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畏父道光拖延, 中国全方位落后西方的无奈时期

嘉道时期(1795年到1850年),是中国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强于中国,而GDP落后于中国,可以作为近世国人反击“欧洲中心论”的重要证据的话。那么,嘉道时期过后,我们其实就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地方了。

嘉庆嘉道时期在民族奋进精神方面也是坍塌的时期,经过“文字狱”的洗礼,整个汉族精英阶层噤若寒蝉,特别是江南文人也失去了过往的“士人精神”。虽然,湖湘文人集团借此机会脱颖而出,但嘉道时期所培育的“经世致用”之学,也仅仅是在器用方面进行奋进,而失去了对皇权、官僚权力的制衡。整个官场,已经不可阻挡地向下运动。无奈的是,这个时期又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倒退,也即史称的“道光萧条”。道光时期,从皇权角度说,在继承了汉人皇权的优点的同时,道光却放到了汉人皇权的缺点。例如道光在勤俭节约方面值得赞赏,但在吏治方面则比嘉庆更加后退。嘉庆在吏治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惧怕农民起义而对吏治谨小慎微。道光却纯粹因为其经历、理念、能力、魄力而造成改革失败,错失了许多再发展的机会。在道光年间,中国确实是相当程度地“闭关锁国”。进入十九世纪后,需要进口白银的中国,因为比价问题,反而大规模出现了“外流”现象。而中国的铜产量根本无法弥补这一趋势,为此,直接造成了“通货膨胀”。最终,中国在货币战争中失利。银的紧缩以及大量劣质铜钱的出现,使得银贵铜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银主要是作为富人、官员之间流通的主要货币,铜钱则主要是升斗小民之间流通的主要货币,在银贵铜贱、通货紧缩的压力下,物价指数不断降低、经济萧条。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开始降低,国库空虚问题再度显现。这时,鸦片流通问题又开始使问题雪上加霜。以上诸多问题的主要负面因素,则基本由底层百姓承担。富人靠巴结权贵,权贵靠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将各种负担转移到了穷人身上。再加上从乾隆后期就越来越严重的吏治腐败问题,一切一切的问题,终于催发了各种问题集中爆发。那一时期,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权力集团,并非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一来,他们认为中国地大财雄能够坚持下去,希望未来会更好。二来,他们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不敢下定决心去处理,生怕由此引发大的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嘉道两位皇帝主要采取的措施就是希望用道德说教、榜样的力量来感化官员阶层,然而,道德感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在吏治方面,嘉庆继位后,表面上看中国富庶得很,其实已经落后于世界民族大潮。内部阶级矛盾非常严重,农民起义、民族起义此起彼伏,国库也很空虚。在此情况下,发生的和珅大案,使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廷的财政收入,也震慑了贪官污吏。嘉庆帝是想做些事情的,面对乾隆晚期贪腐盛行的局面,在诛杀和珅之后。嘉庆帝就做出了“禁呈宝物”(地方督抚进京面圣、庆典等都要敬献礼物)的决定。希望以身作则做天下的表率。

道光嘉庆五年(1800年)三月,肃亲王永锡因为三子去上书房入学,为了和皇后交好利于儿子成长,便私下让自己属下的太监转交给负责皇后膳食的太监一些玉器陈设。嘉庆帝知道后,将肃亲王职位全部革去。而且,还把亲王、郡王们全都叫来,当着众人的面把礼物仍还给了永锡。嘉庆为政二十五年,除和珅外,一二品贪官共杀两人一名总督、一名巡抚。道光则是雷声大雨点小。例如在懒政方面的处理。按照清廷的规定,钦办、咨交的案件,必需在四个月内完成,大案要案可延期但也有具体的时限。然而,实际上,各种案件拖延的情况仍然很多。这种情况,在嘉庆朝就已经大规模出现了。仅以《嘉庆实录》中,有记载的因拖延审理结案而致死的人证就高达56,000多人。在被拖延的案件中,有的被拖延了长达十七年。一件很简单的案子,竟然经过了下述流程:上告知府89次,上告道台33次,上告布政司9次,上告按察使19次,上告巡抚16次,上告总督11次,共计177次。案情其实很简单,嘉庆二十三年(1817年)广东萧某向邱某要房租不成,结果杀了邱姓二人。但这么个简单的案件,直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还没有开始办理。道光朝比嘉庆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如此,嘉道时期也是汉族知识分子彻底“精神奴才化”时期。同时,旗人彻底“汉化”的同时,也丢失了众多汉人精神中缺少的某种气质。当然,嘉庆和道光还是有区别的。嘉庆登基之后点杀和珅,在政坛立威,心中豪情万丈。因此,在吏治上较为严肃,然而,其后因为时光的流逝,嘉庆的雄心渐渐地消失了。道光则顺利接班,虽有宫斗但毕竟没有经受过什么大场面。起初的指点江山的气概,一经挫折便迅速跌落为末世之君的为政之道。

溥仪雕像洪武朝曾秉正说“非我族类”, 朱元璋最后竟阉了他大唐胸怀: 非我族类也要一视同仁三届狗年春晚, 最成功1994、最有笑声2006, 2018呢??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