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和马云等首富都犯愁的难题,为啥这位曼哈顿女神能应手而解?
《华尔街菁英谈》系列专访第十集
卢咏女士
卢咏女士在美国顶尖的非营利机构有着长期的管理和研究经验。她曾任美国公益筹款和战略咨询公司CCS项目执行总监,美国百人会研究部主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经理和《卡内基中国透视》月刊首任主编。她曾策划管理美国女童军协会百年诞辰纪念等多项大型筹款活动,也是筹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的首批顾问之一。她目前是永亚公益咨询公司创办人兼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纽约地区的代表。
卢咏于2011年和 2014年分别发表了系统介绍美国公益事业,全面展示现代社会组织运作的专著《第三力量》和《公益筹款》,获得了各界的广泛好评。她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士,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雅态芳思清卢倩盼 心系公益咏志以歌
美国富人一面拼命挣钱,一面拼命捐钱,为哪般?
一百多年前,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美国现代公益的奠基人之一——就曾经阐述过他的这种人生观:“我希望我的前1/3时间应该要争取有尽量好的教育;然后当中的1/3时间要去尽量赚多的钱;那最后的1/3时间,就应该把这些钱都回报给社会,去做捐赠,投入到社会事业当中去。”卡内基也说过:“一个人如果在巨富当中死去的话,是一种最大的羞辱。”他的这种想法极大影响了他的时代之后的无数美国富人。
观察当代的成功企业家,他们捐赠的人生时间表已经提前了,“边赚边捐”,呈现慈善家年轻化的趋势。例如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这么年轻,就已经把自己大笔的家产都打算捐赠给公益事业。今年刚刚开幕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是由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及联合创始人苏世民先生的个人1亿美元的慷慨捐款而启动开发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英文当中,有“interest”这个字眼,它的意思不仅是“兴趣”,也包括“利益”的意思。可见在西方文化意识里面,“兴趣”和“利益”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觉得捐赠就是“兴趣”和“利益”的一个很好的结合,体现了人性的两面性。
我们每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一开始都会有很多对物质上的需求,但是慢慢的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如果我们引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人们在达到生理和安全需要之后,需求会逐步向社会交往、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次提升。捐赠就是人们的需求得到提升的表现,公益体系是符合人性的制度设置。
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的著名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中阐述了整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市场的力量。但是他还写过另外一本书,比较鲜为人知,但也同等重要,叫做《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也就是说,在他的眼里,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单一的经济体制,它来源于对多重制度和多元价值的综合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讲物质利益,而全然不受道德情操驱动的世界。捐赠体现了完整的人性。
为什么说“公益是一种投资”?
我想从捐赠人和受赠方两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首先对于捐赠人来说,应该把公益当作是一种投资,虽然这种投资不是金融投资,不能马上看到金钱的回报,不能用钱直接衡量,但这是一种社会的投资,力求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最大化。可以说这种投资是“不求利润,但求价值。”
这个投资也是需要呕心呖血,需要很多智慧、盘算和策划。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是美国现代公益的奠基人之一——就曾经说过:“我觉得捐钱比赚钱还要难。”后来马云也开始说这句话,“在中国捐钱比赚钱难。”我想他们想表达的意思是: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问题,怎么把这些财富再分配到社会当中去,让它切切实实地做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否则钱花不到刀口上,也就很可惜地浪费掉了,而且很有可能给捐款人带来负面的影响。
另外,公益投资也的确能对捐款者个人产生很大的益处,增加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是对社会资本的一种投资。比如你捐了一个你感兴趣的社会事业,无论是教育、医疗、公共政策或者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你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有了社会影响力,就可以参与政策议题、决策机制。否则光有钱有什么用呢?仅做暴发户是没有办法真正提升社会地位的。
所以说,捐钱这件事情本身,是无私和自私的一种结合,就是我前面说的“兴趣”和“利益”的结合。一方面有一种精神的满足感,做一些善事去帮助别人,回报社会;另一方面你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拥有了一个平台去结识跟你同等社会地位的人士,创造了很好的社交机会,这些无论对于个人事业的发展,还是社会地位的构建都是大有好处的。
我觉得一个社会应该建立起这样一个合理的制度,把人性中那些积极的正能量的东西能够发挥出来,然后把那些比较邪恶的东西能够抑制住。这样的话,才可以把社会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在满足自己兴趣和利益的同时,也造福了整个社会。
从受赠方的角度来讲,也要把公益当做是一种投资。这些非营利机构有自己专业的水准,不是橡皮图章。比如我是一个智库,不是说你捐了我钱之后,我就一定要按你的想法去写我的研究报告。智库里的政策专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研究和分析的能力。这种独立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美国非营利机构之所以能够赢得尊重,能够作为一个行业存在下来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美国很多非营利机构,他们出去筹款是跟一个金融营销、一个对冲基金出去筹款是一样的。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向对方阐明清楚我做的社会项目为什么值得你来投资,会帮助你产生怎样的社会回报,然后会给你带来哪些益处,为什么你必须选择我,而不去选择其他的社会项目,等等。所以整个非营利机构的理念是以专业性为主导的。而不是说把自己放得很低,觉得是来化缘的,让大家“发发善心,给我些免费物资”这样的心态。所以我想公益是一种投资,这个理念无论对捐赠人,还是受益机构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非营利部门是继市场和政府之后的第三大社会体制部门
美国的社会体制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是政府公共部门,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最基本的服务。其次是市场这一部分,这是私人的部分。然后第三部分就是非营利部门,它也是私人的,它跟政府、市场彼此互相弥补,共同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满足公共需求。
市场能够有效地调动和分配资源,但它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问题,它也缺乏动机为社会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如清新的空气、国防和社区安全等。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机制的参与,政府其实就是一种最大的公益。但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拿了纳税人的钱,一般会提供最能覆盖全体大众的,以公平为基础的标准化服务,比如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等。但是从每一个州,每一个省市,落实到每一个县、镇、乡、社区里面,大家都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需求。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的多样,社会需求就越来越多元化。政府因为行政体制的关系,它做很多事情会比较刚性,是一刀切的,往往就不能顾及到很多小众群体的特殊利益。所以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完全靠政府和市场来解决的。
当政府和市场都有些失灵的时候,这时民间的非营利机构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都是民间自发性的,他们是看到一个社会问题,他们才会去成立,才会去筹款,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相对政府来说就会更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另外,非营利机构属于私人部门,它按照市场原则来运作,它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就会比较有效地、灵活地、创新地去满足多样的社会需求。
为什么美国的公益文化如此深入人心?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民间的非营利机构,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地方像美国这般兴旺发达,规模宏大,而且渗透到社会各个细胞。1830年,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尔维克来到建国不久的美国考察,对这片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美国人无论老少、贫贱、脾性,都永远在成立组织。如果他们想要倡导一种真理或者在伟大的模范的激励下需要表达一种理想,他们会成立组织。在所有情况下,特别是在新领域的开拓过程中,在法国你会看到政府的作用,在英国你会看到贵族的作用,而在美国,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民间组织在发挥力量。”
我认为美国公益文化的深入人心跟它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是先有社会和社区,再有中央政府和正式的政治体制。新移民来到这片地广人稀的陌生土地,必须事事靠自己动手,学校、医院、消防队等都是民间自发建成的。通过互相帮助,组团结社,志愿性的合作活动,来共同解决各种基本的社会和生活问题。而不是事事去指望政府。政府是后来才跟进的。所以,“小政府、大社会”的传统在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建国以前就由来已久。像哈佛和耶鲁大学,它成立的时候美国都没有建国。
然后从美国人的宗教来讲,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国,以及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宗教,比如天主教,犹太教等,都是非常重视捐赠的,有些教派甚至规定10%的收入要捐回给社会,所以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血液当中,捐赠文化非常强烈。不仅是刚才说的那些巨富,其实一般的中产阶级、普通老百姓,他们都把捐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每年都会给自己所关切的社区、学校、医院和自己身边的这些机构做一些捐赠。
个人捐赠始终占美国慈善总额的绝大部分。近年来的统计持续表明,来自个人的捐赠(包括家族基金会和遗产捐赠)约占善款总额的88%,是非营利部门最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远远超过来自企业或独立基金会等其他捐赠渠道。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超过70%的美国家庭定期向公益机构提供捐款。例如纽约图书馆1/3的经费都是民间筹款,其中以个人捐赠为主。
美国公益行业同中国公益行业的区别
在美国一般来说捐赠总量占GDP的2%,但在目前的中国,捐赠总量只占GDP的0.1%,所以可见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现在中国财富积累得非常迅速,是空前的积累,中国现在资产达到十亿美元以上的巨富数量仅次于美国,有些统计认为已经超过美国了,北京也超过了纽约,成为了有十亿万富翁最多的城市。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并且在不断的增长,也就是说年收入在50,000美元到500,000美元之间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从财富积累跟捐赠量来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差距,中国的捐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美国从事非营利行业的人数,大约是总就业人口的10%。这其实已经超过了金融业的雇佣人数,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
美国在政策上的确也有激励机制,就是免税的机制。捐款人觉得与其拿这个钱去交税,让政府去解决问题,还不如我直接捐给非营利机构,或者我直接成立一个基金会做慈善事业,我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些钱具体到了哪里,产生了怎样真正的社会回报。
美国和中国的区别,我想主要还是有这几方面。首先是文化上的一些差异,因为美国已经习惯了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文化传统,大家都喜欢自己去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事事都指望政府,然后还有它的宗教传统也在里面。其次,它的整个公益体系发展了好几百年了,当中也经过了很多政策上的、民间的各种磨合,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体系。
不是说美国的模式就一定适合中国,不是说这是一个唯一完美的模式。我相信也会有其他各种模式出来,然后有许多模式也会成功。但是,我觉得美国在非营利管理当中的best practice(最佳范例),就是说它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积累之后,形成一套现代管理方式对中国会比较适用一些。就像商业企业在管理过程当中积累很多经验一样,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借鉴的。
另外一个大的区别就是整个公益的社会支持系统,在美国相对完善一些。一方面是法制非常重要,一旦出现了贪污腐败、徇私舞弊这样的事情就必须要有严重的后果,一定要有个好的法制环境。此外,其实一个社会的金融环境也很重要,因为这些非营利机构好不容易筹来这些钱,积累了一定的公益资产,如果没有好好地通过在金融市场投资,没有好好地通过投资运作进行保值增值的话,那完全是不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百年,甚至是好几百年的老牌非营利机构,他们的endowment(捐赠基金)有监管,有投资策略,有华尔街的专业人士帮他们投资,帮他们打理,所以才能够持续下去。越是成功的非营利机构(如哈佛耶鲁等常青藤院校),它的捐赠基金往往越雄厚,这是成正比的。所以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发展也很重要,这是对公益的一种支持性的要素。
怎么看待捐款人别有用心,企图达到个人的求学谋职等私利?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如果你去问一个公益机构的负责人,“你最头痛的事是什么?”他十有八九都会告诉你“就是资金的问题。”这的确是做公益最大的一个挑战,资金再多也不嫌多,总是觉得缺钱。在美国,筹钱的工作在理事会的议事日程里占了很大的比重,理事会成员首先他们自己会捐钱,然后他们会互相去邀请他们的朋友,或者跟自己差不多社会地位的人去帮助筹款,这个是美国非营利机构约定俗成的一个管理方式。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中,向人要钱都是一件令人感到羞于启齿、浑身不自在的事情。然而,对于公益性的非营利机构而言,筹款是发展的命脉,是一件必须要去做的工作。对于捐赠者而言,倘若没有人向他们筹款,并提供专业的捐款渠道,他们即使有意资助慈善事业,也会不知所措。所以现代慈善事业已成为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将慈善行为制度化专业化,使之成为一种现代社会服务形式,以科学系统的方式来满足公共需求。
至于求学谋职,在美国很多学校,如果你是校友,又是一位长期忠诚的捐赠者,或者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捐赠者,那么学校在录取过程当中会对你的子女有优先的考虑。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是一种“权钱交易”,不会说你的子女不够格,就因为你交了钱,我们就开个后门把他弄进来。因为学校的理念是:“你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支持者,那我也相信你的子女是能够像你这样,一直为我们学校的社区提供支持的。”这是对支持的一种认可。但是如果它在申请人本身不够格的情况下,完全靠金钱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学校恐怕也就办不下去了,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学校这个非营利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和信用度,以及在教育竞争市场上的生存。
有这个底线非常重要。我觉得无论是捐赠人,还是受赠机构,他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底线。如果大家做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的事情,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也不会遭到任何其他后果,那大家可能都会去做。但是在美国,底线还是很明确的。社会的立法,道德的水准,以及非营利机构的独立性和信用度对于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公益投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名副其实的美女,却不希望别人称她美女
我的确很反感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说:“啊,这个是美女总裁,美女专家,美女作家”之类的。我觉得为什么要在你的职业的头衔前面加上一个“美女”呢?更何况现在美女满大街到处都是,人工的、天然的,“美女”这个字眼本身已经是毫无意义了。而且我们不会对一个男性说:“啊,这个是帅哥总裁,帅哥教授”吧!所以这也说明,这个社会确实对女性的认知和态度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其实我想我会挺喜欢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说:“卢咏是公益问题的专家,她同时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我觉得这两点对于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这两点能够定义我自己。
我想但凡每一个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就的女性,她们必定都是做出很大的牺牲的,这个牺牲包括个人的努力,也包括家人的支持。我希望别人在阅读我的书的时候,他不会只去关注侧页上那一张小小的作者照片,而忽略了厚厚一本书当中的内容,当中所要表达的思想,以及这个思想背后所凝聚的努力和人生的历练。这些才是最为重要的。
新时代的女性更应看重才华、智慧、独立和自强,这是个更持久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还要为社会创造一些价值。这也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说,“你长大要赚很多钱,”但是他们一直认为,“你长大一定要做有意义,有社会影响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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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菁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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