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亚里士多德认为观察是决定性的

李文锦  摄

读【美】迈克尔﹒罗斯金的《政 治科学》（第九版），至第二章《理论：经典和现代》“经典理论”部分，有如下表述：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是第一个经验主义的政 治科学家。正如上一章提到的，他把政 治看作“统领科学”，他派学生去收集数十个希腊城邦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完成了那本伟大的《政 治学》。

翻开《政 治学》，你会看到，他论述了家庭、理想城邦和优良城邦、公民和政 体、现实政体的类别、政 变和革 命，建立较为稳定的平民和寡头政 体的方法，青年的训练诸多内容。即以政 体为例，他便考察并论述了君 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及变态的平民、寡头、僭主等政体。其目的是研究一个善的、稳定的政 治体系的起源，而这些至今仍是政 治科学的核心。在此扎实资料与研究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什么是“最好的”政 治：

最好的政 治共同体是由中产阶级的公 民组成的，那些有可能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中产阶级规模是庞大的……它的公 民有着适度且充足的财产；那些有的人拥有太多而其他人却一无所有的地方可能出现极端的民 主制或者纯粹的寡头制，或者是可能向任何极端发展的专 制统治……民 主制比寡头制更加安全也更加持久，因为它们有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并且更大程度地分享了政府权力，而如果没有中产阶级，并且穷人人数大大超出，麻烦就会出现，国家也会随之灭亡。

迈克尔﹒罗斯金对此这样评论：“即使《政 治学》写于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仍然能够描述今天民 主制度延续或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个观点为现代研究所证明……亚里士多德既是描述性的（解释是什么），又是规范性的（解释应该是什么）：他运用他和学生收集到的事实去规定最让人向往的政 治制度。政 治科学家从那时到现在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既描述又规定。”

的确，若无大量的观察（资料收集），就谈不上描述；而缺乏观察与描述，又如何去进一步规范呢？而一个不能解释“应该是什么”的政治学，其生命力会有多强呢？能延续至今吗？

两千多年后，法国贵族孟德斯鸠（1689~1755）创作了不朽的政  治学名著《论法的精神》，首次提出三权分立学说。而在写作之前，他也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之工作：

他游历了整个欧洲以收集《论法的精神》这一政 治学经典所需的素材。在与法国国 王发生矛盾后，他在英国住了几年，并对它的自 由非常崇拜。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在国 王和议 会之间形成了持久的权力平衡的结果……孟德斯鸠是以理想化的笔调来描述英国的过时的混合君 主制。然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阅读了他的著作，并试图按照他的分立和制衡的理论来进行构建。其他国家很少有这样做的（《政治科学》第十四章《立法机关》之《美国的制度源于何处？》）。

其实，在写作此书之前，他曾当过三年律师，并在“1716年至1728年间任波尔多议会的议长，且广泛游历，特别是在英格兰，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其政 治制 度，旁听议会开会，拜见了一些名公大儒如大卫·休谟和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等，并与他们保持书信往来”（【英】彼得·J·金《大哲学家100》之《孟德斯鸠》）。可见，他之写出《论法的精神》绝非偶然，而是基于其切身之政治经历与调查研究的，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如出一辙。

而《论美国的民 主》一书之作者【法】托克维尔（1805~1859），其在1831~1832年与好友德蒙先生赴美考察监 狱制度，后经多年思考，写出了此一政 治学名著。正因为有此近距离之观察与深入思考，他才提出了诸如“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等富有洞见之问题。他这样追问道：

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向行 政当 局吗？但行政首 长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的百依百顺工具。向公 安机关吗？但警 察不外是多数掌握的军 队。向陪审团吗？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 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因此，不管你所告发的事情如何不正义和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

没有近距离之详细考察，又如何会生发出上述质疑呢？

后于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的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都可谓很好地继承了亚氏的重视经验观察之衣钵。而亚里士多德又何止写了一本《政 治学》呢，他就还著有《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尼哥马克伦理学》《论灵魂》《动物志》。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观察是决定性的，他认为世界和人类意识是如此的有条理，这使得认识成为可能。他的自然科学著作，对于我们之关于世界的认识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他对自然现象——特别是生物界——所做的系统研究，标志着经验科学的诞生。”

“亚里士多德之孜孜于经验观察，并非仅局限于生物学、天文学之类的自然科学，而是扩展至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和政 治科学。”（【英】彼得·J·金《大哲学家100》之《亚里士多德》）

当然，他也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上面我们曾讲过，他让自己的学生去搜集数十个希腊城邦的资料便是明证。而他那位举世闻名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更是帮了他的大忙——

当亚历山大这个站在希腊顶峰上的最伟大的人完成着这个伟大的工作时，他同时还经常地记住艺术和科学……亚历山大当时命令人作这样的安排：凡在亚细亚发现了什么有关新的动物和植物的材料，便必须把原物或该物的绘图或详细的描述寄送给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的这种关怀使得亚里士多德有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收集他对自然研究的宝贵资料。

普里尼记述说：“亚历山大命令近一千个以打猎、捕鱼、捕鸟为生的人，波斯帝国境内动物园、禽鸟园、鱼塘的监督者，经常供给亚里士多德以每个地方值得注意的东西。”（《自然史》第八卷）这样，亚历山大在亚洲的征战对于亚里士多德有了进一步的作用，使得他能够成为博物学的始祖，而且据普里尼说，他著了五十部博物学的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亚里士多德》）。

如此，当我翻阅《动物志》的时候，就不会对里面所详细描写的细致入微、准确无误的动植物之生殖繁衍、外貌习性等感到奇怪与惊讶了。

与此同时，又不能不感到莫大之遗憾，毕竟，略早于亚里士多德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老子（前570~前490？）、墨子（前468~前376），或略晚于亚氏的孟子（前371~289）、荀子（前313～前238）等中国大哲，就都没能发展出这种基于经验观察基础上之无比宝贵的经验科学来，并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华文化之发展轨迹。

正如傅斯年先生一百年前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中所言：

“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

傅先生之言，今日就仍值得我们三思。

二O一九年十月五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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