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登临胜景，不禁感慨赞叹：溪分南北地初合，月在山间天共流
人生到处，恍若飞鸿，能够遗留下来几分痕迹，就算是难得的小意外。记忆是不靠谱的，那些曾经经历过的细节，常常会逐渐湮没在岁月的风尘里，变得斑驳陆离。山河迁移，时光转换，除了畅快相聚的欢笑，人生还有更多相离时分的饮泣。
生活的苟且，既然不能避免，何不坦然面对，笑颜解决，然后再去拥抱诗和远方。所以，当我们应付过生活的磨练，解决了岁月的苦楚，释放心态，打开胸怀，邀约一二知己，三五朋友，游山玩水，遍历世间，把风光都看透，或许方不枉费此生。
《次韵赵绣使题金鳌稳处》
【宋】艾可叔
突兀霜崖俯雪洲，时时登览唤渔舟。
溪分南北地初合，月在山间天共流。
三两可人曾此会，百千年后复谁游。
桑田不变金鳌健，只恐吟翁白尽头。
南宋诗人艾可叔，字无可，号山，抚州人。度宗咸淳四年进士，历官西台中丞，入元不仕。以诗文名著于世，与弟蕙山、弧山并称“三艾先生”。著有《文江讲艺集》、《臞山集》、《钩玄篇》等集，可惜都已经遗失。其诗多抒发亡国之痛，时运之慨。这首和诗，也是一首记游诗。赵绣使具体是何人，暂时不用详查，并不影响欣赏本诗的效果。
首联“突兀霜崖俯雪洲，时时登览唤渔舟”。突兀，高耸貌。霜崖，峻峭的山崖。站立在陡峭而巍峨的山崖之上，俯视远方若隐若现的岛屿，月色洒辉似雪平铺在海水间。这里，诗人用了一个“俯”字，可以理解成以游人的视野，也可以当作是拟人手法，把山崖化成了具有感觉的人物。此处有雪字出现，当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雪之后景观，应当是指月光皎洁如雪晖耀水中之地景象，才故称其为雪洲。
这个游览胜地或许悬挂海外，就是处于离岸远处，如果想去实地观察或游玩的话，必须招揽渔船。正因为有了开头对峻峭山崖的交代，所以才会产生一些效益，比如勾引起来人的好奇之心。这一切，大概才是诱惑人“时时登览”心理萌芽的关键所在。同时，也为诗人接下来详细描绘相关景物做好铺垫。一个“时时”的使用，隐隐体现了此处胜地游客如织的大好现象，若非如此，何以海上渔船往来如梭，可以随时供人召唤。
颔联“溪分南北地初合，月在山间天共流”。流淌着的溪水，仿佛一道界限把大地划分成两半，楚河汉界，格外分明，然而水流至此处却又混合如一；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游走在高峰密林之间，登高眺望，则会很快察觉，此时此刻，似乎天地相合，万流归宗。在这个时间段上，一切都没有了界限，一切都融为一体，如此和谐，如此大同。恍惚兮若在梦中，悠然哉心旷神怡。
如果熟悉中堂悬挂着的对联，或许会发现这一副非常面熟，因为它经常会出现在书法家的笔下，作为赠送爱慕者的藏品。这个对句十分工整妥帖，但是若仔细查看，就会发现正因为其字字从规矩处找来，所以便失去灵敏活泼，读来中规中矩，内在少了许多趣味性的东西。大约可以这样理解，这些文字自身多了樊笼和枷锁，没有了可以令人自由翱翔的翅膀。
颈联“三两可人曾此会，百千年后复谁游”。登高远望，江山如画，意气风发，内心澎湃，感慨万千，觉宇宙之无垠，察自身之微薄。风雨无边，山石仍在，今天来到这里游玩的三五知己，是因缘际会，也是命运使然；风流云散，白云苍狗，千百年之后，来到这里玩耍的又会是哪些人呢？正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与诸子登岘山》），此联和唐朝诗人孟浩然的名句，阐述的意思大有相似之处，果然在情感的体味上，敏感者总会“心有戚戚焉”。
前面一联中，诗人积极描摹着眼前看到的美妙自然景色，慢慢用来触动自己的内心情感，诱发一种来自于灵魂上的共鸣。果然，到得此处，诗人就开始沉浸在莫名其妙的抒发之中。这种感慨对于喜欢游览山水的人而言，应该是极其相识相熟悉的，毕竟每当登临一处陌生的山水胜景，整个人的心底都会油然涌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感受。这大概就是前贤所谓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主张所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尾联“桑田不变金鳌健，只恐吟翁白尽头”。诗人继续抒发心中的慨然，顺便点了一下诗题，作了一个照应。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世事仿佛一局棋，日新月异，但是无论岁月如何沉沦，都无法改变金鳌的稳健，真正是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么也只能是性命脆弱的人类自身，就好像此时吟咏诗歌的诗人，早已在时光里漂白了头发，消失了锐气。
最后紧要处，当然是来上一发感慨，似乎是为了应和。这个真的有些俗套，有点儿像小学生写的作文，必须稳妥，讲究前后照应，突出主题，牢记中心思想。这样一来，根本难以保证读过之后，还能够吸引人来诵读第二遍。这里需要注释一番的是这个“金鳌”，或许另有意思。它本身当然首先是神话里的生物，一种神龟，生命悠长，耐熬。引申权利和财富，后来代指地位崇高者。这里的金鳌则首先应该是位于浙江临海的一处名山，如果也加以引申，多点儿想法的话，未尝不是对某些现象的嘲讽。可能是想多了，钻了牛角尖内，放弃也罢。
宋诗一直以来就比不上宋词，不仅仅是前面压迫着一座唐朝诗山，个人以为关键处就是一个放不开，没有破除前人枷锁的心态，常常把自己固定在一个牢笼里面。或许，正是这般步履艰辛，明朝“公安三袁”才提倡“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强调独抒性灵，不拘俗套。可惜宋人大多不懂，硬生生把原本应该抒情的诗写成了记叙文，少了唐朝诗人真情流露的性子，既缺乏奋不顾身的精神，又增添老学究的酸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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