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血刃取长春

作者：吴殿卿 军旅警营

文章来源：人物传记

名副其实的“长围久困”，转眼三个多月过去了。

至9月底，长春城内情势全变了：初始，天天讲突围，组织突围，一次次突围失败后再极少有人讲了。代之的说法是，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很快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坚守半年左右，战局就可扭转；初始，吃饭有大米白面。不久换成了煮黑豆、干巴巴的罐头和从老百姓手中抢来的的糠菜杂粮。于今罐头、杂粮没保障，天上的飞鸟、老百姓家的畜禽、战马都吃光了，饿极了的士兵见哪里烟囱冒烟就往哪里冲，逮着什么吃什么。堂堂“国军”，什么时候遭过这样的罪！于是，就开始逃跑、投诚。再不是初始那样单个或同乡几个人跑，而是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跑到解放军这边来。为此，东野一兵团专门成立了“投诚官兵接待站”。

据他们统计：从6月到9月底，接收投诚官兵13700多人。其中，新七军3700人，六十军3800人，杂牌部队6200人。兼了警备司令的新七军军长李鸿一再下令“严加防范”，依旧有增无减。

面对眼前的局面，肩负重任的三巨头，郑洞国、曾泽生、李鸿，心绪烦乱，一筹莫展。

郑洞国无比懊丧。这种局面很大程度是他预料中的。所以当初他不想到长春来。杜聿明病了、走了。陈诚病了、走了。但他郑洞国有病不能走，“老头子”有令，一定要到长春去！或许是信任吧。接了这盘死棋，看来只能是死在这里了。

李鸿十分窝火。作为总统的嫡系，他有“常胜军”三十八师，有全副美械装备。权衡上下左右，他总认为自己是升官有望、前途光明的，不料却陷在这里。他不服气，但出路在哪里呢？

曾泽生思虑万千，不知所措。两年前，“滇”字旗号的六十军被蒋介石收编不久，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曾给他并孙渡、卢浚泉（均为滇军将领）写信，告诫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曾泽生未为所动。他总觉得，滇军非嫡系自己却是真正的“黄埔”，是滇军将领中可称蒋介石为“校长”的为数不多的人。然而，他太失望了。滇军换了旗号还是滇军，装备差，待遇低，从南到北处处受气，到了吉林市，吉林省主席连房子都不给住。……昨日，在海城起义的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时为东野一兵团副参谋长）托人送来信，再次提出起义的事，他下不了决心。但等下去又能怎么样呢？3万多云南子弟兵啊！

10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此时，正在兵团司令部主持高干会议的萧劲光接到了曾泽生与陇耀、白肇学（陇、白均为六十军师长）联名的投诚信。信是派遣入城做策反工作的同志带回的，唐天际认为内容可靠，报送萧劲光并高干会议研究处理意见。

会上多数人对投诚信持怀疑态度。认为是曾泽生的花招，目的是借以突围，主张“先放一放，不予理睬”。熟悉六十军情况的刘浩仔细辨认了信上的签名，认为信是真的。他说：“三人签字属实。根据他们一贯思想，在目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义完全可能。”并表示愿意入城找曾泽生等具体商谈。

萧劲光悉心听取了大家的发言，说：“我认为，刘浩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能争取六十军起义，对解放长春有决定意义。我们应抓住这一机会。退一步说，即使真是假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反击突围的准备。”

刘浩入城接洽、谈判顺利。经过周密商筹，曾泽生首先召开了第一八二师和暂编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反蒋抗日。受气已久的各级官佐，如释重负，一呼百应。接着，由副官处通知非滇系的暂编第五十二师，师团两级军官到军部开会。待分头将起义的打算告知各军管后，多数人赞成。少数反对的被当场拘捕，关押起来。17日下午，曾泽生与刘浩一起出城，和东野一兵团参谋长解沛然等最后议定防务交接计划。当日午夜12时，解放军部队悄然进城接防，六十军部队撤出城外，连夜开往九台休整。

18日天一亮，纵贯长春市南北的大同街以西的新七军官兵惊骇地发现，街东地区一夜之间变样了！站岗的、穿行的，已不是士气低落、萎靡不振的六十军，而是士气高昂、神采飞扬的解放军了。

李鸿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遥望街面，百感交集。他不感到突然。因为三天前接到蒋介石的突围命令时，曾泽生已差不多把话说明了。李鸿当时也袒露了自己的想法：“六十军无希望，新七军就能挺下去吗？三十八师都靠不住，还能靠谁？现在是官兵各有各的想法。围在城里还能守着。下令突围和下令解散、下令投降差不多，一出城就散了！”既然六十军已走出这一步，还有什么等的？李鸿当即派人与解放军联系，表明愿意投降

19日上午10时，新七军撤出城，解放军接收西半城防务。

两个军的部队先后撤走，保安警察部队各行其是。偌大长春城只剩下一座楼、两百多卫兵。郑洞国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没有理由埋怨曾、李二将不义。行动前，他们都曾与他打招呼，坦率地劝他“审时度势”。但他郑洞国是“嫡系”，是校长信赖的“黄埔学子”，只能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而为之，……既然跟国民党干了几十年，惟有尽自己的力量，挣扎到它垮台为止。这样才能问心无愧。”

萧劲光没有下令缴郑洞国卫队的械，更没有夺取郑洞国的指挥所。他要做到仁至义尽，工作要做到家。前一天，即18日上午，萧劲光收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给郑洞国拟发的电报：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然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十月十八日

萧劲光命将电报抄好，立即送交给郑洞国。

郑洞国接到电报时，新七军已决定放下武器，大同街两边解放军、新七军的官兵已公开交往，在一起吃饭了。直至第二天，新七军全部撤走，郑洞国与其卫兵占领的中央银行大楼依旧孑然独立，四周既无包围的部队，更无枪声。回想短短几个月、最近几天的变化，郑洞国恍若隔世。他理解曾、李他们的选择，感激周恩来的情意，更感谢萧劲光体谅他的处境和用心——郑洞国要“体面的投降”。

长期共事的部属了解自己的长官。此前，参谋长杨友梅为防止郑洞国“成仁”，强行收走了他的手枪，而后又派人与解放军谈妥，延迟两天，让卫队朝天放枪，佯装抵抗到最后再放下武器。当唐天际把杨友梅这一要求报告萧劲光时，萧劲光笑了：这就是郑洞国！

21日凌晨，萧劲光带着部队抵近中央银行大楼，准备依约接收郑洞国投降。4时整，大楼内外突然枪声大作，窗口斜向上空一阵阵吐着火舌。直到从沈阳方向来的飞机在空中转了几圈飞走后，枪声才嘎然停下来。接着，有人举着白旗从楼内走出，郑洞国投降了！

萧劲光的秘书罗钰如向郑洞国随从问起打枪的事，回答是：先给蒋介石发了电报：“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来生再见！”继而打开报话机，放枪撤退，算最后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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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一直被认为忠厚老实的郑洞国，不得不撒谎了！然而，《人民日报》并没客气，翌日便刊出大字标题：《郑洞国率部投降 长春完全解放》。

或许是真的相信了电报和枪声，亦或许是另有用意，南京《中央日报》24日姗姗发稿：《郑洞国壮烈成仁 三百官兵全体殉职》。文中肃然写道：

据悉，孤守长春之东北剿匪总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坚守核心据点中央银行大楼，与匪英勇搏斗，嗣以弹尽粮绝，终于二十一日上午发出最后之一弹，壮烈成仁。所属三百官兵，亦全体殉职。郑氏十八日电致其夫人陈泽莲女士称：“望保重，永别矣！”二十日致杜聿明、赵家源及诸友好电称：“现虽大势已去，当奋斗到底，以保吾党革命军人之忠贞气节。希释劳念！”

如此报道，不知是确不知情还是故意为之。如果事过三天还不知情，那是极其可悲的；如系故意为之，那就不仅可悲而且可怜了。

任何文字都不如事实有说服力。兵未雪刃，长春解放了。连续多日，解放军的大车结成队风驰电掣地往城内运粮、运煤，运各种食品。饱受国民党军抢掠之苦，数月糠菜不保的市民热泪盈眶：“灾难终于过去了。共产党来了，这就好了！”

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至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汉高祖之汉中”的战略设想胜利的变为现实，拥百万之众的东北野战军成为了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当月下旬，萧劲光受命率部进关，前往参加平津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