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他让矿工输得身无分文，光着身子下井
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山东博山民营煤矿实行一种“包采制”。包采是对井下的采煤、运输工人从招雇、工资支付到工作监督都另设“半分”去负责，因此“包采制”又称“半分制”。取名“半分”，大概是包采者占有了工人工资的一半。这些“半分”在矿井附近设有窝铺，供矿工住宿。“半分”与地方政府勾结，采用封建统治方式，残酷地奴役和剥削矿工。在博山，压迫矿工最残酷的“半分”有康殿成、孙云岗、赵发财等，这些“半分”都设有窝铺，专门给外地来的矿工居住，其中康囤子的窝铺对待矿工最残酷。
康囤子，原名康殿成，乳名囤子，博山东关人。他年青时下井做过筐头，30岁后在大成煤矿当了“半分”，家私积累百万，都是从剥夺工人血汗而来。从1919年开始，他先后在西河西山根、博山梨子园、冯八峪、良庄一带设立窝铺。康囤子西山根窝铺有二百多名矿工，梨子园有一百多名，冯八峪有一百五十多名，都是他用诱、骗、抓等恶劣手段掳掠来的贫苦农民，俗称“掳伙夫”。
设在西山根的窝铺是由二十多间土房围成的一个四合院。矿工住的土房低矮简陋，四壁没有窗户，只在顶部开个天窗，作通气之用。窝铺内黑暗潮湿，四季无光，跟地牢一样。地上铺几张破席，席上只有一床和房子一样大的四四方方的大被子，被子中央穿几个孔，用木桩固定在屋中央，名曰“转心被”。矿工睡觉时，便头朝四壁，脚向被子中央环绕躺下，同被而寝。窝铺外，四周围筑有高墙，院内养有二十多名打手，对矿工进行看管，不能外出，平时上厕所都有打手跟着，防止工人逃跑。
设在冯八峪的窝铺，是在地下挖坑，四周围土，地上盖上屋顶，形成的地屋。冬天地屋生了火矿工都光着身子睡觉。屋里没有厕所，到晚上大门一关，矿工只好随地便溺，臭气熏人，令人作呕。夏天苍蝇蚊子叮咬，冬天臭虫、虱子肆虐，矿工经常染上瘟疫。1924年，有一百三十名矿工染上“木汉病”，有五十多人得不到医治而死亡。由于这些矿工都是从外地掳掠来的，所以病死后连一文抚恤费也没发。
康囤子窝铺内设有赌局和妓娼，看谁挣了几个钱，便千方百计的诱骗、强迫来聚赌、嫖娼，剥夺矿工血汗钱。有的矿工不会赌，他便叫打手强行教。矿工输的分文不剩，康囤子便假惺惺的借钱给他，并记上账。只要借了康囤子的钱，便永远还不完，只得在窝铺内做牛做马，任他剥削。输了钱的矿工要把衣服剥得精光，下井时，披上一件打手交给的破袄或四个人披着一条破被子，由打手押送到井口。下了罐筒，再将破棉袄、破被子交给上井光着身子的矿工穿，一到窝铺又被剥个精光。
在井下，矿工每班干二十四小时的苦役，动不动还要遭到半分、打手的毒打。有一个农民被康囤子抓到井下当水夫，他装哑巴不愿干，康囤子就用蘸了水的绳子狠命的抽打他，打得这个“哑巴”满地打滚，直到他开口说愿干水夫才罢休。
1924年，康囤子到西河集上看上一个卖席的青年，心生歹意，便对他说：“这些席，我全买了，你给我送到井上去。”那个青年高高兴兴跟着康囤子进了窝铺，谁知一进门，一群打手蜂拥而上，剥光他的衣服，逼他下井当了伙夫（采煤工）。
1924年9月，西河斩龙剑矿井因工人挖通古洞透水被淹，一百多米深的井筒，差几米就满了。井下五十名工人，仅有十四人逃生，淹死三十六人。被淹死工人一半没有家属，有家属者所领抚恤费不过五十吊钱，工人的性命，价值还不如一头猪。康囤子有钱有势，工人家属无处申诉，只有含悲忍愤作罢。
当然，康囤子也曾经被责罚过一次。时有当地矿政局长刘某的小舅子王某，带着同乡到西河斩龙剑矿井寻找被康囤子监禁三年的一个工人，被康囤子得知，不由分说，纠集打手将王某打伤。因王某有矿政局长做靠山，势力比康囤子大。以后在县公署打官司时，县公署将康囤子痛责了四百板，罚大洋一千二百元给王某养伤。
康囤子雇着一批专门掳掠伙夫（矿工）的打手，四处为他抓骗矿工。1927年，康囤子的一个打手在博山河滩上看上了听说书的少年毕玉云，便拉着他到窝铺吃饭。然后，诱骗他到冯八峪窝铺下井。不干就打，干不够就不让上井。两年后，毕玉云进卧铺时穿的裤子破得实在不能穿了，便向康囤子要了一条破青单裤。有一天，毕玉云在井下拉炭时被踢板上的钉子扎破了脚，鲜血直流，疼痛钻心，第二天便不能下井。康囤子看见，举起棍子就打，用脚在他肚子上踢来踢去，最后，拿来缝麻袋的针在他身上乱刺，说是给他挑痒治伤。扎得毕玉云鲜血淋淋、苦苦求饶，再不敢说脚疼，拖着受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继续下井拉炭。又过了一年，毕玉云病倒了。康囤子便把他赶出窝铺，一份工钱也未给。毕玉云吃了康囤子一顿饭，受了三年煎熬，挣了一条破单裤。
1927年，一个被抓来的童工，因瘦弱多病，无力拉炭，被扔在井下达2个月之久。幸亏被工友相救，才未死。矿工死了，康囤子一文钱的抚恤费也不给，派打手扔在野外的山沟。有名童工病重，还未死，康囤子就派打手把他拖出去。小童工哀求道：“大爸，我还行，一天能吃半斤煎饼。”灭绝人性的打手却恶狠狠的说：“他妈的，早晚脱不了。”活活地把他扔在山沟里。
“下了康囤子井，阎王登了名，有幸活出来，三天是大命。”这首歌谣如实地反映了康囤子窝铺矿工的悲惨、恶劣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