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跟西医药是两个医学模式，是不能通约的

如果在研究的时候先画一个圈设定范围，这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但如果据此就说圈里的研究是科学的，而圈外的研究是不科学的，无法认识到圈的局限而对圈外一棍子打死，这个行为本身是否就是不科学的做法呢？

中医现在的教育模式是想培养一个人既懂微观又懂宏观，既懂辨证又懂辨病，既懂形而下又懂形而上。但中医药跟西医药完全是两个医学模式，是不能通约的。一个去杀灭，一个去平衡，能实现在一种药物当中吗？肯定不行。

我们对西医非常尊重，因为它在病原体学上，在外科手术上，在疫苗学上，对人的健康有非常好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但是这两种医学不是一个层次，关注的点、切入的点和治疗的角度、文化方向都是互补的，根本不能结合在一起。

其实现在所有的中成药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西医在用，但西医对于辨证论治的训练是不到位的，那药盒上写着止咳橘红丸，他就拿去给人治咳嗽去了，不管那咳嗽是痰湿的、痰热的、气虚的、阴虚的，不管风寒的、风热的。什么气管炎咳嗽痰喘丸，只要是喘，就给人上。蒙对了证型就出效果了，蒙不准就越来越严重。导致很多人认为“中药哪儿管用啊，吃了中药就加重”。

其实中药治咳嗽真是特别棒，只要辨证对了，稍微一用就特别灵，马上就显效。但中医不像西医，看着说明书也能摸个八九不离十，学完就能用到病人身上，中医的训练和领悟需要很长时间。

比如我父亲教我治咳嗽，怎么用三子养亲汤，怎么用杏苏散，怎么用养阴清肺丸，怎么用麻杏石甘汤，配合在什么季节治什么喘。但是等我能到他那个份儿上的时候，十年以后了。我跟父亲学治三叉神经痛，他很早就把这方子教给我了，但是我十五年以后才能做到几乎见一个治好一个。

再比如肝硬化腹水，证型太多了，脾虚的、肾虚的、阴虚的、阳虚的、痰湿的、痰热的、阳水泛的、阴黄阳黄的，好几十个辨证方向，判断起来太复杂了。比较有悟性的人估计要十年，没悟性估计二三十年都达不到。

而古人学中医很容易，像我父亲那一辈人是学私塾长大的，学的是象数思维模式，是中国儒学的伦理道德观，那些东西跟中医是一体的。现在的孩子学的都是结构性思维，不是生成性思维，一见桌子就想是什么物质构成的。

知识和座标系都与中医不是一体的，在成为中医的时候要经过一个蜕变，这个太难完成了。而且我们学中医的活得太累了。天天看好几十病人，回家还得翻书，研究那几个治疗起来比较困难的病，下一次给人治的时候疗效怎么能更突出一些。整个生命就沉浸对疾病的研究当中，这一生很快就过去了。偶尔一照镜子自个儿怎么都这样了。所以现在的孩子没几个愿意学中医的了。

北京好多名医的经验都消失了，马老中医治股骨头坏死，没人传承下来，消失掉了；王老中医治小儿黄疸很棒，没传承下来，消失了。等你什么时候复原他那个技能的时候，很远很远了。麻沸散消失了两千多年了，现在也没人复原出来。因为中医药的这种排列组合太大了，好几千味药之间的排列组合产生的效果，不要说复原，研究都研究不清楚。

我问我们同仁堂集团的研究员，你一生能把两种植物的化学关系搞清楚吗？他说搞不清楚。两种植物里各有三四百种成分，这些成分互相产生什么化学变化，加上胃液，加上体温，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倾其一生也研究不透。研究不透你还不从整体上把握，还从微观上把握，把握得了吗？

其实现代物理学研究到最深的结果，是物质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什么不可分割的物质。真空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通过不同的条件激发出物质，这些物质是能量信息的结点。物质受信息影响，受意识的影响。这就与我们形而上的文化一致了。中医通过治神、治气、治心去影响人体，可能从未来科学中得到相应的结论。

浙大有位搞分子生物学和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张昌林，在德国搞了二十多年。他说现在的主流科学体系其实搞的是民主体系，就是倡导大家都认为对的就是科学方向。但是前沿科学家走的是科学精神，他们发现了意识对物质的影响；发现了真空能出现物质，这些物质只不过是能量信息的结点而已；发现意识和物质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交流关系。

我们交流过之后，他对中医药文化大惊失色，赞叹中国文化如此之高级。科学体系在否定之否定中前进，只是提倡了一种探索和科学精神，但是不代表真理和正确。现在西方科学家反过头来最关注的就是信息论、整体论、系统论。而中医恰恰能对整个世界的思维方式发生影响，引领当今科学回归到系统论、整体论、全息论、量子力学量子纠缠。

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关注中医药文化，用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去感受中医药文化，真正用中医药文化去调整自己。

认识自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哲学的思辨，一种是科学的观察，哲学可以为科学提出原理，指明科学发展的方向，科学则可以验证这些原理，并为新原理的提出提供新的依据，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中医更多来源于哲学，西医更多来源于科学，中医和西医的关系就应该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它们不应该是敌人，而应该是伙伴。

很多人不了解哲学，哲学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哲学并不是空洞的想象，而是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就是物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告诉我们，人和万物一样，不仅由同一种物质组成，也由同一个原理支配，因此，人存在与发展的原理就是万物存在与发展的原理，认识了自己，也就认识了自然。哲学就是一门通过认识自我存在与发展的原理来认识万物最普遍规律的学问。

显然，哲学方法其实就是系统方法，它根据万物在运动原理上的统一性，通过系统间的类比来认识万物。有了这种方法论，我们就可以从宏观系统来认识微观系统，从可观察的系统现象来认识不可观察的现象，进而得到对自然更本质的认识。

哲学是认识自然更锐利的武器，确实如此。就拿中医和西医的区别来说吧，中医来源于哲学，它通过人体系统与地球系统的类比，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得出了疾病的外因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也认识到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由此得出了疾病的内因是不平衡引起的整体管理失控。而西医呢？精密仪器的精度虽然登峰造极，但它却观察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观察不到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因此，它的病因学一和自然没有关系，二和整体也没有关系，它只和局部的细胞病变有关系，因为精密仪器只观察到了疾病和局部细胞病变之间的某种对应性。

同理，在中医学中，自然一直被认为是在不对称变化中存在的，万物都是在反抗这种不对称运动中获得了持续运动的能量，保持了自身的秩序。而西方科学呢？依赖精密仪器，却观察不到任何自然变化，你看科学的基础就知道了，它至今仍然是对称，没有了变化，万物的秩序存在就成了大问题，因为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这种背景下，所有物质系统都只有单调地走向灭亡。可事实却没有，新系统还在不断产生。

那么观察不到就一定不存在吗？当然不是！就拿自然变化来说，有点理性的人都知道，自然是在周期中变化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的引力，由于轨道都是椭圆形的，彼此之间的距离是周期变化的，因此，根据平方反比的引力公式，地球上任何一点的引力肯定是周期变化的，潮汐效应就是由此引起的，人是地球的一个缩影，类比到人，自然变化也会引起人体组织液的潮汐效应，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把握住了。而这却是西医至今都不承认的。认识不到这些精密仪器观察不到的关系，中西医的矛盾就产生了。

这其实就象是哲学与科学的矛盾。西方科学是多元论，它认为自然规律就体现了那几个基本粒子的个性之上，只要把它们还原出来了，自然规律就找到了。可哲学根源于一元论，它则认为万物归一，真正的自然规律根本不可能是某种具体的东西，而只可能是一个无形无象、无所不在的原理，要正确地认识它，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的思辨。

显然，科学和哲学的矛盾就在于立足点的不一样。如果象东方科学与哲学那样，都是建立在气一元论之上，此时，科学和哲学就有机统一了，哲学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哲学，两者密不可分。要想把哲学与科学有机统一起来，就必须在彻底的一元论之上对西方科学进行改造，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就化解了。

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医不科学，其实，这是立足点不同造成的，你站在西方科学的多元论之上，你是无论如何理解不了中医的。比如，普遍联系，几个死寂不变的基本粒子之间谈普遍联系有可能吗？只有站在万物归一的立足点之上，彼此之间才有可能通过物质的有序和无序转化产生联系。

还是爱因斯坦说得好，哲学可以为所有自然科学之母。中医来源于哲学，西医来源于科学，按照这种说法，中医是西医它妈！儿子反对它妈本来就是一种无知。真正的关系应该是中医指导西医，西医验证中医。比如，对经络的认识，现在有十几种说法，各说各有理，谁也不服谁，可从科学角度来看，只有一个是唯一正确答案，其它的都是错的。可哪一个才是唯一正确的呢？这就需要科学的检验，各个学说提出原理，推导出未知的经络现象，然后通过科学进行验证，证明了理论推论，也反证了这个理论的科学性。比如，我认为经络本质上是组织液循环通道，理由很简单，人体能量主要是通过水分子的周期组织与离散进行传递的，经络为能量之通道，当然就应该是组织液循环通道。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推理出经络路线是客观存在的，西医观察不到只是因为解剖方法造成了组织液的流失，要想观察到经络路线，就需要把组织液封在其中，比如用闪冻的办法冻上，然后在低温下切片观察，此时就可以观察到这条水道，它应该和经络路线一模一样的，这样就证明了这个理论的唯一正确性。

显然，中医需要西医，因为它提出的很多原理模糊不清，比如阴阳五行学说，心主神志，如果没有科学的检验与证明，人们就会自以为是，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对的。可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理解都是错的，你用错误的理解去学习中医，又可能学好吗？反过来，提出原理，通过科学的检验，这样就能够把这些原理现代化了，并找到唯一确定的答案。

西医更离不开中医，因为它的病因学就是错的，它一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忽视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样的医学能不问题重重吗？只有在中医学的指导下，重建它的病因学，或者说用中医的病因学来指导西医，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很多疑难杂症。

不管怎么说，中西医描述的是同一个对象——人，当然应该有统一的认识，中西医早晚会汇通如一，成为统一的医学体系。不过，在这里，中医一定会包容西医，西医会成为中医的一部分。因为哲学是科学它妈，它原来就是它的一部分。

有一个名词叫做西学中，就是西医医师又学习中医的人员，狭义的西学中是指学习完中医后改行主要从事中医执业，治疗方法以中医为主。广义的西学中，是指一切西医医师学习中医的人员，比如一些西医医师自行学习中医，但不以中医执业。西学中也是现代中医学科重要的力量，并且西学中其实更容易成名。

一个肿瘤患者及家属亲口对我说过一件事情，他们全家都不大相信中医，也从不吃中药，因为肿瘤的缘故，吃了青岛某大型医院西医主任开的中药，不仅吃了，并且从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完全且绝对的信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按说不相信中医，更不相信中医医生开的中药，却毫不犹豫相信西医医生开的中药。

不止是中草药饮片，还有中成药，也是如此。有些患者虽然不相信中医，因为相信西医，相信某位西医专家，从而相信西医开的中成药或者中草药。这些开中草药或成药的西医，有些是懂点中医的，多数是不懂，但是患者却信任，而不去找中医开中药，所以许多中医感觉不服气，也很困惑。

大医院的西医医生，无论是从平台来看，还是患者就医习惯来看，都是高大上的感觉，人满为患，不缺患者，言谈举止都显得权威。而我们中医呢，比如我这样的体制外基层中医医生，要想取得患者信任配合是不太容易的，除非有确切的疗效，并且达到患者预期才行。达不到预期，也不行，比如西药治疗失眠吃上很快就迷糊，但若是吃上五天中药不见效（其实是症状缓解），心里就发毛，虽然有些失眠救就是见效缓慢。至于积累病员，更是难上加难，确实要有疗效口碑才行，并且这里面也有一定的个人运气因素。

大型医院西医专家不缺患者，更容易取得患者信任与配合，所以实践机会特别多，我们基层中医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条件，特别羡慕他们。这也就是许多中医毕业生挤破头进大医院的原因，明知学的许多东西或者考的东西与中医疗效无关，有点浪费时间，但也要去花费时间去做，因为那就是大医院的入场券。正因为有更多的“实验”机会，比如消化科的主任专家，慢性胃炎患者多的都排不上号，如果用某种中成药或者中药治疗，很容易积累一些经验的，实践出真知。说实话，我的一些经验都是从西医主任专家那里学来的，比如有些主任治疗某病，特别喜欢开某种中成药，这里面肯定有疗效的原因，如果真无效也就不会开的这么多了。

西医西药也并非完美无缺的，许多疾病也没啥好药，于是许多中成药就被应运推上西医的处方，出现西药无效，中成药来凑效的现象。只不过绝大多数西医，对于中成药或中药的运用，其实是很粗枝大叶的，不是那么细致深入，别看天天开。所以，现在许多西医都开始私下学习中医，包括很多五六十岁的老专家教授。这是一个好现象，之所以去学中医，不光是兴趣，主要还是看到了中医药的疗效，并且是在他们自己手底下无意之中出现的。

中医理论经验的与西医虽然很难完全结合，但是两者也绝非完全对立，绝非一点也不能沟通结合。许多的中医经验理论，与西医认识其实在客观上并没有大的冲突，只不过切入点或者思路认识不同而已，比如青蒿或者青蒿素治疗疟疾，客观上并无本质冲突与对立。

站到患者的角度，疗效是唯一的目的，所以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运用中医药取得疗效，都是中医药的光荣，对中医发展有利。就如同我们中国人使用汉语交流，如果老外也学习使用汉语交流，哪怕拿汉语当其官方语言，只要能达到更好的交流目的，也是我们乐见其成，证明我们汉语的魅力。只要别像某邻国就行，学了我们华夏的中医和文化，硬要申遗说成他们的，这就有点让人不大舒服。

一.中医进修：纳入国家医疗体制

1.1建国初期的应急政策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的医疗状况十分严峻，“中国人民每年死亡五百多万人，有一万万人口断断续续地害着各种轻重不同的病”，“这些人的生病和死亡，其中有很大数量是未经正规医治的。根据乡村的一般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得不到正规的治疗”[1]，“四百万人未得到正规的医药帮助，有八千万人未得到正规的治疗” 当时“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3%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

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各种烈性传染病肆虐，严重危害着民众的健康，另一方面医疗条件极度匮乏，“广大农村普遍缺少医药，农民只有求神拜佛，遇有疾病流行，只有听天由命”[2]。当时经过充分训练，由正规医学校毕业的西医数量很少，大约两万人。显然，单纯依靠数量有限的西医是不可能解决所面临的棘手医疗问题。而与此同时散在于全国的中医则是西医的十几倍，据1952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城市中的中医为269760人，连同农村的中医在内，估计约三十万人[3]。因此，为了将数量如此众多的中医纳入到正规的医疗队伍中，以缓解建国初期医疗人才严重缺乏的状况，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团结中西医”被确定为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中医成为了卫生医疗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1.2“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技术的推崇，有关中西医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与深入，“中医科学化”思潮逐渐盛行。当时中医界的一些著名人士也曾力主中医科学化，如施今墨、陆渊雷等名医。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李富春、林伯渠等提出了“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的口号。

建国初期，“中医科学化”思想影响仍很大。当时医疗界的主流观点虽然承认与肯定了某些中医治疗方法（如针灸）以及中药的疗效和价值，但是仍认为中医“缺乏对于生理、病理和药理的科学知识, 因此中医应努力接受科学的医学知识，改进医疗方法”[4]，在医理上缺乏科学的根据。因此在团结中医的同时，又采取了改造中医的方针，贺诚在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使中医学习科学理论，使其治疗经验获得科学的分析与整理，尤须灌输以预防医学知识，以补充中医的缺陷”[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进修便成为实现“中医科学化”的重要手段，通过中医进修的方式使广大中医获得初步的现代医学知识技能，成为正规医疗队伍中重要的力量，以改善当时严峻的医疗状况。1950年9月8日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在“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能真正做到'中医科学化’，需要在各省市有计划地设立中医进修学校或中医训练班，“以达到在二、三年内使全国中医大批地获得初步科学训练，作为乡村的医务人才”[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1.3中医进修学校的举办

1950年3月13日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卫生部直属）正式成立，其目的是借以取得中医进修学校的教学经验，以便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中医进修形式。该校学制起初为6个月，后延长至12个月。由于招收学员多为开业中医，因此采取半日教学，定于每日下午学习。1952年后，为了培养中医进修的师资力量，由业余学习改为脱产形式的整日教学，为期6个月。其课程主要包括基础医学（生理学、解剖组织学、寄生虫学、细菌学、病理学等）、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学等）和临床医学（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以及政治与简单的中医课程（简要针灸学、简要针灸正骨术、中医学术研究）。显而易见，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课程设置贯彻了当时改造中医的政策方针，主要是向中医传授现代医学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1951年4月17日，卫生部通知全国各大行政区从速筹备成立进修学校或进修班，根据当时的五年工作计划，初步确定了各个大行政区所要设立的中医进修学校（班）数量，并且要求“视其条件尽可能在本年度从速筹备成立以便大力开展全国各地的中医进修工作”。

1951年9月，继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之后，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起初为民办公助性质，1953年收归北京市公共卫生局） 成立。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均创办了规模不一的中医进修学校或进修班。

至1951年底，全国中医进修学校17处，中医进修班101处。但由于这些中医进修学校（班）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课程标准，1951年12月29日卫生部颁布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6]，对中医进修学校（班）的性质、组织编制、课程标准以及教学方法各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二.北京医学院中医进修班：培养中医高级人才的尝试

2.1开办起因

1952年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招收了43名中医学员，在北京医学院成立了以培养中医药研究人才为目标的中医学习班。据该班学员陆广莘教授回忆，当时“中学西”的倡导人朱颜提出中医系统学习西医后再从事中医研究的建议，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采纳了这一建议[7]。时任北京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彭瑞骢教授称“刘少奇曾批示是不是索性招一班有一定中医资历，中医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来系统学习一下西医。因为觉得到中医结合好像就是一种趋势，所以北医就招了这么一班学生”。[8]

由此可见，不同于一般中医进修班（学校）以使中医获得初步的现代医学训练为目的，北京医学院中医进修班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中西医兼通的人才队伍来进行中医的研究工作。

2.2学员分布及特点

该班学员均是经各大行政区的卫生机构推荐或考试选拔来的中医。华东区举办的选拔考试曾有400余人报考，考察科目为相当于当时高中水平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最终入学的43名学员中华东区17人，华北7人，中南8人，西南7人、东北3人、西北1人[9]。

►1952年卫生部公布的43名录取学员名单

由于当时各区的招生方式不统一，该班学员的文化水平出现了参差不齐，“大部分高中或同等学历，部分初中，少数大学毕业（3-5人），极少数小学程度”。各学员的行医年限不尽相同，7年以上者5人（12%），4-6年者15人（35%），3-1年者19人（44%），还有未执业者3人（7%）以及西医院校毕业后参加中医进修者1人[10]。可见，90%以上的学员有一定程度的中医行医经历，具备一定的中医临床经验。并且其中的部分学员曾师从名家，如唐由之师从中医眼科名家陆南山，陆广莘师从陆渊雷，费开扬师从章次公。学员入学时的年龄偏大，26-35岁者占84%，最小22岁，当时所规定的年龄上限为35岁。

►左起依次为：唐由之、陆广莘、费开扬

2.3教学情况

考虑到部分学员的数理化基础较差，在正式入学前卫生部特聘请有关老师对学员进行了2-3个月的数理化补习。1952年11月，中医班学员正式进入了北京医学院学习（由于1952年全国的大专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新学年的开学时间均推迟）。

该班43名学员入学后与同级西医学生同班上课，没有单独开班。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材、学制以及考核方式与同年入学的西医学生基本相同，即“按照西医医疗系教学计划学习五年”[11]。如第一学年主要课程包括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生物等基础课程。第二学年为医学基础课程的学习，开设解剖、生物化学、生理、组织学等。唯有不同的是中医学员的经济待遇，当时每个中医学员每月可获国家津贴170分，基本相当于每月补贴400斤小米。

中医学员的课程成绩基本为中等水平。据有关档案记载：第一学年上学期半数以上科目“优”者5人，占11.6%，三门及以上课程“劣”者仅1人（2.3%）；第一学年下学期半数以上科目“优”者无，三门及以上课程“劣”者5人占11.6%。第二学年上半学期的医学基础课程（解剖、生化、组织等）成绩较好，半数以上科目优者9人，优秀率达20.9%。1957年该班学员毕业人数为35人，业务成绩按上、中上、中、中下、下分类。其中3人为“上”；9人为中上；17人为“中”；5人为“中下”；1人为“下”[12]。1958年毕业4人，业务分类均为“下”[13]。总体而言，毕业时88.6%的中医学员在西医院校的学习处于中等状态，大部分学员是能够完成西医的学习内容。仅从数据分析，中医学员与一般西医学生的学习状况没有根本性差别。

2.4毕业及分配情况

该班学员1952年入学，按照一般5年制西医院校的培训要求，中医学员应在1957年暑假毕业。但该年仅毕业35人，毕业率为81%，有4人留级一年，1958年暑假毕业，还有4人由于其他原因未完成学习。因此，中医学员最终共有39人毕业，即91%的学员基本能够完成五年的西医系统学习。

关于中医班毕业生的分配问题，1957年6月卫生部致函北京医学院，并拟订了“分配计划草案”。 卫生部在信函中表示该班57年毕业的35人“对中、西医学科知识均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希望对他们集中分配使用，“原则上在毕业后先分配做2年临床工作”，并且明确“以中医临床工作为主，适当结合西医工作”，经过这样的临床实践之后，“在分配做中医教学或中医研究院工作”，可以分配到中医医院或者西医医院的中医科。最终有6人分配至中医研究院，包括方药中、费开扬、付东藩、施奠邦、唐由之、阎润茗；2人分至人民医院，为陆广莘、王义明；余28人分别分配至北京市、上海市卫生局及黑龙江、吉林、四川、广东、江苏各省卫生厅，由各级卫生局（厅）再行分配。

三.北京医学院中医进修班的主要原因

北京医学院的中医进修班仅办了此一届，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50年代的“中学西”浪潮中，该班为卫生部举办的最早的长学制中医进修班，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其中有：

3.1政治因素的影响

北京医学院中医进修的创办处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时的主导观念认为“中学西”是实现 “中医科学化” 最主要的途径。一般的中医进修学校仅能给以中医浅显的现代医学知识与技能，而对于中医药的研究工作显然是不足的。同时有人认为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年龄不大，兼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扎实中医功底的人已为数不多，因此在解放初期开设这样一个长学制的中医进修班应该说是有生源条件的。同时当时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也十分赞成这一方法。

但是该班学员入学后不久，从1954年开始，中央的中医政策发生了变化，当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指出“积极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这是当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次日（即10月21日）又刊登了傅连暲所撰写的《关键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自此，“中学西”的风向标转向了“西学中”，具有良好科学基础的西医学习中医以从事整理、研究中医的工作成为了主流。因此50年代中期，长学制的中医学习西医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所依托的政治土壤。

3.2生源特征

招考方式导致学员在科学知识和中医基础方面的水平出现了参差不齐，文化水平从小学到大学程度不等；中医行医年限长至从7年以上，短至从未开业。

此外，该班学员的年龄差异较大，最小22岁，最大35岁。有些人入学时已婚，需要承担一定的家庭经济负担，虽然每月有170分的津贴，但是对于有些学员仍显不足。甚至有人反映由于170分难以养活一家老小，致使有些基础好的中医都不愿来。经济因素也成为影响学员学习情绪的一个主要原因，甚至个别学员因此中途退学。

但是，若就解放初期中医人才状况而言，这样的生源条件已实属难的。任应秋曾于1951年对川东的万县、江津、川合、壁山、涪陵5个文化条件较好的县做过统计调查：中医中曾受高等教育者仅1%；具有普通中级文化程度的占20%；祖传师授，粗通文字的占25%；有30%仅凭开业取得些经验，一般文字都不很通晓的；还有8%只认识一些草药而不认识字[14]。而该班大部分学员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且拥有数年的行医经历，具有一定的医疗实践经验。甚至部分学生是师从名门（如上文所列唐由之、陆广莘、费开扬）或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如施奠邦）。因此，笔者认为该班学员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应属中上水平，并在中医学知识理论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为其日后从事中医学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教学成果

卫生部对该班学员的目标是培养中医药的研究人才，但是由于政策的变化这一目标在实际教学中落实出现了某些偏差。一些人反映“入学初以为将来做西医，在批判王斌思想后，却明确从事中医，使教师的教学要求难以确定”[10]。该班学员的培养方式与一般西医基本没有不同，并没有另拟教学计划，也没有单独开班。5年西医的学习没有刻意结合中医学员原有的中医专业背景，据一些毕业生反映“关于中医理论、中药课程或与中医有关的课程，如神经科等学的太少，而对他们今后工作意义不大的法医、卫生学等倒学了，生产实习时结合原专业不够”[10]。

即使有问题存在，也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该班学员较全面地接受了西医学的培训，其学习条件、内容以及考核方式基本与西医学生无异；并且绝大部分中医学员顺利地完成了西医的学业，课程成绩与西医学生无明显差异。虽然教学中未刻意结合中医学员原有的中医背景，但正规的西医训练使得中医学员对现代医学的诊治原理和方法获得了较深入的认识，加之其原有的良好中医基础，这为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提供了较全面的理论准备。

由于诸多原因，1956年12月27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中医工作的报告”[15]中对该班下了如下结论：“由于当时卫生部对这个班的方针和要求等都没有很好的研究,结果所调学员中医基础都太低（有的根本没有当过中医），文化程度也不高。经过5年学习,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学完了高等医学院的各种课程,但原有的中医知识也差不多都已丢掉。我们认为这些学生毕业后,还是应该动员他们再补习一些中医课程,以便使他们继续从事中医工作或主要从事中医工作。但这样的班,今后可不再办了。” 若考虑到“ 中学西”急转为“ 西学中”的历史背景, 将有助于理解报告中结论的片面性。 1954 年毛泽东明确指出西医学习中医才是重点, 由于政治高层中医政策倾向的改变, 使得对于“中学西”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因此,笔者认为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停办此类高层次的中医进修班的最主要原因。

四

.北京医学院中医进修班的作用与启示

50年代初的中医进修运动开始将中医纳入到现代的医疗轨道中，使经过一定现代医学训练的中医能够合法地进入国家的医疗体系。而以培养中医药研究人才为宗旨的北京医学院中医进修班，则是探索“中医科学化”途径的一次尝试。

该班学员在北京医学院完全依照西医的教学模式, 学习了完整的西医学内容, 而相当一部分学员日后则成为中医药研究和中医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杰出人才。方药中、施奠邦、唐由之、陆广莘、阎润茗等人均成为中医理论研究与中医临床医疗领域中的骨干力量。这些学者均有着特殊的学术背景：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解放前师从名家学习中医，并且在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之前，均有相当时间的开业行医经历，后在西医院校系统的学习了现代医学的理论，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医临床与中医理论研究工作。在现代的中医教育中，这样的学习与研究背景恐怕已经不可能再现。

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的西医的相互结合未必要实现两种医学理论的有机结合，而是可以通过医生个体的医疗实践，行医个体在其诊断、治疗的思维方式上将两种医学有效的结合，以个体综合的方式弥合两种医学体系，从而实现维护健康的医疗实践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