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美学探索（九）

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

没有个性，就没有世界。

没有艺术个性和艺术独创，就没有艺术，没有诗歌，没有文学艺术史。

如果每一片树叶都是一种形状、一样深浅，如果每一朵花都是一个颜色、一种香味，如果每一道山水都是一样高深、一种风采，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个性，“千人一面，万人一腔”，那还有什么世界？世界将成为什么样子？

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山水，不同的雨露阳光，会长出不同的花草树木；就是同样的土壤和阳光，不同的种子也会从中吸取不同的养分，而形成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姿容、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气味，从而开出各具香色的花朵，万紫千红，争奇斗艳。

而在精神、在人类的精神生产这一世界上最丰富的领域里，更应要求有比大自然更鲜明的个性，独特性和独创性。

马克思曾经引用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四世前篇》第三幕第一场中的两句诗，来强调诗歌艺术中鲜明个性和独创性的重要：

我宁可出只小猫咪咪叫，

也不愿做个卖唱者弹老调!

恩格斯在谈到“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时，也曾突出地赞扬过他的鲜明个性和艺术独创性：“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

不论是屈原、陶潜、曹植或李白、杜甫、苏轼，不论是拜伦、雪莱、雨果或歌德、海涅、普希金，也不论是郭沫若、闻一多、蒋光慈或艾青、田间、臧克家，都是以他们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独放异彩的艺术作品互相区别、光照史册和著称于世的。

“诗是—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一它象人的心灵一样不朽。”（渥兹渥斯）

诗是心灵的歌。而人的心灵是无比丰富和独特的，它是人的个性、气质的最内在的标志、最深刻的表现。因而那种真正不朽的诗，必然是诗人内在感情的自然流露，必然是诗人心灵深处的生动独白，必然是诗人精神个体的独特体现。

马克思说：“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毫无疑问，诗人就是要找到并表现出这种绝不会与别人雷同的“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

陆放翁说：“文章最忌百家衣”。杨万里说：“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遵宪说：“我手写我口”。这都是强调诗要有独创性，要独树一帜，要有“我”的特点，“我”的个性，“我”的风格。

高尔基说：诗人“要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对生活、对人们、对既定事实的主观态度，把这种态度体现在自己的形式中，自己的字句中”，也是这个意思。诗人应当善于按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呈现自己的精神个体，唱出自己的心灵之歌。

艾青说：“我有着'我自己’的东西了吗?我有'我的’颜色与线条以及构图吗？我的悲哀比人家的深些，因而我的声音更凄切？我所触及的生活的幅员比人家的更广些吗？还是我只是写着，写着，却是什么也没有呢？”

这里强调的，仍然是要有“我自己”的东西。

当然，任何个性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任何“我自己”都应当是“祖国的公民”、“人民的儿子”，都应当通向时代和人民，他的精神个体和内心世界里，应当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联系着人民的神经。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和他一起生长、跟他一起死亡：在每一座墓碑下都埋葬者一整部世界史”（海涅）。

而这，也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同他所生活的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诗人的“我自己”，他的整个“世界”，都必须和时代、和人民联在一起，他的歌声才会为时代所需要、为人民所理解和喜爱，他也才可能揭示和创造出真正的艺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