阿涛头一下子懵了。
阿涛说，我们都有过理想，我们当年的理想就是名人的座右铭，但现实把我们的理想撕碎，飘落在风尘中。
阿涛婚后单位分过一套房子，结婚时，他住在小蓓20来平方的宿舍里，这个宿舍只有一个没有床架的床垫子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阿涛把单位房租了出去。一直到女儿五岁的时候，小蓓才知道阿涛有一套单位房在出租。现在住的房是后来用公积金贷款买的，一百来平，家里杂物多的落纸箱，而阿涛引以为豪的是有两排落地书架。其中有十来本《亮剑》，阿涛说他喜欢这本书，就买了很多，有朋友来就送，也许当过兵的人，都有“亮剑”的情结。
现在他把工资都交给老婆，小蓓是注册会计师，管家里这些钱真是小菜，小蓓每月会给阿涛一千元的零花钱，这点钱经常会超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每个月都会遇到年青人结婚，老年人去世的红白事，少了五百都拿不出手。前两天单位要AA制组织大家迎新年撮一顿，但是多数人都不愿出那200元钱，于是，计划取消。但是如果说请领导吃饭，同事们生怕没有叫上自己。作为底层的公务员，实际上大家生活的都很辛苦。很多年青人都有房贷要还。我们身在职场，总没有搞清一个问题，“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的职责意识越来越差，而我们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无奈。我们的工作一切以领导的目光为标准，对国家利益来说真是太可怕了。
四十岁后，我们有了稳定的收入，车、房不是问题，生活虽然不富裕，基本生活用品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缺，几乎没有关注过价格的升降。过去的一年，阿涛在驻社区，对基层的公务员来说，白加黑、五加二已常态化，走家串户是每天必做的功课。他还承包了三家贫困户，其中有一户是老上访户。阿涛说，其实底层的群众生活很困难，他就曾陪着那位年年上访的老阿姨在超市打折时买过面粉和鸡蛋。多年没有坐过公交车的阿涛说，那么多老年人，早上和上学的学生一起挤公交去超市前排队抢便宜货，而电台上说请老人们不要去和孩子们在上学时间争公交，老人卡也可以错时使用，有指责的力气还不如呼吁各大超市最好把打折的时间安排在休息日。
小蓓在一个大型超市工作，每年还有很多推销任务，一盒子醋，包装精美点就要卖二百多。为了完成任务，只有自己买回来当礼品送人，谁家老没事吃那么多醋。女儿明年要中考了，还要一大笔补课费。这些都由出租房的收入支出。现在学校老师上课不怎么讲方法，留着补课时用。学校的校服还分质量好的和一般的，学生可以自己选，但是孩子都到了要面子的年龄，只能买好的。不知道那些家里贫困的孩子是怎么选择的。我们的教育呀！
阿涛说，小时候，看过一部印度电影叫《流浪者》，里面有一句话说，“法官的儿子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一个人的成长与家庭有太大的关联，虽然有点偏激，但，这就是社会的阶层，很难跨越。
那天，我和阿涛沿着山路走了十来公里。阿涛说，山那边有很美的风光，但没人去，我们都挤在了一条道上。
十来年前，我和阿涛每人买了一套徒步的行头，游走在山水间，那时候，有人说我俩脑子有病，而现在到处是这样的背包客，后来，我们买了越野的自行车，穿越于周边的古道山梁中，现在这些地方到处都是人，我们的背包和自行车静静躺在家里的角落中，任由尘埃落定。不是我们不再热爱生活，而是我们太忙了。进入中年，我们要养家糊口，扶老携幼，还要建功立业，给父母家人朋友领导一个交待，家庭压力、工作压力、社会压力常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我们不再祈求奇迹的降临，少了好高骛远的梦想，知道了自己的责任。
阿涛说，我们都老了，开始回忆过去，对于未来，任他去吧！阿涛也开始写文章，写当年军队生活，在QQ的说说里竟然写了好几万字，名字叫《哈密的天空》。阿涛说，我没你写的好，因为你家的书比我家的多十倍。
我说，写的好不好，不是读书多少而是读书后思考了多少。
阿涛说，他现在习惯了背个水壶，行走在无人的旷野上，那时候，他会扯着嗓子吼军歌和那首只会一半的《涛声依旧》，“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我说，我们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当初的选择，好也罢，差也罢，人生之路已经定格。我们出生在一个“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摧眉折腰”重现实的年代，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
军校故事（五十六）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