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中:强己所难的故事

强己所难的故事

安徽 汪建中

  我过去上班的东至县东流镇,是老东流县县城,是个由三乡、一区、一镇合并的副县级镇;镇里的财政、税务、公安等单位常称某某分局,规模可见一斑。我的单位是镇广播站,是个菜籽灰尘级别的事业单位。过去单位用一张纸都是讨来的,好穷;后来办了有线电视,借此算做了点事,过了二十多年充实,好玩的日子。这里说说其间两个“强我所难”的故事。
1

烧钱的无线台

  九六年,是东流广播站办成有线电视的第三年。单位靠自己的努力,还清了我以私人财产抵押借贷的启动资金,告别了曾经的极度拮据;街上的广播常响了;覆盖各村的调频广播通了;站里总算过上了少求人多奉献的日子。财务稍宽松时,我们又买了攝像机、字幕机,录放机,自制了一套自办节目土设备;我开始为镇里拍新闻,向县台投稿;在有线电视中为群众播放本镇新闻、通知、以及各类服务节目;同志们辛苦也快乐着。
  按理,下一步该是送有线电视下乡了。
  但是很遗憾,以当时的条件,想让有线电视下乡,尤如痴人说梦。那时用“同轴电缆”传输的电视信号,受技术手段制约,只可免强送到离机房三、五公里的地方,否则信号质量就没有保障;而离镇最远的村组在十五公里以外。送信号下乡的唯一手段是在全镇铺设光缆。当时国内使用的光传输设备全靠进口,造价不菲。这么说吧,那时美国人卖一根两米长的“单芯挑线”,要收我们三十美元。如今光设备早已国产,那小线只几块钱。当时如果放光缆下乡,要投资千万元以上,小小东流站,想也不要想。
  在镇政府临街,有四间单层小门面房,是九二年镇武装部在大办乡镇企业大潮中,借贷款做成的,目的用于出租,时称“劳武企业”。九四年广播站办有线电视,因为是“一家人”,站里两口直径四米的“大锅”(卫星接收天线)被放在该门面房的屋顶,另外租了其中一间做了器材仓库。后来,那另三间房子租不出去只好空着,贷款压在武装部头上,令吴部长和阮干事如坐针毡。而此时的广播站七个人上班,只有一间用房,半间办公半间做机房,十分狼狈;那时刚刚撤乡并镇,镇里用房紧张,四五个干部挤一个小办公室,没有房子可调济。
  一天,吴部长找到我说:“汪站长,广播站发展很快,我想请你帮我们还了那两万元贷款,门口的房子就是广播站的了。”我听吴部长如此说,当然高兴,这可是应了那句“要补锅和锅要补”的土语。于是,我答应等我还清当下赊欠的材料钱,就筹资帮他还债,届时“一手交鸡,一手交猫”。
  这话说了没几天,老一唐书记就找到我说:“好,你广播站有钱了!要置屋是吗?当心我断你奶!(财政不发广播站的工资)。有钱你也还是要在事业上继续投入。”他让干部们继续挤,硬是在隔壁又给广播站誊了一间房,但是他要我上无线台,把镇里的电视送下乡。
  这新来的唐书记不到五十岁,过去我们不熟。广播站和他的办公室之间,仅隔了统战、武装、会议室共四间房。他的房子前半间办公,后半间是卧室,所以他早一晚二常来广播站看看坐坐,有时会和我聊几句,为人平易。他觉着我们这帮人非常的敬业,非常的辛苦;对我的工作也十分肯定。特别是他支持我在站里实施的考勤奖励,说:“你们艰苦创业,爬杆登高,这么吃苦不容易;不给予职工适当补助,你这站长也不好当。”非常的暖心。我这人,对既支持部下工作,又关心部下生活的领导更是敬畏有加。
  实话说,我再有事业心,也不会傻到去上无线台,我知道那是个烧钱的主。过去一个县养一个无线台也累得气喘嘘嘘。上了无线台,就背上了大包狱,我还没过几天宽松日子呢。可是领导要广播站继续发展事业,送电视下乡,服务农民,我当然十分理解。我只是担心和过去好多乡镇办有线广播一样,虎头蛇尾,几个月后养不起它就没了下文。到头来领导走了,我可就是那干塘里的死鳖了。
  也不知为什么,没几天,我便开始死心踏地的为领导意图策划奔波。
  要上无线台,首先想到的是铁塔。此前,我知道县局淘汰了一座只用了几年的旧铁塔,拆下的钢材放在河西仓库。我想,如果能讨来的话,就可节省一大笔钱。我试着请唐书记出面,找时任老一汪局长说说。领导间几经交流,镇里以一张便条的成本,还真的讨来了那座铁塔。
  经过估算,这上无线台的造价,除去铁塔材料,那发射机、大功率调压器、发射天线、以及装塔的费用,须要六万多元。这六万多元,没听说谁会给广播站一分钱。这次买房不成,还要花六万多元去做那“赔本的买卖”。
  为防可能的“频率互扰”,我们对周边地区已使用的电视频道作了收视调查;接着通过县局在北京广播器材厂订下一台当时的名牌,北京牌电子管电视信号发射机。使用“十频道”,发射功率100W。那重达三百多斤的笨重机柜及发射天线,由两位司机冒着八月酷暑,从北京风雨兼程送到东流。
  很快,我们从县局拉回了那铁塔材料,将它配上全套螺栓,又加高了五米达到二十九米。我们请建筑公司在屋后挖了个2.5x2.5x2.8(米)的方坑,在坑底扎上钢筋网,钩上八根用“20圆钢”制成的超长镙栓;再在坑内注入近十吨混凝土,做成了一个略显夸张的基座。为保施工安全,我请来有装塔经验的李师傅,为他买了意外伤害保险,由他一个人上塔安装,小心操作。铁塔装好后,我这个曾经的漆匠,和站里的上海人周云康师傅一起,把铁塔刷了两道防锈漆和两道灰色面漆。到九月中旬,一座很象那么回事的电视铁塔就平安落成了。
  接下来,在县局的帮助指导下,经一番安装调试,东流镇的第一座,也是最后一座无线电视发射台就大功告成了。自此,本镇“差转”的县台信号和自办节目覆盖了全镇,弥补了当时因大历山阻隔,县台信号不理想的缺憾。
  群众和领导高兴了,广播站的工作上了个台价,皆大欢喜。国庆前夕,镇里和县局促广播站办了一场“庆有线电视达千户暨无线电视开播”的小仪式,还邀请了全县乡镇站前来捧场;镇、局老一为我们剪了彩。自此,有人在酒局间为我“官升一级”,汪师傅变成了“汪台长”,酡颜朦胧之际,我常有意无意地接下这“民封的官职”。
  皆大欢喜是真,这无线台能烧钱也是实。当时这机器上的两只发射管,如两年换一次也要一万块钱,还得持特殊证件到江西的军工单位购买。据说那管子是制作大功率电台的材料,过去是敏感电子器材。机器平日维护、折旧不算,光电费每月就得一千多元。小小广播站,刚刚起步的有线电视,背上了既养有线广播,又养无线电视的包袱,“压力山大”。
  也许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令我没想到的是,电视覆盖面大了,小小的广告平台也在悄悄成长。“无线台”开播不久,广播站就有不少外地商家来联系广告业务。这提醒了我可以在广告收益上做些文章。于是我主动与当地商户联系,请他们为自己销售的商品拉厂家,投广告,试着以广告费来“养活”无线台。为把好广告真实关,我们立下规定,不做有虚假风险的农药、化肥、医疗、招工等小微广告。只做知名白酒、啤酒、和摩托车生产厂家的广告;不时播放一些当地商户的商品信息。不长时间,广播站的广告收入还真的基本解决了无线台的电费支出,财务也回归了“良性偱环”。
2

烧包的“加密”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天还没亮。合肥骆岗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二次上北京,我们一行三人要进京办”加密“。那时骆岗机场没有登机桥,过了安检要上摆渡大巴。上大巴时,我和鲍局长一回头,不见了同行的周云康,他是站里的出纳。不过少顷,只见那矮个的周师傅一路小跑过来说:“少有!安检带我进了一小屋,问我身上装这么多钱干嘛。后来看了省厅的‘加密批文’才放了我。”我和鲍局长笑说,他们看你象个贩毒的。三个人哈哈声一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电视事业发展迅猛,中央和各省台电视节目,逐步淘汰了“微波接力”的传输手段,陆续“上星”。其中,中央台的文艺、体育、电影、电视剧频道,实行“加扰”播出,民间称“加密电视”。地方台须与央视相关部门签订合同,有偿解密后才能在有线电视中播放。那“加密电视”节目精彩几乎没有广告,深受群众欢迎。九六年县城有线电视开通了“加密台”。
  可以说,东流有线电视的管理、服务非常到位,信号很好,收费也比县城低;但是没有“加密电视”还是不尽人意。我是个爱在事业上“烧包”的人,我何尝不想开通“加密”取悦百姓?
  那时要上“加密”,由美国原装进口的“解密接收机”是机房必备机器,一千户的乡镇系统,和十万户城市系统一样。那机器一台一万五千元,一套六万,与城市系统比,用户所摊费用数额悬殊。那时上面的政策是乡镇用户太少,一般不予审批;而且少于三千户的系统,须按三千户缴纳解密费。“东流台”才千把户,每年须上缴央视一万八千元,还得提前预交,一次性打款。如此算来,若在东流开通“加密”,首次投入须要八万多元。那时东流镇每个用户每年的维护费仅七十二元钱,广播站的毛收入也不过七万元。小小东流站,刚上的“无线台”,气还没喘过来呢,上哪里去变钱?
  九七年整个上半年,我不管走到哪,总是被问道:“汪台,东流么会上加密?”,我只能苦笑着说:“没钱,上不了!”。我在心里好羡慕城市大系统,上个加密不费吹灰之力。
  这时有人出主意了,说,你可以在用户头上收点钱。此话于我,尤如“病人听不得鬼叫”般,很受刺激。我想,这办“加密”是个“民心工程”,收一点钱应该没大问题;年底前,站里可以优惠方式预收三万元明年的电视费;然后我再用拖欠有线电视器材款的痞法子,再凑两万元,那可就是大头朝下了;还有三万元能靠收费解决的话,事情就有希望了。想到这,我跃跃欲试。
  对于加密收费,用户中有三种态度,约各占“四、四、二”成。第一种是,欢迎,收钱就给,快点通就好;第二种是,不很乐意支持,但真办了也会接受,毕竟那是好东西;最后,有些人因条件较差或心有抵触,说,我没钱!
  真要收费,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每日的尴尬,我好纠结,心里老想着“加密”这件事。后来我想,于其天天应付尴尬,还不如开始时得罪一些人,硬着头皮上,只要于己于民问心无愧,好东西一定会被接受的。
  于是,我在站里开会统一思想;向县局和镇里汇报情况争取支持;接下来我们真的顶着压力开始上门,每户收取一次性三十元“加密设备款”。
  说真话,那时人们的收入都不是很高,三十块钱也是个可观的数目。收费当中我和同志们一路磕磕碰碰,没少看用户的白眼。有人说我们是“承包户”,“抢钱”。那个憋屈,那种沮丧,不是当事人是难以想象的。既然已经开收,我也只好和弟兄们一起,每日上门咬牙坚持。功夫不负有心人,承包也好,抢钱也罢,我们用了足足两个月时间,到九月上旬,终于凑足了八万元钱。接着我马不停蹄地跑县局、市局和省厅批办手续。办好后,就等着听通知进京签合同、缴费、取机器、开通加密。
  也许是好事多磨,就在我们万事具备,翘首等待“加密”之际,省厅说,央视那“解密接收机”缺货。这缺货还一缺就是两个多月,害得天天有人问我怎么回事。有人说我“做事拖拉”;有人挖苦我“办不成就别办”,有的甚至开玩笑说我是个骗子。真是“头都被骂绿了”。
  挨到十一月二十六号,通知终于来了,内容是要我们尽快进京办理相关手续,上面收费时间从下月头起算。
  时间紧迫,我们集中了一大包现金;请“老北京”,技术专家鲍付局长托人在合肥先买好机票,并请他与我们同行。
  二十七号,我们从东至坐上去合肥的依维柯小客,享受了一把206国道上一路拓宽修路的颠簸。
  二十八号,我们从合肥上飞机,差点被滞留机场(笑)。到达北京后,立即坐公交,打的,走路全是小跑;在“中央卫星电视传播中心”,我们被告知要到指定的银行缴款,那现金里还有五块、十块的,数钱都数了半天;然后我们签合同,调测机器,很晚才住了个五十元一宿的小宾馆。
  二十九号中午,我们在南下的火车上,用北京带上车的“猪皮冻”、花生米、生黄瓜、方便面“组合”,喝光了一瓶二锅头,填饱了肚子;伴着办事顺利的喜气,在那绿皮车上“哐”了十三个小时,当晚住在合肥;
  三十号我们回到东流,连夜开通了“加密电视”。
  几天来,鲍局长辛苦,周师傅辛苦,我的快乐与辛苦更在不言中。
  渔翁 二零二零年六月
责编:丁松   排版:夏显亮
作者简介

  汪建中,一九五三年六月生,怀宁县小市街人,东至县广电系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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