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马克思的近阿多诺阐释

马克思的近阿多诺阐释

——约翰·霍洛威对资本主义批判路径的重构

孙亮

摘要：以黑格尔的思维框架来理解马克思，已经在学术界日趋得到反思。目前流行的一些观念，诸如将异质性的生活与斗争还原为“二元对立”的劳动与资本、无产者与资产者的斗争，并最终得到了和解，未来那种“好社会”借助“资本自否定”得以达成等观念，正是“黑格尔幽灵”的显现。当意大利自治主义者哈特、奈格里将这些问题的原因铆钉在黑格尔辩证法上时，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约翰·霍洛威则试图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介入到这场讨论，他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是我们思维的“紧身衣”及其所导致的实践偏离，重提阿多诺的“非同一性”的政治哲学意义，并倡导从资本的生产力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转型，以此去寻求资本主义批判与解放的可能。

对马克思给予“近康德”、“近黑格尔”又或“近××”的阐释方案依然在学术界十分流行，但它们的根本旨趣均在于将马克思从一个原先的传统形象中“拯救”出来，转而以新建构的马克思理念去积极的回应当下时代的生存处境，并勾画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未来图景。而这一切的理论冲动无非基于两个现状：一方面，资本主义依然活跃于这个时代，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更具有了不可撼动的假象，它不仅没有改变生产中追求剩余价值的问题，如今，它则更以隐秘的方式对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拜物教意识的生产。因而，我们才会看到“在知识分子中间，对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冷嘲热讽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另一方面，无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当今激进左翼学者都意识到，由苏联的崩溃以及列宁式的革命概念所引发的争议，要求人们必须重审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及其在革命思想中的作用。因而，谴责辩证法并放弃传统意义上那种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成为了左翼的当务之急。他们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侵染着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人类社会的生存矛盾被导向资本的矛盾，并最终得到了和解，未来那种“好社会”借助“资本自否定”得以达成。这不仅表现在阿尔都塞、德勒兹、瓜塔里、福柯、马舍雷等人的思想中，也同样成为哈特、奈格里、维尔尼诺等人的逻辑主线，“他们将'辩证唯物主义’看作扎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黑格尔的还原论，并声明选择斯宾诺莎”。对此，作为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代表人物的约翰·霍洛威试图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介入到这场讨论中，并指认哈特、奈格里等人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错误地理解了辩证法，从而他们又再次跌入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之中。为此，他将马克思放到否定辩证法的语境下，重新启动了《资本论》的解释，呈现出一幅崭新的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一、黑格尔辩证法：

思维的“紧身衣”及其实践导向

从思想本身来看，霍洛威整个思路建立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之上是毋庸置疑的。对此，他在《否定与革命：阿多诺与政治行动主义》一书中以“为什么是阿多诺”等章节试图给我们详细地展示其中缘由。在他看来，选择阿多诺的根本原因是借助阿多诺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是一条与哈特、奈格里等人拒斥的辩证法不同的道路。在后者看来，之所以拒斥辩证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因为，流行的辩证法思想导致封闭而不是开放，典型的黑格尔主义的正反合的三段论终结在封闭的“综合”中，这为历史作为一系列阶段或步骤的观点奠定基础。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综合就是对立面的一种和解。由此，共产主义即被理解为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的妥协或和解。因为，在这样的辩证法思维下，资本主义丰富多元、易变的现实生活与斗争，必然被消解、还原为劳动反对资本的单一的矛盾。对此，霍洛威大致认可了奈格里等人的看法，黑格尔的辩证法问题在于，“它推动这种繁多成为一种单一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是没有内容的，因而，很容易将它归入到一个单一的综合中”，这同样体现在工人阶级这个概念上，“由于它是从实际斗争的丰富性中被抽象出来的，从而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斗争被单一地指向某种具体的点，便很容易整合进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综合体中，例如福利国家则是原先“贫穷斗争”的和解。拆除与黑格尔相联系的“和解”辩证法真实的意图，显然就是强调社会斗争自身不能单一化，从而进一步强调差异、不可还原性，这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诸如拉克劳在确立自身领导权理念时，便指明了“黑格尔的否定性思想是必然的否定性，它被视为决定性的否定，也就是说，否定是概念内在展开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它注定在扬弃或更高的统一中被吸收”。这种差异的斗争概念更多地被引向了对斗争者自身身份（Identities）的强调，例如弥漫在激进左翼理论中的尊严、妇女、同性恋、生态主义、黑人等等。这些群体始终在捍卫自身处于被宰制的“身份”，借此去对抗“宰制者”。哈特、奈格里的诸众概念同样基于拒斥黑格尔辩证法的“身份”政治，“虽然这个意义上的诸众被明确地排斥在主导的政治体之外，代表社会上地位最低且身无分文的那些人，但这又是一个开放的、包容性的社会群体，其典型特征是社会等级和群体的无限混杂”。不过，在霍洛威看来，哈特、奈格里等人的上述路径虽然具有吸引力，但也存在着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在抛弃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上，不仅和解的“综合”被抛弃了，而且借助否定的运动这一核心概念也一同被拒绝。

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被拒斥主要是它会在现实层面产生危害，它易于将一切异质性的因素、不同的话语或者说一切都整合进入主流的教条之中，也就是说，这个辩证法成为我们思考的“紧身衣”（straitjacket），现实生活与斗争的无限丰富性在此种辩证法视域下成为了“二元论”。这种二分法式的“黑格尔幽灵”当今依然十分流行，诸如我们常听到的这样一些见解，据说马克思始终坚守着二分的理念，马克思文本中普遍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家与无产者”、“国家与市民社会”等等对立的看法，但是，这并非是说现实生活本身真的仅仅是二分的，它不过是一种思维的“预设结构”，这也是当今众多西方学者批判马克思将社会简单化处理，从而未能够抓住社会问题、社会结构以及解决方案的复杂性的原因，不过这一判断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社会决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二元论最终必然被导向的是“一元论”，即通过辩证法必然走向的单一的“综合”，这便与暴力的本质主义链接起来。因为，对丰富性的现实“综合”便是强行对不可通约的外在丰富生活的“通约”。由此，霍洛威从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判断出发，指认资本也是对人们的活动（Activity）强行转换成抽象劳动(Labour)的力量，这种抽象劳动便是由生产利润所型塑的异化的活动。因而，在现有的《资本论》或现实生活的理解中，人们虽然不再提及辩证法的上述暴力本质，却反复提及“资本逻辑”，其意在指明辩证法肉身化为资本，资本成了生活的“紧身衣”。这一套理解机制被霍洛威概括为：“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有用创造行为（Doing）被强迫地还原为抽象的价值生产劳动”，在这里作为差异的各种创造行为是被“资本”所通约的，其具有了绝对暴力倾向的“权力意志”。

可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资本”出发来理解我们的生活和斗争的话，将正如我们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一样，将抹杀掉现实的差异、丰富性，最终被封闭在一个设想的“和解”的状态内部。资本主义正如霍洛威描述的那样，它犹如一个监狱，我们被困在其中。现在的问题是，现实的生活与斗争并非能够全部被“资本”所通约，正如辩证法构想的“二元论”丢失了差异性一样，人自身的行为远非都是为“资本”吸纳所作的准备。诸如，在人们指责学者的学术创作完全被金钱所迷惑了方向的时候，也要相信，依然还有坚守理想的人在默默地站在这场游戏之外耕耘着。但是，黑格尔辩证法视域下的资本主义理解，具体来讲，在《资本论》的当代研究中，近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范式甚为流行，它的分析是一切社会问题最终都是资本逻辑的使然。由此，解决的方法便是瓦解资本的斗争，瓦解资本与人类解放被看作是同一个过程，但是，正如奈格里等西方激进左翼学者一再反复重申的，解放是多面向的，决不仅仅是资本剥削这样“单一”的方面。

更进一步来讲，传统马克思主义设想的解放路径便是更多地去分析资本的内在否定，即我们通常去思考的资本主义内在不可克服的危机，这个危机被看作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一个“艰难时期”（Hard time），整个对历史的理解是基于以下的认识：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进步的，一定有一定幸福的“结局”（Happy Ending）。如果抛开从资本的视角来重释人类解放或者说改变社会可能性，转而我们开始试图寻找革命的“主体”去抵抗对人们压制的资本，则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列宁式的马克思阐释，依他之见，需要通过一种先锋的思想，即“我知道路在哪里，跟着我吧”的方式来建构革命的主体，但这个主体依然是在“资本与劳动”这对矛盾下来思考的，主体始终在资本逻辑的通约原则下进行设想，这便是原先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革命的理念。另一类则是哈特、奈格里等人拆解了这对矛盾的链接，直接给予了劳动主体的自治能力，他们摆脱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列宁式的先锋理论，从而依据差异的革命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各自“习得”民主力量，各自为创造“共同财富”而努力，最终通过诸众自身去实现“大同世界”。按照霍洛威的看法，哈特、奈格里虽然拒斥了二元论的辩证法，但也一同拒斥了“否定运动”这一辩证法的核心，这里的意思是，辩证法的否定性维度暗含着否定的、无尽的运动，它并不会导致幸福结局，根本不可能存在“大同世界”，辩证法是一种“逃离计划”，它“思考抵抗坏世界”，而并非是始终盯着“真实的民主”，同时，就革命主体来讲，否定的辩证法也将使得哈特、奈格里诸众的“同一化”思考陷入困难。

二、否定的辩证法：

找寻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灵感

由上，阿多诺的重要性显然在于,他最直接地发展了辩证法“否定”向度。征用阿多诺不仅是要走出黑格尔“和解”的辩证法，也同样是质疑后结构主义路径的需要。正如我们所知，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集中地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他看来，“最初，它（辩证法-译者注）的名称就意味着所有的对象物（Gegenstände）不会完全进入它的概念中，它是同充分相符（Adaequtio）的传统形式相矛盾的”，这表明，“同一性是不真实的（Unwahrheit），即被概念化的事物也不能完全在概念之中”。因而，一旦有什么东西不能够满足于同一性概念的要求，便被称之为是“矛盾”（Widerspruch）,概念直接拒绝了非同一性的（Nichtidentische）表达物，即阿多诺所说的，矛盾就是同一性角度的（Aspekt）的非同一性。因而，当黑格尔的辩证法将所有的异质性的生活与斗争还原为绝对精神自我和解时，他坚守的正是这种“排除第三种形象”（ausgeschlossen dritten bilder）的原则，[xi]这无疑正是哈特、奈格里等人极力反对的A要么是B，要么不是B的排中律，要努力去揭示这种矛盾是开放当代激进抵抗的最大障碍。他们试图认为，不仅是A，而且也有B，以及万千个“其它”的存在，这是对黑格尔矛盾观念的突破，所以，辩证法在阿多诺之后被揭示为对“非同一性”的意识，正如阿多诺所说的，总体的矛盾正是总体统一化表现出来的非真实性（Unwahrheit）。

霍洛威认为，上述正是阿多诺思想的中心论题，“非同一性”便是不合适（不满足），它既是自由的，也是革命的意识。就前者来讲，是因为“不可还原的特殊性、不能容忍的非同一性以及不屈从于政党纪律的反叛性”，后者则是因为，“如果不是同一性，而是同一性被非同一性所决定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存在稳定性”。所以，“所有的同一性都是虚假的、矛盾的，取决于它所压制的、寻求压制却不能完成的那种非同一性的否定”，当然，这并非偶然性的原因，而是因为，“同一性总是在非同一性流动之后运行的，永远都不会固定下来”。这种对非同一性永恒的流动、否定性的揭示，是霍洛威与哈特、奈格里等人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最大的不同点。具体一点来讲，当哈特、奈格里将诸众这种“非同一性”的主体揭示出来之后，依然渴望着“大同世界”。但霍洛威认为“非同一性”永远都在对抗着“同一性”，这是一个永不“固定”的过程。在后来其《裂解资本主义》等文本中，当他将拜物教给予拜物教化、价值形式的“价值形式化”等理解中，它始终将“非同一性”的流动性作为建构起批判理论的基本原则。因而，他说，“非同一性是英雄、中心与动力”。不过，到底如何理解这种“非同一性”呢，它难道仅仅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或者说，霍洛威在这里仅仅是重复地搬运阿多诺的这一概念？当然不是。对于霍洛威来讲，他需要做的工作是将“非同一性”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乃至资本主义批判的主体关联起来。因而，他才会认为我们就是非同一性，我们就是不适应的、违背所有同一性的、溢出的力量。这里的意思已经非常清楚，“我们能够说我们是工人阶级，但是，只有我们理解工人阶级为一个推翻其自身、突破其自身边界的概念时，我们才能理解。”。用阿多诺自己的话来说，即“主体是主体的敌人”（Subjekt als Feind des Subjekts）。这里，霍洛威既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与当代激进左翼学者们试图建构抵抗主体的想法完全不同了，他的这一想法显然也是基于西方世界中革命主体消失的背景下进行言说的，从而将主体解放的维度从外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视角转向了内在的（心灵自由），在这一点上，霍洛威无疑是过于偏激的。

从上面可以看到，霍洛威对马克思作了近阿多诺式的阐释。在他看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全部的左派话语都从资本开始、从工人的斗争开始讨论，或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开始构想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从一种封闭的范畴出发思考人的解放。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点可以从他在《裂缝资本主义》中对抽象劳动的“围城功能”的分析加以认识，例如，货币，国家，或资本：不是被视为与我们创造的，作为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存在，货币和国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事实，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它们的生活。这些范畴显然被视为永恒的东西，它们监禁着我们的思想，限制了我们对生活真实处境的思考。因而，这些范畴诸如“资本”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同一化”的封闭，因而，霍洛威认为，当人们从同一性开始的时候，就是从我们是或者他们是妇女、工人、爱尔兰人、墨西哥人、同性恋者、犹太人、资本家的想法开始，并以此建立一个世界，我们给我们的抗议一个名字，一个标签，一种限制。我们的斗争是妇女、同性恋、工人和失业者的斗争。但是，这是一条自我封闭化的道路，打破这种封闭只能依靠来自外部的力量，让一种“先锋的力量”介入。这里很明显，霍洛威担忧这种解放被引导到先锋权力的建构中，所以他一直认为无须夺权改变世界。由此，霍洛威认为，真正的解放不是无产者成为无产者，而是无产者取消自身为无产者，取消这种“同一性”，而不是要在“先锋的力量”底下确认自身的“身份”，霍洛威甚至认为，“关键重要的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从这种先锋思想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由此，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霍洛威反复说，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具有革命的意义，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霍洛威坚持的辩证法必然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和好”的，它不再是倾向于对象物与其概念之间的同一性，而是怀疑这种同一性，其逻辑是一种“崩溃的逻辑”（Zerfalls Logik）。

我们知道，阿多诺心目中的交换是将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规则，从本质上讲就是是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就是哲学上的同一化原则的“社会样态”（Gesellschaftliches Modell）。霍洛威由此认为，抽象化是社会关系的独特的资本主义的构成，是特殊性转化为普遍性的资本主义构成，这是一个似自然性的过程，它不仅是对人的自决权的否定，而且也导致我们走向自我毁灭。同时，正是因为无人控制它的事实，才使得它很难被推翻，因为它在我们面前呈现一张天衣无缝的网。这种由抽象劳动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正是不断展示在我们面前现实存在，它也是我们构想裂缝（非同一性）的可能性，这种现实不断地将我们带回到实践的同一性以及我们想要打破的体制的再生产之中。与这种同一性的过程相反，近阿多诺阐释的霍洛威坚守着非同一性，主要集中展现在他的“裂缝”（Crack）理念中。在《裂解资本主义》中，他作了如下说明，“裂缝的方法是危机的方法：我们希望从墙壁的裂缝，而不是它的稳固来理解墙壁；我们希望从资本主义的危机、矛盾、弱点的角度来了解它，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统治来了解它，并且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自己就是那些矛盾。”这是因为，从裂缝、分裂、租金、反抗的空间开始，从特殊性开始，而不是从普遍性开始。我们从世界的不迎合（misfitting）开始，从特定的抵抗，尊严，裂缝的多样性开始，不是从根本不存在的大一统的斗争，也不是从统治体制开始。我们从愤怒和失落开始，并试图创造别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也许这是一个奇怪的开始的地方，但我们正在寻找这种奇怪的东西，也就说，我们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种另类生存方式的希望。

三、重申自我：从资本的生产力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

一般来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一种经济的危机，进而产生整个秩序的崩溃，并以此确立新的社会秩序。由此，资本及其垄断成为了一个外在于我们的“自然规律”，这种规律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一看法的文本的依据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的讨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在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一解释的流行得到了查尔斯·塔克的进一步强调，“《资本论》的整个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丧钟’，《资本论》在结论中敲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丧钟’”。那么，这个论断在约翰·霍洛威那里意味着什么呢？通过上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我们能够猜想他一定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冲破生产关系桎梏的看法中隐匿着“生产力”的“神秘原则”，这与绝对精神的辩证法是“同构”的。实质上就资本主义来讲，生产力便是指“资本的生产力”，但是由于拜物教的原因，人们却将其看作是人类一切社会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认为的，“协作这种社会劳动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为了摆脱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生产力”的传统的解释的困难之处在于，“生产力”被看作是一种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动态的外部力量（技术发展的力量）。“这与我们的争论的中心点背道而驰：第一，我们人类是社会的创造性力量，第二，我们的创造力不是脱离社会背景而独立发展，而是在一个对抗和超越的关系中发展”。由此，这一转换是要提示人们注意“人自身的创造力量、行为（Doing）的力量、我们能够如何存在的力量”，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的行动力量与我们自己分离了，表现为某种异化，表现为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技术的权力。”

上述霍洛威所重视的“劳动的生产力”而不是“资本的生产力”，显然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被重视，至今人们未对生产力作过更为细致的研究，实乃遗憾。“劳动的生产力”的意思是，“我们深处其中、反对并超越资本的创造力量”，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是，传统的观点认为，在资本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的点达到之前，生产力是在资本内部的和谐发展的，对立之后导致破裂，于是便打开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创造力（生产力）的世界。不过，霍洛威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自从一开始资本就对人们说，你的创造力仅仅在价值生产的界域内是有效的，如果你不生产价值，你的创造便是毫无价值的，从一开始人们就已经处在服从和反叛中（Obeyed-and-rebelled）”。人类行为（Doing）的生产力在这种服从与反抗之间的下滑（Slippage）中不断扩大，这种不断地创造力在体制的限度上得到推动。我们当然不想拒绝我们逐渐增强的行动权（Power-to-do）、能动性（Being-able-to），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做事的能动性：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挖掘出的对抗和超越资本的技术能力是一种真正不同的行为能力。这不仅仅是空洞的可能性，而是能够在现实层面加以真正的推动的能力，即许多人使用他们的技术在不同方向上推动世界，开发替代性技术，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他们的技术等等表达出自己的创造力。这一点在今天“维基式生产”的时代，也可以称之为“共享时代”中更能够体现出这种劳动行为能力在摆脱资本式生产模式之后所激发的巨大生产力，因为，在共享生产的过程中，人民的行动权得到了增强，这是摆脱资本生产力的一个崭新方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解是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勾勒，它仿佛将社会看作为一个具有越来越大的生产单位，从而形成的生产社会化特征，它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的自我决定的问题还原为计划这种完全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实际的行为过程。在资本社会中，人们对此只需要感性的直觉便能够领悟，我们的行为始终是“被计划”的，即使到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依然在“计划”层面加以构想。但是，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这个社会发展的真实力量是什么？霍洛威当然反对了资本的生产力，并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告诫人们要持守尊重劳动的信念，在行为中发挥人自身的力量。不过，人们的行动的力量，人的劳动创造力的真正发挥与人们的社会化的实际状况息息相关。我们一起共事的人越多，我们的创造力就越强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是以抽象的形式存在的：它是通过社会不同行为汇合而成的抽象才建立起来的。由此，这并不奇怪，对抽象劳动的反抗应该采取社会化形式的反抗：做我们自己的事，表达自己的想法，创建微小的事务。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行动力量的发展不能被理解为对社会化的排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社会化已经被资本掏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建立在排斥社会化基础之上的。在霍洛威看来，这种新的社会化的探索在当今逐渐活跃起来了，诸如，均衡经济、尊严经济、替代经济，这些设想当然并不是为了返回到孤立的个体（isolated units）。

这些通过自我与社会化之间关系的再次反思，必然带来对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崭新设想。如我们所知，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中，抽象的社会化问题是需要通过革命加以打破重新建构的，目的当然是“拯救生产力”（经济层面）。对于这一点，通过霍洛威对马克思“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文本提示，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理解是令人生疑的。霍洛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资本就是一个资本家不断地在手里周转增值的“关系物”，借助的是“行为”到“抽象劳动”不断转变，抽象就是我们的行为从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铁律”，行为在抽象的过程中转变为“抽象劳动”，这要求我们活动和价值生产的节奏具有更紧密的从属关系：如果这没有实现，那么从资本的角度来说，劳动的履行将被证明是社会不必要的和无用的，一种不恰当的从属（Subordination）。因而，人们将在“快点生产、快、快”驱使下生活，新机器的不断引进会更增加这种逼迫性，但这不代表资本是迫切的，由于在机器上的投资得到相对地增长，资本需要剥削率也作相应地增长以保持它的利润率，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下降就包括我们不去从属资本及其运转规则。“哦，资本不能再推动我们了，我们是人类、不是机器，我们是拥有生活和爱的人，拥有孩子、朋友和父母”。从我们自身出发，因为整个生活的目的只是成就自己及其情感关系，而非成就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抽象化的资本关系，所以，突破现有资本世界的关系网，试图去寻找另一种行为、另一种社会关系的方式是有希望的。这种突破进一步体现在他的核心概念——“裂缝”——上，正如霍洛威自己所说的，“当他们谈论我们自己的时候，实质是谈论断裂的力量、被“抽象劳动”化的力量”。在这样的谈论中，我们时刻认识到我们自己人生的丰富性、尊严、我们的创造力量、我们的行为，以此去反思整个资本生产力的范畴、反思注入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从而我们便能够看到诸多资本主义的裂缝、自觉地从外在的资本链条中“断裂”下来，回到自身生命的丰富性中，霍洛威在这里对资本主义批判与改造的构想显然消解了原先马克思的革命观念。

从上述可以看到，霍洛威意图将人们从一种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中带出来，转向了一种阿多诺式的马克思，有其深刻性。由上述分析可知，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解读无疑会进入一个封闭解放道路的怪圈中，从而将外在那些阻挡人之解放的“现实”给予“实证化”，使其成为不可撼动的“铜墙铁壁”。由此，霍洛威尝试爆裂这一铁壁的“非同一化”思路，无疑是对长期流行的近黑格尔解读一种有力地纠偏，不过，当他踩着这个脚手架向人的解放道路上攀爬的时候，他剔除了一个普通人基于生存必须要适应资本的需要这一“同一化”的法则，片面地强调朝向自己生命去对资本进行“非同一化”的断裂，这种攀爬显得过于理想，但也并非没有意义，毕竟生命本身无论是否面对资本的逼迫，都是弥足珍贵的。

本文刊发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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