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聊天】重提“三大差别”，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存在的差别，谓之“三大差别”。“三大差别”曾经是我们的惯用术语，时常被我们挂在嘴边。

上世纪中叶，毛主席号召我们消灭“三大差别”，并将其列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当时，我们热血沸腾，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一幅美丽图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工厂林立，农庄遍布，机械化种田种地，农村与城市一样，人们在愉快地劳动和生活，到处欢歌笑语……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奋斗在努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梦想，有的变成了现实，有的还在“差别”着，甚或有所扩大。同时，二哥发现，“三大差别”在历史的演变中，与我们原来想象的也不太一样，甚或衍生了许多新的“差别”花样。而且，仔细梳理一下当今社会的这个“鸿沟”那个“系数”，归根结蒂又大都落到了“三大差别”上，许多绕过来绕过去都说不明白的“差距”问题，我们用“三大差别”一观照，反倒通俗明白了，反倒有了一种大彻大悟：原来真理一点也不过时，一点也不深奥，一点也不复杂！这让二哥生出了重新探讨“三大差别”的欲望，感觉到那个久违了的话题，原来仍然如此鲜活，而且对我们如何去追求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有着深刻而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因此，重提“三大差别”，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表面上看，“三大差别”指的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物”的差别，而实质上则是“人”的差别，是工人与农民、市民与村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指属于不同行业、隶属不同地方、从事不同劳动的人创造、得到和享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一样。

一直以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里，我们对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概念要求不是十分严格，其外延是很宽泛的。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三产业都算作“工业”，相应地，吃“农村粮”从事第一产业的就是农民，吃“国家粮”从事二、三产业的都被叫做“工人”，甚至单纯吃“商品粮”的普通市民也被看成“工人”。这种划分虽然不十分科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划分，也习惯了“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原来意义上的“工人”和“农民”变得模糊了起来，工农差别的表现形式也变得多样了起来，有的甚至让人感到十分尴尬。譬如，从安徽农村到北京打工的李先生，已经在北京混了多年，而且还“混”得很不错。在偌大的京城有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妻子，事业也是越做越好，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可有一个“坎”李先生一直迈不过去，心里一直隐隐作痛。北京等城市与其他许多城市不同，买了房子并不允许你把户口迁进去。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你虽然在北京有工作有房产有家庭，但你就是成不了“北京工人”，只能是“安徽农民”，属“外来人口”，需要办“暂住证”，而且是“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的家里。全国像李先生这样的工不工农不农的人肯定不在少数，而且遭遇的“差别”也不仅仅在于“暂住”还是“常住”这一项。设想一下，如果李先生不是进京打工的“农民工”，而是体制内的干部职工因“工作需要”被“调”进北京的，这些“差别”就不存在了，依李先生目前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那就不是“看上去很美”了，而是怎么看怎么美了。再譬如，不是有一个行业里有一个抄电表的工人，一天抄四次表就可以拿到10万元年薪吗？而且这还是十多年前的故事，如今估计早已翻番了。他凭什么有这么高的薪酬呢？就凭他是个“正式职工”。假如抄表的是个“临时工”或者“农民工”，他就是一天抄20次表，恐怕也拿不到这个“正式职工”五分之一的报酬。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但这是“差别”，客观存在而又让人无可奈何的“差别”。

“工人”拿着稳定的工资，捧着“铁饭碗”，后来虽然一直喊着砸掉“铁饭碗”，但最终只是把这个“铁饭碗”砸得变了点形，“碗”里盛着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等的“幸福”其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不断地增多，即使退休了下岗了失业了“困难”了，国家还是周到细致地管着，一直管到生命终结为止。“农民”就不同了，捧的是“泥饭碗”，一不小心掉地下就砸碎了，逢年过节，同属“工人”范畴的各级官员下乡去访贫问苦，送上点代表“温暖”和“爱心”的钱和物，这些农民就被感动得一边说谢谢一边掉眼泪。所以，许多农民即使砸锅卖铁都想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变成“工人”，再引申下去，就是许多“乡下人”总想着怎样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变成“城里人”。不能直接“蝶变”的，就来个“曲线救国”，一些俊男靓女，即便屈尊做个瞎子聋子瘸子的“半边户”，也感到“高人一等”。因为做一个“城里人”和做一个“乡下人”、做一个“市民”和做一个“村民”，所享受的国民待遇是很不一样的。这不仅体现在劳动收益、发展机会的多少上，还体现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科技、商贸、金融、保险等等众多优质公共资源的优先占有和消费上。而城乡间这一切差别，原来有人把“罪过”都归结到那个要命的户籍制度上。于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户籍制度逐渐松动了，“城里人”不几年就翻番了，现在已达到了9亿多，占到了总人口的六七成。按原来的想法，城市化程度提高了这么多，城乡差别应该也会随之缩小，可回头一看，城乡差别非但没有因此而缩小，反而还在一年年地扩大。国家统计局多年的权威公报显示，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仍然快于农民，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多项支农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仅让工业产品特别是涉农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步上涨抵消了不少，而且让“市民”收入的增幅在“村民”面前显示出了“优越感”，尽管大家现在都一样叫“居民”，但城乡收入差距其实很不一样，“差别”很明显。看来单纯地把城乡差别扩大的板子打在户籍制度的屁股上，还不太准确和公平。城乡差别继续扩大的原因肯定还有很多，其中最大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加快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加快掠夺乡村优质基础资源的过程：有文化有出息的乡村青年上了大学后留在了城市，富起来的村民“移民”到了城市，到城里打工的农民主要创业在城市消费在城市，其中许多“乡下人”后来都变成了“城里人”。人员的这种流动和流向，其优势差不多是“一边倒”地向着城市，你还指望谁去缩小城乡差别呢？城乡差别也就一直这样存在着、扩大着。

与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单向性地存在和扩大有所不同，我国脑体之间的差别好像有些反反复复、曲曲折折。自古以来，国人最懂得透的道理之一，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读书人也就是脑力劳动者应该做官的多发财的多，而卖力气活的人也就是体力劳动者应该做平头百姓的多贫穷的多。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段，也是这种状况。但国人最看不懂的现象之一也恰恰出在这里，不知从何时起，竟然弄出个“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传说来，“脑体倒挂”了，而且还非常符合现实。传说来自于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工资不高，难以养家，于是便在校园里摆了个摊，卖起了茶叶蛋，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一算账，卖茶叶蛋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自己的工资。后来人们为了说明问题，把这个教授的身份分开成了两个人：“造原子弹的”和“卖茶叶蛋的”，用以指代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个传说出来后，影响很大很深远，40多年的改革发展，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工作和生活条件有了飞跃上升，从整体上看，“造原子弹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卖茶叶蛋的”。不过，这中间还有些小插曲，当初那些“卖茶叶蛋的”发家致富成了“老板”后，即便今天也算得上是“造原子弹的”了，可他们还不时用“茶叶蛋理论”来看待“造原子弹的”。职场上，不少大学生已经只有普通民工的薪资要求了，可有的“老板”还想“压价”，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依然还是“茶叶蛋经济”，可他们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还是“茶叶蛋经济”，自己的企业为什么还是“茶叶蛋企业”。与之相反，有些“造原子弹的”又把自己“造原子弹”的本领和价值看得过高，对“卖茶叶蛋的”作用和价值几乎视而不见。有家公司，几个高管的年薪就是2亿多元。这也太离谱了，这仿佛真的是“原子弹”和“茶叶蛋”的性价比了。差别大到如此程度，这不把“卖茶叶蛋的”气死也会气得吐血，元气肯定要受大伤。但愿脑体差别的这种极端的小插曲，还是少点为好。

如果你是城里人，你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又与乡村没有直接往来了；如果你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在你的感觉中，城乡已经没有了多大的区别了；如果你是一个“高管”，已经习惯了白领、金领乃至富有闲适的工作和生活，并且对自己的高收入、高消费、高享受心安理得了，或者你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么，你已经对“三大差别”多少有些淡忘甚或淡漠了。但是，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提醒，只要我们稍稍把目光投远一点，或者稍稍做点调查、研究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三大差别”并没有成为历史，也并没有悄悄消失，而是在我们的身边随处可见，甚至有些“差别”还那样触目惊心，如果不引起注意，还随时有可能生出好多事情来。所以，重提“三大差别”，便有了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重提“三大差别”，可以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不高，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总体上说的，而且概念性很强。实际上，这种国情在“三大差别”上一印证，就具体表现出来了。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9亿以上，增加有多快，城市化程度提高有多大。其实我们这9亿城市人口，没有几个人敢夸下海口能完全离得开农村、离得开农业、离得开农民，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上三代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有一半以上现在还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准城里人”，或者说还是“半个乡下人”。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社会还是个农村社会，中国的经济也还是“农村经济”。一方面，“乡下人”想方设法要变成“城里人”；另一方面，变成了“城里人”的“乡下人”仍还像“乡下人”那样与“乡下人”争利。譬如，好不容易等到农业税全免了，猪肉、粮食也涨了点价，可农民只高兴了一个早晨，工人、城里人、脑力劳动者就全都嚷开了：“菜篮子”和“米袋子”不好提了，我们受不了啦！于是乎，他们的工资、福利、补贴什么的便轮番增加，工业品尤其是农资产品价格也大幅上调，一个接一个的“安抚”政策，才好不容易把他们的“气”给“顺”下来。长期以来，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国家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拿走了农民的大量利益，从而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和城市的初步繁荣。现在国家的“钱袋子”里多了几个可调剂的钱，本来想通过“有形的手”去反哺反馈一下“三农”，没想到用这另一把新“剪刀”一“剪”，“三大差别”反倒又加大了一截，国家只好又往回“剪”了点。但如果不往回“剪”一下，“城里人”的生活也不好过，因为中国的“城里人”远还没有“城市化”，其中许多人还只是廉价劳动力，跟农民差不多。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一块猪肉，一粒米，就能让14亿人一起奋不顾身。没办法呀，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初级阶段；重点照顾，其他人不干；全面照顾，国家还不富裕，又干不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这种国情，看到“三大差别”在其中的演变发展趋势，你就会感到，在当今中国国情下，要想缩小“三大差别”，每迈出一小步，都何其难也！

重提“三大差别”，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找到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

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调查、分析、排榜，主要问题，抽象到官员腐败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不好等等，具体到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办证难，孙志刚被打、马加爵杀人、周正龙“拍虎”、刘言超“做俯卧撑”、很多人“散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件“热”过一件。其实，对这些所谓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很多人只顾在那儿比口水、比嗓门、比热闹，却很少有人去冷静地寻找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和根源。尽管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去透视这些问题，但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发展以至有些问题一时还很严重，都可以从“三大差别”的存在和不断扩大上找到原因。因为有差别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冲突，差别越大矛盾就越大冲突就越大。工农差别持续扩大，农民就不想种田种地、养猪养鸡养鸭养鱼了，于是就有了抛荒、有了猪肉粮食危机或潜在危机、有了拐卖妇女儿童、有了冲击乡镇政府机关等群体性事件、有了车匪路霸等等问题的发生；城乡差别持续扩大，乡下人一窝蜂地涌到城里去“淘金”，于是就有了“暂住证”、有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有了伤亡事故的“同命不同价”、有了“农民工”的性困惑、有了增多的流动性犯罪、有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等等问题的出现；脑体差别的极端扩大或极端缩小，一方面让一些人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又让一些人对“读书无用”看穿看透。于是，为了获得现实的最大的“市场利益”，有的人通过种种“捷径”把自己“速成”为“高知”甚或“海归”，拼命地“拔高”自己，以便快捷地挤进“上流社会”；而另一些人则干脆摆出一副“我是文盲我怕谁”的架势，毫无顾忌地闯入了社会。这样一来，就有了“博士官员”满天飞、“一片树叶砸着三个教授”、假“中国芯”轻易骗得了国家科技奖、“国学大师”断不准简易文言文之句读、大学毕业生不要工资跪地求职、女大学生宁可做“小三”也不愿上班、进不了公司就进“黑砖窑”、找不到工作就找“黑社会”等等的当今社会之怪现状。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目光千万不能离开“三大差别”。

重提“三大差别”，还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老祖宗的梦想。

我们的老祖宗在谈到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时，总是那样充满诗情画意：没有阶级、阶层的差别，没有工农、城乡、脑体之分，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精神境界得到极大提高，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都把劳动当作自己的第一需要，整个社会实现全面和谐。后来，我们的老祖宗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又发现，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三大差别”还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三大差别”始终存在、不能消灭、只能缩小，“三大差别”缩小得越合理，我们离共产主义也就越近。我们为老祖宗给了我们美好的梦想而激动，我们又为老祖宗拥有实事求是的伟大品格而欣慰。原来，在我们老祖宗的梦想里，共产主义并不是“空想”而是“科学”，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形态，只是实现这个梦想的时间会很长。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从封建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通过70多年来的探索实践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发显示出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得到了极大体现。不过，我们对如何缩小“三大差别”虽然也同时作了长期的探索和努力，有收获，也有失误，但“三大差别”依然普遍存在，并且时有反复。这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中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要长期“初级”下去。我们也曾想在一夜之间“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大门”。现在看来，我们对老祖宗的梦想还理解得不那么全面、不那么深刻，有点着急。“三大差别”要一步一步地缩小，得慢慢来。还是那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重提“三大差别”，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更加准确地找到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更加深刻地理解老祖宗的梦想，而且能够让我们更加具体地感到要前行的路途有多远、要克服的困难有多大、要肩负的担子有多重。

“三大差别”消灭不了，缩小起来又这样困难重重，我们是不是对此无所作为了呢？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把战略方向找准了，把路子走对头，缩小“三大差别”的成果就会逐步地被培育出来，尽管这中间会有曲折。我们以为，以下三项基本原则，应该成为缩小“三大差别”的路径指向——

首先，在更快的发展中缩小“三大差别”，在缩小“三大差别”的过程中更好地发展。

有这样一个关于发展的寓言：有100个人，每个人给他100元，其中必有几个人能凭这100元活下去并且还能发家致富，也必有人两天就把钱花光了，但多数人都想把这100元渐渐变成1万元甚至更多，但终归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人的能力各不相同，发展环境也不一样，于是竞争对手出现了，贫富差距出现了，矛盾冲突出现了，违法犯罪也出现了。发展遇到了问题，是就此停下来把问题解决清楚了再继续往下发展好呢，还是一边发展一边解决问题好呢？当然是后者好。因为如果是前者的话，要么是大家停滞不前，都还维持现状，结果“坐吃山空”；要么是杀富济贫搞平均主义，大家再从头开始，结果不仅不断挫伤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永远没有大发展、创造不出大财富。而采取后者的办法，情况就不一样了，发展得快的尽管继续向前进；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再加上发展得快的那部分人的主动“回报”，让发展得慢一些的人加快发展加速赶上，而对那些把“本钱”花光了的人，这次给他200元，让他再得到一次新的发展机会，更加快地发展，更加快地追赶。若干个这样的回合之后，大家都发家致富了，都成了百万富翁，其中有的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如果到了这个时候，有的人虽然一年有二三十万的进账，而有的人一年只有七八万的收益，但基础都厚了，这点差距也就无所谓了，说不准明年我的“运气”比你好哩，大家的“气”都顺了，矛盾就少了，发展就和谐了。缩小“三大差别”也是这个道理，不发展，“差别”永远在那里，一切都免谈。所以，要缩小“三大差别”，只有加快发展；而只有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发展才会进行得更好。我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的也是这条路径，先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效率优先；而后是“发展是第一要务”，又快又好，效率与公平兼顾；再后便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现在是致力于“全面发展”、“全面复兴”、“共同富裕”，不断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奋斗，等等。看来，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非常正确，沿着这条道儿走，“三大差别”一定会逐步缩小，人民一定会共享富裕美好，没错！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三大差别”是否缩小的唯一标准。

真理要靠实践检验，越检验它越有光芒。我们要缩小“三大差别”，也要靠实践。一要靠实践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尝试，“摸着石头过河”；二要靠实践去检验缩小“三大差别”的尝试是否收到了成效，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实践。为了缩小“三大差别”，我们一直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实践，在努力寻找和发现其中的规律，力图作出最科学、最正确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为了缩小工农差别，我们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再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我们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我们高举“三面红旗”，我们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我们积极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我们积极推动农业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等等，目的都是为了不断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工业和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差别。为了缩小城乡差别，我们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大队有小学，片里有初中，公社有高中，县里有大学”；我们办代销店、建居民点、建农贸市场、建村镇乡镇小城镇、搞“新农村建设”、搞“城乡一体改革试验”、搞“乡村振兴”；我们搞“两管五改”、实行合作医疗、建“农家书屋”、“村村通”、“三下乡”，等等，目的都是为了使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与城市“接轨”，向城市“靠拢”。为了缩小脑体差别，我们一直向农村和工厂派工作队、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并“社来社去”、坚持对工农群众的文化科技培训、选拔任用优秀的工农干部、挑选优秀大学生和机关干部下乡去当“村官”，等等，目的都是为了不断提高所有劳动者的素质，让所有劳动者不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从事的劳动也不再是单纯的简单劳动或复杂劳动。所有这些实践，或成功，或失败，或继承发展，或无疾而终，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要不断缩小“三大差别”，就要不断去实践；只要不断去实践，我们就能不断找到缩小“三大差别”更有力更有序更有效的办法。实践是第一位的，永远是“老大”，跟着它走，没错！

最后，“三大差别”根本在于“人”的差别，缩小“三大差别”最终也要靠“人”来缩小。

“三大差别”的产生、发展和扩大，大多是“人”的结果。你一出生，就决定了你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因为在你来到这个世界前，就有人为你量身定做了户籍制度。你长大了，到底是做工还是务农，是从事脑力劳动还是从事体力劳动，那就看你这个“人”本身的造化了，就看你选择“差别”的哪一端了。“人”是制造“三大差别”的主子，那理所当然要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主人。譬如，现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之所以这么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业、农村、农民中的优质人才基本上被工业和城市掏空了，要缩小这些差别已经失去了人才基础。而这些差别又非缩小不可，否则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现代化。缩小工农、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知识化，那么，这项伟大的工程靠谁来组织和实践呢？除了“自力更生”外，我们渴望有这样一批敢于和善于“吃螃蟹”的人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我们渴望有这样一批勇于“闯关”的人奋起推倒横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诸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等的一堵堵“柏林墙”，实现工农融合、城乡一体；我们同样渴望所有的国人一齐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让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差别很小很小，有差别的只是职业的不同、居住地的不同、劳动对象的不同，而且相互之间谁对谁都没有多少优越感。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缩小“三大差别”，着眼于“人”，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主动；“人”的“差别”缩小了，“三大差别”就自然缩小了，认准这个理儿，更没错！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已经成为各级官员执政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而长久的期盼和心愿。因此，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同富裕”，共圆美好“中国梦”，已然成了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