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增订本）
增订本自序
此次《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增订版，使得拙著能够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作为著者感到无上欢喜。在此谨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及相关人士致以谢意。本书的日文版初版于2003年7月由东京的校仓书房刊行，翌年8月重印。重印版很快售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出版社校仓书房已于2018年6月倒闭。中文版经老友徐冲先生翻译，2008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出版后颇受欢迎，于2012年重印过一次。这一译本包括重印版在内早已售罄，据闻出版社方面亦无加印的计划。2019年春收到徐冲先生来信，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刊行拙著的中文版新版，希望与我商讨相关事宜。机会难得，我即提议将拙文《後漢における古典的国制の成立――漢家故事と漢礼》（原载《日本秦漢史研究》第16号，2015年11月）增补为新版第四章《东汉古典国制的成立——汉家故事与汉礼》，因其内容与第三章《天下观念与中国古典国制的成立》关系密切。徐冲先生则建议可将侯旭东、游逸飞两位先生为拙著中文版旧版所撰书评两篇作为附录收入。由此确定以增订版的形式刊行中文版新版。
本书中文版旧版曾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将王德权先生的大文《东京与京都之外——渡边信一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原载《新史学》第17卷第1期，2006年）作为附录收入。这一用心之作在对日本战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进行总结后，详细介绍了我的古代史研究并加以评论。当时收入旧版主要是考虑对中国读者理解本书的研究史背景会有所助益。不过文中介绍的研究止于2000年左右，就我的研究生涯而言相当于前半部分，未及于进入本世纪之后的动向，故此次决定不收入中文版新版。欲了解20世纪后半期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动向之一斑的读者，敬请参看原载刊物或本书中文版旧版。
下面对本书涉及的基本概念从三个层面加以说明，提示本书的框架结构。敬请增订版读者指正。第一，是作为本书标题的“王权”这一概念。王权一般指统治权，特别是意谓作为最高统治权的主权与其保有者。王权论即以解明统治权的主体及其构造作为目的。在中国史的脉络中，作为具体统治权的保有者，可以举出夏殷周三代的王、西周时期以后的天子、统一秦朝以后的皇帝、唐代前期自太宗至于代宗的天可汗以及则天武后时期的转轮圣王。清朝的王权以皇帝/天子君临于中国本部，以可汗君临于蒙古、北方诸族，以转轮圣王君临于西藏。时代愈发展，对应于支配对象与领土/领域的多元性、多层面的扩张，中国王权的名称逐渐复合化，统治权与统治构造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中国前近代史的特质之一。皇帝权是中国王权的代表，但仅对皇帝权进行分析，无法把握中国前近代统治权与统治构造的整体。本书作为一种王权论，即择取中国王权的另一代表——或者应该说是与皇帝表里一体——天子，来考察其统治权与统治构造的特质。第二，是“天下”及“天下型国家”这一概念。天下，是中国创造的历史性国家概念。构成国家的要素，包括最高统治权（王权）、领土与政治性编成的社会。关于王权已如前述。这里要讨论的，是作为统治权之对象的领土与政治社会。关于领土，在前近代国家，并不存在如近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这样由国境线划定的领土。不过就世界史而言，即使根据与临接诸国或诸族相互关系的变化会有所不同，各前近代国家行使统治权的领域却是大致确定的。在传统中国的国家之中，指称其具体领域的正是“天下”一词。天下，是在前所未有的大洪水之后由大禹所再构筑和划定的九州所组成的国土，也被称为“禹迹”。天下是与“九州—禹迹”密切相关的传统领域概念。这一领域在战国时代以后，伴随时代变迁扩展为方三千里、方五千里乃至方万里，就实体而言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就观念而言则确定于西汉末。在九州—禹迹之天下居住，成为最高统治权者天子/皇帝之统治对象的人们，是为百姓。百姓最为抽象性的表现是“生民”，即天所生之人。但这些人是缺乏自我统治能力的。故上天选立有德者为天子，将统治权委任于他。天子/皇帝的统治权来自于天之委任，这是中国王权论的根本所在。生民在更为具体的意义上被称为百姓。百姓即为登录于户籍且住址、家族乃至其姓名、职业都被特定化的生民。所谓“天下”，是自天接受委任的天子/皇帝，通过户籍对生民/百姓进行实际支配，从而行使统治权的领域。这是天下型国家的基本概念。这种天下型国家，在形态上成立于统一秦朝的天下三十六郡。但将这一世界观涵括在内，对国家框架进行再构筑，使得传统中国国家之典型得以成立，则要到包括王莽时期在内的两汉交替时期。我将此称之为中国的古典国制。如此，应该说明的第三点，就是“古典国制”这一概念。“国制”概念，如第四章所述，指的是基于宪法等基本法或基本性世界观而构筑的国家框架。在世界各地域中，国家得以再建或更新之际，都存在着不断被追溯与参照，成为各地域之典型代表的国家框架。如西欧近世诸国在形成近代国家之际，作为其参照基准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国制。他们将其命名为古典古代。古典古代就是欧洲所固有的古典国制。近代诸国家/诸地域也存在着类似欧洲之古典古代这样的古典国制。这些国家形态无论是成为被景仰的对象还是被否定的对象，都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被不断的加以参照。在日本的场合，提倡古典国制概念的是日本史家吉田孝先生。他列举了五大指标，主张日本（大和 YAMATO）的古典国制成立于9世纪的平安时代前期。在东南亚历史上，公元1000年以后，尤其是在泰国、越南等中南半岛诸国，逐渐使用与近世以后的国家相关的本国语来讲述其历史，并形成了上座部佛教等与近代关系密切的传统文化。基于对传统文化与使用本国语叙述历史的重视，日本的东南亚史家将这些国家称之为古典国家。或许称之为古典国制亦未尝不可。古典国制不同于各地域世界中古代国家的形成。作为一种传统性国家框架，其与各地域近代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不断成为后者的参照基准，亦或成为需要克服的对象。中国当然应该也存在这样的古典国制，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后，以新的世界观为基础进行再构筑与再编成，成为其后诸王朝的参照基准。中国前近代最初的国制，是以法家世界观为基础构筑的始皇帝的皇帝专制国家。这一以律令、法制为基础的国制，虽然有所变化，但一直被继承至清朝。在此国制之上，基于儒家型世界观、礼乐/祭祀体系的国家框架于两汉交替期被构筑出来，将法制与礼乐复合性编组的新国制于焉成立。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国制。关于其具体内容和历史性展开，请参看本书第三、四章。以上以传统中国为具体对象的王权论、天下型国家论和古典国制论能否成立，期待中国读者的再次指正。是为增订版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