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赵萝蕤访谈录：翻译中的惠特曼
本文来源：《外国文学动态》1997年6月
转自：学人读书
赵萝蕤晚年像
编者按:肯尼思·M.普莱斯现任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以研究惠特曼见长,著有《惠特曼与传统》,编辑出版了《惠特曼:当代评论集》,并发表了50余篇论文。1994年,普莱斯教授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了有关惠特曼研究的讲演。其间,他专门采访了以翻译和研究惠特曼闻名的赵萝蕤教授,后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在《惠特曼研究季刊》第13卷第1、2期合刊上发表。从翻译的角度研究惠特曼,诸如探讨不同语境下的译者如何解读他的诗作,考察他的诗作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晚近惠特曼研究中的新动向。199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曾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专门讨论“翻译中的惠特曼”这一话题。《惠特曼研究季刊》后来出版了专号刊载与会者的发言。1995年出版的论文集《惠特曼与世界》,表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评论家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普莱斯教授和赵萝蕤教授访谈录的价值正在于体现了目前从翻译的角度研究惠特曼的学术动向。本文译者是赵萝蕤先生的学生。（此为《外国文学动态》编者按语）
1994年5月24日,我在赵萝蕤教授北京的寓所中采访了她。在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中,赵的传统庭院式的住宅(包括漂亮的花园,别致的明代家具和书籍)散发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意蕴。赵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惠特曼译者。她的《草叶集》全译本1991年出版。
花园的美丽和赵的翻译成就都不应当使我们忽视她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从新闻报导中,从赵的研究生那里,还有从她在闲谈中偶然说出的点滴信息中,可以大致勾勒出比较广泛的译事背景。她的丈夫陈梦家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时,赵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们返回中国后,她的丈夫——他还是第一位热衷于收藏明代家具的收藏家和颇受推崇的诗人(他的作品最近已经再版)——被打成右派(部分原因是他反对简化汉字)。在文革期间,他们的家引人注目,屡次被抄,家具被盗窃;赵的丈夫的照片被撕毁,她自己的诗歌手稿被抄走。后来,百分之八十的家具和绝大部分书籍得以归还,但她自己的诗作却全部遗失,无法弥补。(归还的一些书籍中现在还带有毛主席的妻子的图章。)不幸的是赵的丈夫在文革中没有能够幸免于死。因此,正如她在这次采访中谈吐有所保留一样,她说她的翻译工作被文革打断的时候,只不过是暗示要完成这部里程碑式的译作必须具备何等巨大的力量和品格。
赵教授的译作以确实的证据表明中国重新对惠特曼产生了兴趣。她的出版商认为这部译作可以盈利,便从她的全译本中选择出惠特曼的部分诗歌,出版了一个平装本的选集。而且就在这次采访后不久,北京大学两位很有雄心的诗人设法找到刘树森(赵的学生之一),因为这两位“未来的诗人”听说刘正在写有关惠特曼的诗学的博士论文。
普莱斯：您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1944一1945),都是和R.S.克莱恩以及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们打交道。形式主义者对惠特曼的评价不高,您是否是在那种不利的背景下开始对惠特曼感兴趣?
赵萝蕤：你说得对,新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甚至新批评学派,都看不起惠特曼。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亨利·詹姆斯,不过我上了一门关于惠特曼的课程。
普莱斯：是那门惠特曼的课程导致您将《草叶集》译为中文的吗?
赵萝蕤：不是,我的翻译是交给我的一项任务。由中国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决定应当翻译什么和由谁来翻译。当时人们都知道我是《荒原》的译者(1937)。
普莱斯：如果您对翻译惠特曼不感兴趣,是否会拒绝呢?
赵萝蕤：不会,也不应该拒绝。
普莱斯：被邀请肯定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您是哪一年开始的?
赵萝蕤：1962年。但是不久以后,便批判人道主义,我就不能进行翻译了。随后又是文化大革命。在那些岁月里,当然我也不能进行翻译。实际上直到1978年,甚至还要晚些时候,出版社才对我说:“现在您可以开始了。”这时毛已经去世。我在这件事上花费了12年的时间。我读遍了能够读到的与惠特曼有关的一切文字。我在瑞根斯坦图书馆(回母校芝加哥大学时)研究了以前没有读过的所有书籍。我结识了贾斯廷·卡普兰,与艾伦教授等其他人通了电话。艾伦教授建议我阅读他写的有关使用隐喻的文章。我还认识了亚瑟·戈尔登和其他一些人。
普莱斯：詹姆斯·E.密勒——您一定见到他了。
赵萝蕤：对,他真是帮了大忙。他给了我许多有关惠特曼的著作。
普莱斯：您能否谈谈您这个任务的政治性,为什么当时惠特曼似乎是应该翻译的重要作家呢?
楚图南（1899—1994），作家，翻译家，书法家
赵萝蕤：我认为中国人民,甚至政府,一直认为惠特曼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和普通人的好朋友。你也知道,在我翻译之前,已经有了楚图南的《草叶集选》(1955),李野光又将其余的完成了。他们并没有接受任何委员会的指令,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自己的兴趣。
普莱斯：若是一位中国读者有兴趣同时阅读您的译作和李野光的译作,会有什么样的根本差异,您能描述一下吗?
赵萝蕤：我实在不知道。我相信他的译作很不错,但我必须说明,我从未读过。我坚持不读,以便不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读过李野光的译作。
普莱斯：我听说楚图南曾是共产党中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他是否对惠特曼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方面的兴趣,比方说,有兴趣将惠特曼的同志之间的爱变为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东西?
赵萝蕤：是的。
普莱斯：他是否倾向于选择惠特曼的政治诗,以便特别强调?
赵萝蕤：不是。我认为楚图南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翻译了所有著名诗篇,不过他并没有完成那些水平相当的作品。比如,他从未翻译过《向着印度行进》。他有一位朋友帮助他核对英文,即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王崛源。
普莱斯：我是否可以认为楚图南作为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高层官员中不同寻常?
赵萝蕤：我并不把他称为知识分子。他主要对政治和社会公职感兴趣。不过我认为他选择惠特曼是因为这位诗人的所谓先进思想。我对他很尊重。从目前来看,他的翻译很出色,只不过他当时使用的辞典陈旧。他用了一些口语式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而它们现在则不那么流行了,尤其是人们称为助词的那些词语。他的译文听起来有点过时。但是我尊重他这位翻译家。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虽然从未读过李野光的译作,却读了楚图南的译作,而且是逐字逐句读的,以便查看我是否与他字句相同,或者需要改正他。
普莱斯：您是否认为有一些诗可以完全依从楚译?
赵萝蕤：是的,比方说《泪水》和其它一些短诗。
普莱斯：对于翻译惠特曼,您认为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赵萝蕤：我曾经说过,我是从《荒原》开始从事翻译的。正如我对大卫·基布立克所说的(见《惠特曼评论季刊》第1卷第2号,1983年,第33一36页),我觉得艾略特比较容易翻译。可以按照字面遂字逐句翻译艾略特。典故我都一一查了出来。事情就是这样。翻译《荒原》并不特别困难。我还翻译过詹姆斯的一些中篇小说,我认为它们要困难得多,行文造句要比T.S.艾略特复杂。不过我认为惠特曼最困难。我必须先了解这个人,然后再翻译他。我不必先了解T.S.艾略特,以便翻译他的诗歌。但是我需要了解惠特曼其人,他的思维习惯、背景,甚至各种癖好,为的是能够翻译他。
普莱斯：在翻译惠特曼的过程中,您是否曾灰心丧气,承认《草叶集》中的某些部分是不可译的?
赵萝蕤：在翻译他的诗的某些段落时,我遇到了一些困难。通常,我写信给艾伦教授或詹姆斯·密勒教授征求意见。他们会提示各种可能性。
普莱斯：关于惠特曼的诗歌形式,是否有某些特别之处很难译成中文?比如,《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一诗，起首是一个很长而且曲折的句子,描述诗人回忆童年及其经历,直到句子的结尾才出现主语和动词。您在将其译为中文时,是否采取了什么措施再现这一诗句产生的感情?
赵萝蕤：在那种情况下,我通常将长句分割为许多短句。但是我努力顺从句子的次序、语气和重点内容。没有办法将整个句子保持为一个句子,因为我必须说明,虽然我想要忠实,但也想要我的中文流畅。我不会为了忠实而搞得太复杂,太因难,使读者无法理解。
普莱斯：我们已经略微谈及在中文中保存惠特曼的语言和修辞风格的困难。您是否发现他的什么思想观点难以译为中文?
赵萝蕤：我认为就思想而言,没有多少困难。实际上,他通常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思想。《四个四重奏》则完全不同,它的思想有时在我们的读者看来有些莫名其妙——神秘,有宗教色彩。(你知道中国人是注重实际的人民:我们并不笃信宗教)我甚至认为——也许有人不赞同我——我们的哲学中并没有多少神秘主义的风格,孔子、孟子和所有的大学者都如此。神秘主义似乎不是中国人的特点(这里不包括庄子)。
普莱斯：您如何评论惠特曼诗中的同性恋?我已经与这儿的人们有过几次谈话,不论他们的评论准确到什么程度,他们都认为中国人并不太理解同性恋问题。因为这是惠特曼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想知道您的见解。
赵萝蕤：我很忠实：惠特曼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就翻译什么。我并不试图掩饰或者隐瞒。我认为现在我们并不介意涉及性的话题。《给一个普通妓女》没有问题，《我自己的歌》中的一些段落,包括描写触觉的那一节,也没问题。我认为我们是把那些东西作为作者的特权接受下来的。
普莱斯：对于郭沫若和艾青等作家来说,是否是惠特曼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还是惠特曼身上的其他东西感动了他们呢?
李野光翻译《草叶集》手稿
赵萝蕤：我想是民主思想吧。我曾建议李野光写一篇惠特曼在中国的文章。他还写了一部很有用的传记,并编译了一本评论惠特曼的论文集。这些著作都很好。
普莱斯：我先前的学生黄桂友也为《惠特曼与世界》一书写了一篇有关惠特曼在中国的论文,该书由艾德·福萨姆和盖·威尔逊·艾伦编辑。这些研究惠特曼在中国的文章倾向于概述在20世纪过去的几十年中惠特曼被接受的情况。是否也有当代的重要诗人受惠特曼的影响呢?
赵萝蕤：今天的中国没有多少诗歌,至少我读到的不多！我认为我们不读当代文学并不是件好事,不过实际上我还是不读。作为学者,我们并不接触晚近的资料。这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