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智能拜物教是现代社会中新的拜物教形式。认识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需要回到《资本论》，因为它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分享着共同的哲学性质。智能拜物教是物态形式的崇拜机制，实质上仍是对物化社会关系的崇拜。就哲学性质而言，它是资本支配下的生产关系导致的社会崇拜机制，表现为智能化技术的高度信仰与崇拜;就意识表现而言，它是一种对社会隐性控制的意识形态。《资本论》认为只有批判资本支配下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破解拜物教的神秘性;只有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全面解放，才能消除拜物教的社会外壳。对智能拜物教的批判及超越，同样需要回到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关键词：智能拜物教；《资本论》；资本批判；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先进的智能系统与技术水平，深度影响着人类的物质生产与日常生活，并产生了新的拜物教形式——智能拜物教。就发展线索而言，智能拜物教肇始于近代工业革命，在人工智能时代达到顶峰。如果说，工业革命与资本发展的协同，形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那么，智能革命与技术自动化的共谋，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智能拜物教。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崇拜是智能拜物教的顶点与极致，那么只要澄清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就可以管窥人工智能的实质及其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聚焦了这样的论题: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人类技术超越技术界限，塑造出对自身及其智能产品的“崇拜之魅”。对这种“魅”的神话过分渲染，以致于变成了一场恐怖预言，如“人工智能统治世界论”“人工智能灭亡人类论”“人工智能万恶论”等。这些恐怖预言提示出技术发展与人类信仰之间的现实矛盾。故厘清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可为发展人工智能提供清晰的未来方向。近代以来的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不同的生存体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人类身体的延伸与拓展，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思想的革新，颠倒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生产比例;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人类信息的生产与整合，形成了信息时代与虚拟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对峙与融合，两者的界限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智能的结合变得模糊。但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作为技术力量的人工智能不断脱离人类智能，变成特殊的“魅”凌驾于人类智能之上——人类世界不断形成对技术智能的社会化崇拜。“拜物教的这种观念形式是建立在拜物教的客观形态或物质形式基础之上的，同时，它也反过来促进了拜物教物质形式的强化。”(唐正东，第85页)人工智能的技术化生活不断塑造着神秘化世界，并完成自我附魅的过程。目前，关于智能拜物教的讨论，有两种姿态可供选择:浪漫反思与技术批判。就讨论的实质而言，它们表现出这样的担忧——“人工智能成果不断优化，而人类智能文明不断退化”;但它们仅仅达到对智能拜物教的外部反思，并未切入人工智能与资本生产关联的复杂性情境。信息时代使得智能技术成为物神。它在优化人类的生存世界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精神异化、生存异化、生产异化等挑战。换言之，人工智能、数据系统、3D打印技术、纳米科技、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技术虽然展示了人类科技的发展高度，但它们像一个个幽灵般难以把握，是游离于社会的神秘之魅。因为它们深嵌于物化的世界，变成了一种难以控制的物神，变成了技术的进步力量的唯一代言。诸如科学家或未来学家们表达出企盼与赞美之情的同时，夹杂着浪漫式的反思。如《奇点临近》这本著作中提及物神的形成过程，“奇点临近暗含一个重要思想: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正在加速，技术的力量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库兹韦尔，第1页)，意在说明技术极度加速的今天，人类的自我进化必须以技术进化为基础。由此，人类智能在临界点到来之际，成了人工智能的附庸，体现为智能爆炸，“智能机器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不断设计下一代智能机器”(同上，第10页)，那么人工智能的时代来临后，它成为统治世界的唯一物神，带来了人类臣服于人工智能的宿命。再如《未来简史》提到了数据主义的崇拜问题。作为新兴宗教的内容，数据主义是新的拜物形式，它“将人类体验等同为数据模式，也就破坏了我们的主要权威和意义来源，带来自18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宗教革命”(赫拉利，第352页)。自此人类智能已经无法溯源数据主义的终极目的，人类生产世界及其价值系统被人工智能等替代。科学家与未来学家的反思，着力于对人类命运的乐观预言或悲观预测，明显有技术优先的浪漫反思倾向。很多思想家以否定的姿态，批判了技术化扩张所带来的人类生存缺憾，即对技术科学、智能科学、数据科学与虚拟科学等所做的浪漫反思之外，哲学家们不断追问人工智能与机器技术合谋下的世界，怎样侵蚀了生存意义与存在价值。这种反思主要聚焦在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上，且呈现出以下几种倾向。一是技术是人类解蔽与促逼的解放力量。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完全迥异于古代的形式。现代技术不断宰制自然，对其促逼，将之变成了征服与生产的对象。“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海德格尔，第12－13页)但在这种促逼过程中，人不是主动的行为，同样是被一种订造力量所促逼，并被纳入技术座架之中。同样，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也认为，技术作为一种同质化的力量，将人类同化至机器生产系统之中，那么与启蒙相关的技术理性，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钳制，进而变成了一种拜物教。正如他们所批判的那样，商品由于失去了经济特性，只是保存了拜物教性质，以彰显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控制。(参见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第22页)二是技术是单向度的社会建构力量，以防止社会的反抗。马尔库塞将技术看作是组织社会运动的单向度力量，摧毁了社会内部的解放可能与人的反抗对象，即政治技术化与技术政治化的高度合一，“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控”，目的是“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马尔库塞，第5页)三是技术成为一种无用的“玩意儿”，它仅虚构起社会功能的神话。技术成为社会边缘化内容，不再对人类具有约束，如机器人只是人的功能的投射，并未占据着控制中心。“因为它是物的神话学的终结，在它身上，聚集了我们和环境深层的关系中的所有的幻想”(布希亚，第141页)，所以它是自我功能性投射，是“玩意儿”(同上，第139页)。技术是摆设与游戏。“当技术成为一种神奇的心理实践或一种时尚的社会实践时，技术物品本身就变成了摆设。”(波德里亚，2006年b，第83页)总之，以上几种形式立体性建构起对技术－智能发展的反思，为我们如何面对智能拜物教提供了理论背景。纵观上面的两种态度可以发现，思想家们由于没有理解智能拜物教的实质，而仅仅对技术本身加以肯定或者批判，反而陷入智能拜物教所建构的意识形态陷阱，必然引发关于智能拜物教的论争。第一，技术解放论。智能拜物教坚信技术能够带来人类解放。技术的发展如人工智能，可以将人类从自动化体系中解放出来，使人拥有更有的自由时间与休闲时间，似乎“这将是朝向一种新文明的历史的超越”(马尔库塞，第31页)。第二，技术自由论。智能拜物教认为技术可以赋予人类自由。如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了全球化的数据共享。只要参与技术，可以自由共享技术成果，就实现了所谓的“网络共产主义”，这是典型的技术自由论。第三，技术合理论。智能拜物教秉持技术是人类生活合理性的重要部分。技术带来的是高度自动化世界与极度理性化世界。“自动化看起来的确是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催化剂。在质变的物质基础中，它是一种爆炸性或非爆炸性的催化剂，是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技术手段。”(同上)第四，技术悲观论。技术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带来的是无产阶级的大量失业，变成了社会的无用阶级。这会造成财富与权力的极端不平等，会形成人类文明史以来新的不平等。同时，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人类智能，因为“人工智能这么做的理由，一是可能担心人类反扑、拔掉它的插头，二是要追求某种我们现在还难以想象的目标”(赫拉利，第294页)，进而出现奴役人类等现象。智能技术及其拜物教的反思与论争，只要没有切入现代资本运动，就不可能离开外部批判的地基。它们要么是浪漫主义反思，要么是激进的大拒绝。我们以为，需要回到资本及其社会逻辑，即深入现代资本运动，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世界的信仰机制，澄清出现代拜物教的新形式。故无论海德格尔如何悲观地看待技术，“从技术上解说，技术乃是合理性意识的最高形式;无沉思状态乃是对它自身锁闭的被设置起来的无能，即无能于进入一种与值得追问的东西的关联之中”(海德格尔，第89页);但人工之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显然回不到他所设想的社会样态之中。同样，拜物教问题在波德里亚那里也是无解的，因为当他以商品的消费逻辑取代资本生产，来说明现代技术化生产的景观化与图景化时，拜物教变成了符号偏好并深嵌入技术，批判本身变成了不可能。总之，我们要本质地把握住以下重要议题:作为新形式的智能拜物教是什么;如何理解智能拜物教的运行机制与活动范围;智能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的区别是什么;如何超越智能拜物教等。要理清这样的问题，必然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就批判理论而言，只要智能拜物教没有摆脱拜物教性质，无论其外观如何变化，《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必定有效。换言之，《资本论》对现代智能拜物教有同样的批判功效，以规定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与资本拜物教划清一定界限。在信息社会之前，传统拜物教已经预先界定了智能拜物教的基本内容。如，拜物教是人类宗教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原始社会对超社会或超自然能力的崇拜，体现为对神或物神的崇拜，是一种“魅”。这种魅其实是人类智力的自我抽象，正如费尔巴哈后来所批判的那样，是人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一个物，作为崇拜的对象即上帝。黑格尔认为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技术－机器运转过程体现为一种生产的抽象化过程，“生产的抽象化使劳动越来越机械化，到了最后人就可以走开，而让机器来代替他”(黑格尔，第210页)，生产过程成为一种人无法控制的规律过程，是机器生产的“魅”。黑格尔所说的其实就是《资本论》所研究的自动化体系，但它以拜物教的形式所呈现的“魅”——如果说黑格尔对技术生产加以抽象的话，那么马克思直接将之转化为对经济运行之“魅”的崇拜，如对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无限崇拜。随着信息技术、克隆技术、智能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等的极速发展，人工智能的技术化表现使得智能本身具有了特殊的“魅”，占据了社会意识的重要位置。那么，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如何界定?有一个基本判断:尽管智能拜物教以智能技术为内容，但实际上仍然从属于资本拜物教;它可以把握为对物的崇拜，因此智能拜物教是物态形式的崇拜机制，实质上仍是对物化社会关系的崇拜，即这种拜物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资本论》第1卷，第90页)。首先，智能拜物教投射为一种技术决定论，是对技术发展的高度自信——人类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其次，智能拜物教是一种负载资本之上的智能万能论。因此，对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的把握，需要马克思理论的审查机制，正如大卫·哈维说，“马克思对源自技术拜物教的错误思想和政治观点的批判值得关注。”(哈维，第193页)最后，智能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有所区别。智能拜物教是资本拜物教的虚拟化聚焦，强化了拜物教的虚拟形式。智能拜物教比资本拜物教更能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切入现代世界的信仰机制与意识形态方式。早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生产时代(包括工场手工业时代)，资本家就强化了这样的论断:机器是现代剩余劳动创造者，即机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福音”。在现代世界中，人工智能加剧了机器创造剩余的“幻象”，直接变成了整个世界的“救世主”的“技术之魅”。因此，剖析与批判智能拜物教比资本拜物教更加复杂与隐匿。尽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未出现智能拜物教现象，但只要它以拜物教形式出现，就注定与资本拜物教分享共同的本质内容，故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仍然适用。《资本论》讨论了商品、货币与资本拜物教，即社会崇拜与信仰的特殊之魅。关于这三种魅的诠释与呈现，学界讨论颇多，隐置其中且被长期忽视的智能拜物教，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亟需讨论。因此，只有解开智能拜物教的秘密，才可以真正把握住现代人工智能时代与虚拟社会的本质。关于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它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变成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结构，严格从属于资本逻辑。同时它具有两种向度:就隐微而言，智能拜物教是对现代技术的无限崇拜，强调的是技术进步的内在强制;就显白而言，这种智能拜物教坚信，技术发展与科技进步，可以消除诸如现代贫困、剥削、不平等以及阶级对峙等现代性难题。换言之，人工智能使得生活技术化与技术生活化的界限高度融合。就外在表现而言，智能拜物教是新的拜物教形式，渗透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化运用，使得这种拜物教成为普遍化的意识形态内容，深度改造着诸如精神世界、心灵世界与情感世界等，这是一般拜物教所无法企及的深度。然而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论》第1卷，第90页)，分享与资本拜物教共同的哲学性质。负载于智能产品的社会性质可表达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智能拜物教显示为智能商品与数字技术崇拜，如通过手机购物消费、上网冲浪、生活百科与休闲娱乐等，使得工人及其后代成为“数字劳动工蚁”;另一方面，智能商品超越商品本身的界限，完全体现为它的智能技术的崇拜与依赖，如大众对手机的依赖，就表现为对手机的智能化技术的依赖，出现如手机依赖症、手机购物成瘾症、手机官能紊乱症等。我们以为，智能拜物教是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使用功能的崇拜。首先，智能技术统治成为社会全面管理的内在程序。技术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成为新的拜物内容。“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马尔库塞，第117页)智能拜物教摧毁了传统的审美方式，将工业化与智能化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内容展示出来。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压制任何试图反抗的社会行动，这是一个工业化社会支撑起来的极权主义时代，它以“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思想成为单向度的思想”为基本内容——人、社会与思想丧失了批判能力，被高度整合至技术建构的社会机制之中，即审美过程变成了单向度的自我确证。其次，加速机制使得智能技术不断更新，形成技术同化机制。一是技术发展促进了几大加速:社会机制的运动能力加速。技术的进步使得财富生产与社会发展得以可能，从工业革命的变革序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工业发展使得技术加速机制不断完善。二是世俗化世界的交往能力得到发展。世俗化世界使得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技术带来的福利，生活方式变得同质化与扁平化。三是技术平等与技术自由的特殊思潮在社会蔓延。特别是在智能时代的今天，普遍性的智能拜物俨然成为同质化的社会内容。最后，智能技术成为控制社会的物质基础与理性保障。技术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异化控制，如智能用品、传媒手段等。因此，智能拜物教形成了社会对技术的高度承认机制，这种承认强化了技术的核心位置。智能拜物教就意识表现而言，是一种对社会隐性控制的意识形态。智能拜物教批判关联着多维批判内容:技术化世界的自动化与智能化、数字化。但就实质而言，智能拜物教仍然是资本运动的社会崇拜机制，与商品、货币及资本共同分享着拜物教的所有形式与特征，只是这些形式与特征更具有时代化与智能化的内容。换言之，人工智能使得智能拜物教成为新的拜物教形式占据着社会交往过程。围绕智能拜物教的讨论，如果没有上升至资本及其逻辑的本质高度，那么这些反思与批判只是触及到智能拜物教的现象，不可能把握住它的哲学性质。首先，智能拜物教体现的是技术合理性。技术合理性体现的是技术发展原则，是自动设计的后果，即高度自动化体现为技术运动的自主体系。两者共同塑造出智能拜物教，以消解任何对资本控制智能的反抗，将之转化为智能合理化的叙事模式。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同上，第9页)其次，有特定的社会论证机制。智能拜物教从社会层面论证了智能存在的合理性，通过智能产品的文化工业，不断灌输出“智能万能”“智能无限”“智能伟大”等社会价值与社会理念。最后，智能技术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人工智能作为特殊的社会形式，具有自己的特定表达方式，如智能优先、信息平等、大数据自由等，深度弥合着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间隙，进而掩盖了资本剥削的社会内容。总之，需要把握住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才能穿透复杂性情境加以深度批判。换言之，尽管现代思想家们以各种理论方式来反思现代拜物教问题，但并未真正理解智能拜物教背后的资本逻辑及其运作机制。就本质而言，要破解拜物教特别是智能拜物教，不能停留于纯粹哲学反思或伦理批判，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视域，从而避免浮于一种未切入现代世界的外部反思。一直存在一种普遍性的认识:技术是中立的，技术的发展只会造福人类，故只要加速其发展，就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难题。这种认识未理解智能拜物教所负载的社会悖论。这些悖论提示我们:资本主义发展经过技术变革才可能有替代性选择，换言之，人工智能及其建构的社会系统不等于人类发展的未来，而是走向未来的技术手段。人工智能尽管提供了诸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劳动效率、改善人类生活等可能性，但同时也形成了难以克服的社会悖论，它们高度依附于智能拜物教。因此，必须揭示出智能时代的悖论，为超越智能拜物教提供方向与路径。第一，自由时间与生产时间的“界限悖论”。智能发展目的是服务于人类，使人类从生产时间中不断摆脱出来，有更多的自由休闲时间。如机器人的使用，使人类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吸附人类生命时间被隐性延长。人工智能比机器更擅长突破人们的生理极限，模糊了生产时间、生命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界限。如，《资本论》考察了资本对工人工作日的剥削。“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资本论》第1卷，第306页)在现代世界中，日常生活时间同样成为人工智能控制的生产时间，通过诸如虚拟经济、数字经济与拇指经济等，不断消耗着劳动者的生命时间，这极度消解了劳动者的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的生理界限。第二，人口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优先悖论”。智能生产具有人类解放的技术向度，使得人类从生产强制中解放出来，为自己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但事实上，它只是实现了无产阶级的人口解放，即这种悖论体现为，智能生产形成了无人工厂的大量出现，使更多的人脱离工厂，享受智能生活，实现了“人口解放”，使得更多的人“溢出”。但问题在于，由于资本的趋利性，智能生产必然驱使更多的人游离于市场内外，那么就必然造就了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资本操控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以供它自由驱使。人工智能通过机器自动化系统，设立越来越广泛的无人工厂——智能型的技术工人不断淘汰传统型的工厂工人，加速了工人内部竞争，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增加。它正如机器一样，“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主义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同上，第507页)人工智能更是如此，出现了诸如无人超市、无人工厂与无人市场等，将大量的失业人口排斥在生产领域，加剧了产业后备军的极速积累，使人口从属于智能。智能拜物教变成了赤裸裸的技术统治，即对“技术驱赶与统治人”的魔力的崇拜，这与实现人类解放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背的。第三，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对峙悖论”。人工智能就本质而言是人类智能的机械化、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延伸，在于拓展多维生产时间，提升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但事实上，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斗争存在着从隐性到显性的转变。《资本论》详细剖析了工人智力在工业转换中的地位——人类智能是从全面参与走向部分影响，工场手工业中人类智能以传统手艺与制作经验全面参与到产品的生产，就是从“局部工人”向“总体工人”的转变，至少在生产过程中，能够看到人类智能的参与。但人工智能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不断进行自我升级与全面自动化，那么它成了深度控制无产阶级的最为有力的武器——无产阶级的人类智能不断被资本所操纵的人工智能所排挤与替代，无产阶级逐渐变成了无用阶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引用了尤尔的工厂哲学，揭示了技术与人的智能之间的对峙现象。“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越不适用”，故“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9页)，即通过技术发展，瓦解工人的抵抗可能，使得工人高度服从工厂生产原则，提高资本生产效率。人工智能加剧了这一状况，它要求人类能够以最简单形式互动，以配合人工智能的运行，这样必然导致人类高度臣服于人工智能，以供资本增殖的驱使。第四，技术平等倾向与智能不平等现实的“发展悖论”。人类发展技术的目的是，在推动人类生产更高效发展的同时，还暗含着人类追求平等的历史诉求，使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参与到社会分工体系之中。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固化了新的人类不平等。卢梭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导致社会的不平等、机器固化与加速了人类的新不平等。“一般情况下，技术获利的多寡和它用处的大小成反比。”(卢梭，第85页)卢梭提供了技术批判的浪漫主义路径，即回归技术化的自然样态。同样，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狄奥尼索斯的劳动》等文本中提到新技术批判，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新不平等问题。《帝国》区分了自中世纪以来的经济范式的三个时期，特别是第三个时期，智能化时代以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为内容。《狄奥尼索斯的劳动》提出了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当代特征，直接击穿了智能时代下的劳动新形式。“伴随着工厂模式的普遍化而来的，是劳动过程的本性和特质方面的变化。更准确地说，我们社会中的劳动正转向非物质劳动——智力的、情感的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劳动，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Hardt＆Negri，p.10)人工智能生产着社会关系与社会新生活等非物质劳动产品。同时，人工智能减少了新劳动形式对传统生产的依赖性，会驱赶不懂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技术的工人，形成了庞大的无用阶级与剩余人口。简言之，由于生产的智能化与公共化，传统的产业工人越来越被绝对边缘化与相对贫困化，资本权力不断积累着新的社会不平等，诚如《资本论》所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742页)。如何超越以上悖论，成为智能拜物教批判的核心内容。只要将智能拜物教还原为拜物教的一般形式，围绕它的论争就清晰很多。《资本论》的“商品章”把握住拜物教的形成机制:人的社会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取代。这种取代关系聚焦为这样的情况——商品形式由于被三重“附魅”，变成了可感觉又超越感觉的“魅物”:一是劳动的社会化内容变成了劳动对象化的物化产品的性质即物的性质，进而劳动产品变成了被崇拜的对象;二是劳动产品变成了天然存在的社会产品，失去了自然属性，变成了超越劳动生产过程的社会符合;三是前面两大转换，导致了劳动产品作为社会关系的产品，反而取代社会关系，并代之以物与物的关系。这三点完成了商品拜物教的确立过程，也是货币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的最初展示。尽管智能商品有复杂多样的数字化与虚拟化的技术外壳，把握其物化的内容显得困难重重，然而智能拜物教仍严格从属于资本拜物教，只不过变得更加隐蔽与普遍化。如波德里亚认为，机器人是生产的等级之一，介于仿造与仿真两大等级之间。它有了自我复制与自动化生产的效率，是经济学意义的自我崇拜，聚焦为对生产效率与价值生成的崇拜，体现为生产对社会的霸权。“它是第二级法则:永远都有来源于此的机器人霸权、机器霸权、活的劳动对死的劳动的霸权。”(波德里亚，2006年a，第75页)仿真直接超越了物化的机器人阶段，变成了一种系统化、虚拟化的操作系统，因而我们更难以祛魅这种仿真样态中的拜物教性质。那么，如何更客观地认识和批判智能拜物教呢?一方面，智能拜物教存在的历史限度。历史限度意味着，必须将智能拜物教作为特殊形式，放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之还原为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意识。具体而言，智能商品作为现代商品形式，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生产及其技术信仰作辩证剖析。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将智能拜物教还原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正如马克思批判商品拜物教，这种形式只要离开资本主义社会，则消失殆尽，即一离开资本生产方式，“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资本论》第1卷，第93页)。智能拜物教是资本发展智能商品之后的意识形态产物，从根本上受资本逻辑宰制和制约。从另一面说，摆脱资本逻辑，摆脱资本支配的生产关系，人工智能作为纯粹形态是人类智能的结果。智能商品只是人类产品的一部分，这是智能拜物教的历史限度。另一方面，智能拜物教是一般拜物教的升级展示。对智能拜物教的研究，必然回到技术的解密过程。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力要素，而且是以商品交换、货币交往与资本生产为载体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智能拜物教名义上是对智能的崇拜，实际上仍然是对生产智能的社会关系的崇拜。它虽然表面上是对技术及其产品(如人工智能)的崇拜，但其实是资本拜物教的新形态，负载于社会活动的经济过程，故这种拜物教的实质还是资本支配下的生产关系的“兴风作浪”。马克思在谈到“经济三位一体”时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资本论》第3卷，第940页)一切外在的经济生活内容，变成了抽象的拜物教形式，控制着生活世界。只有剖析出智能拜物教的经济实质，我们才可以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技术加以澄清。换言之，智能拜物教是一种准神圣的社会价值系统，糅合了经济技术、信仰方式及其社会生活方法等等内容。这种智能拜物教仍然是对资本生产的高度崇拜，是资本生产的扭曲化结果。智能拜物教只是资本增殖的魔镜，加剧其悖论的社会影响。就此而言，智能拜物教掩饰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譬如，自动化生产带来时空压缩;人类生存被机器或智能所控制，人类生命力仅仅体现为机器生产力;技术加速造成生活世界的灾难化等。它使得人的生产过程变成了技术化思维过程，形成了应激式的职业畸形，即心理与生理的双重畸形。技术成为社会化意识内容，深嵌至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技术不仅仅支配人的生活过程，还支配人的交往过程等，综合表现为一种异化了的日常生活准则与交往价值系统。因此，必须要超越智能拜物教，解决它所带来的悖论与症结。我们要区别智能拜物教与技术运用，以回应“技术批判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变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和手段，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直接动力，在这一点上，人工智能体现的更加明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节制的资本及其增殖逻辑，必然导致人工智能的“异化”，导致智能拜物教。实际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超越人类命运的存在界限。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在于创造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使用价值，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手段和自由时间。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人类进步的逻辑，必须消除智能拜物教，防止技术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统治力量。第一，本质还原:智能拜物教是资本与技术的互为联姻。是不是如杰瑞·卡普兰所评价那样，智能拜物教支撑下的生产时代，无产阶级注定失败。“马克思是对的:资本(其利益由管理者操纵)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而最终失败的则是工人。”(卡普兰，第9页)或者如赫拉利所说，无产阶级变成了无用阶级，与之相适应的，智能拜物教成为物化世界的唯一表征，并隐藏了社会化的极端不平等。“随着算法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不平等。”(赫拉利，第290页)显然这些看法，并未真正把握住智能拜物教的本质内容。首先，资本生产与拜物欲望的“互动共生”。资本所塑就的货币化生存世界，通过对智能商品的狂热追求，塑造出对人工智能的高度崇拜。这种崇拜变成了强大的经济因素，刺激了资本生产与大众消费。商品类型、消费动机、技术序列与智能结构的“四维合一”，形成了欲望生产动力机制与崇拜机制。就“需要－满足”的互动结构而言，智能拜物教的鲜明特征是，通过刺激科技商品的需要并得以满足的崇拜过程。但这个过程中，资本逻辑的狂热欲望以智能拜物教方式表现出来。如，智能产品的全球化追捧与热销就明显表现这样的特点。其次，智能拜物教与经济权力的“协同演进”。资本发展需要新的技术手段与生产力水平。如，金融资本、数字资本等对智能技术的诉求，体现出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权力，控制着智能拜物教的全部过程。智能拜物教既体现为对技术的总体化崇拜，也体现为对具体科技商品的崇拜。故这些技术化生产与商品设计生产，都是资本经济权力的具体表现。最后，智能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同根同源”。前面已言，智能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都是资本逻辑所塑造的社会幻象——技术生产仍体现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割，人工智能等技术只是加速了这种过程。如，波德里亚看到技术产品已经变成“玩意儿”，即技术越过生产过程进入生活世界。技术生活化的事实在于，它聚焦了资本如何通过占有劳动者的生活时间，分割与占有剩余价值。简言之，智能拜物教可以还原为技术智能与资本逻辑的深度联姻。故只有驾驭资本，才可能还原这种智能拜物教的实质。第二，超越向度:在社会制度框架内重视智能技术发展。是不是因为发展智能技术而带来了智能拜物教，我们就“弃之不用”呢?显而易见，要超越智能拜物教，只有在社会制度前提下，规定好智能技术的使用范围就可避免——将技术发展与人类命运相结合的前提下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技术应该被还原为生产力，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技术化与智能化生产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的联合需要，如缩减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为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提供物质基础等。马克思对联合生产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做了详细说明，以论证共同生产的可能性。“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资本论》第3卷，第928－929页)因此，人工智能作为生产手段，服务于全面发展的社会需要，而智能拜物教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被社会联合生产所扬弃。另一方面，发展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对智能拜物教的批判性超越，主要体现为人工智能是技术服务论，而非技术统治论。智能拜物教是由于技术及其物化内容被神秘化为特殊的内容，变成了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社会意识内容。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揭示出这种神秘性其实是社会关系的有意而为的结果。一定意义上，智能拜物教是对抽象形式的人类劳动的崇拜，技术及其产品是人类抽象劳动的物质载体或技术关系。在规避智能拜物教的同时，一方面做好顶层设计，规范好人工智能的发展目的。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以智能技术推动传统行业改造升级，以智能商品改变生活内容，全面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的科技动力。另一方面发挥民间智慧，利用好人工智能的服务功能。人工智能研发和使用的目的，在于把人从社会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有机结合，促进劳动解放和自由创造，为人类社会营造高度智能化的美好环境。总之，很多思想家并未澄清出智能拜物教的哲学性质而争论不休。如海尔布隆纳看似把握住了技术弊端，即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的对立面即生产技术结构。“资本主义的厄运是，它创造出了超越其社会制度掌控能力的生产技术结构。”(海尔布隆纳，第89页)但他的技术至高无上论，恰恰陷入了智能拜物教泥潭而难以自拔。原因在于，他并未理解两大问题:一是智能拜物教与资本拜物教一样，都是资本生产的必然结果。只有资本生产被扬弃或被新的社会形态所超越，它们才会消失殆尽。二是没有看到消灭资本的主体性力量，即无产阶级生产的历史功能。全面自由发展的联合生产能够化解诸如技术崇拜、智能崇拜等社会现象，智能拜物教必将随着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资本论》第1卷，第9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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