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年轻的时候，写作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王安忆的身上有太多被外界赋予的标签，比如，“风格多变的高产作家”，“上海城市书写者”，“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

2004年，王安忆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任，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研究生导师。自此，她身上又多了“高校教授”这一标签。面对“创意写作”这门课程，作为老师的王安忆怎么教？如何教？她有着自己的方法。

除了作家和大学老师这两个身份之外，其他称呼对王安忆而言，不过是外部的喧哗，她直言：“《长恨歌》把我的创作覆盖了，把我简单化了，觉得我就是一个写实的、张爱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时候被这样定位，其实很无奈。”

她宁愿隐藏在作品背后，与热闹保持距离。而早就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写作，尽管既艰苦又孤独，但在王安忆看来，“我们写小说的人，还是喜欢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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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安忆谈创意写作

事实上，“创意写作”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不新鲜，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创意写作在欧美已兴起多年，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写作方向的MFA（艺术硕士），即俗称的“写作班”或“作家班”，一般需要两至三年修读完毕，白先勇、严歌苓等都接受过写作班的培训。

在中国，即便是设立全国首个创意写作项目（MFA）的复旦大学，不过十年左右。怎么教？教什么？教材从哪里来？一直是写作课老师研究的课题。

“没有教材。”王安忆很直接。“因为面对的写作对象、修改的作业，都不是固定的，我需要及时作出反应，然后和他对谈、讨论。我常常跟学生说，写作不像下围棋那样有段位，我写了几十年，碰到的问题和你们碰到的一模一样，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很重要，也是最最基础的事情。所以在课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决定写什么。”

如今，她又打破在复旦教授“小说写作实践”的方式，一开始便给学生开题。“在复旦，我一般会先给他们一个总题目，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经验放进去。在这里，时间比较紧张，我就要求每个学生先开题，然后让他们去找最适合写或者最想写的内容，这是第一步。”

王安忆打破在复旦教授“小说写作实践”的方式，一开始便给学生开题/资料图

在王安忆看来，写作课可以传经验教技巧，探讨小说的逻辑，然而却无法培养出作家。她说：“天赋很重要，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她直言：“作家根本不是靠挖掘和培养，就得靠他自己生长出来，这真的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他慢慢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不要着急，慢慢等就对了。”

王安忆无疑是具有小说家天赋的。她出生于文学之家，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导演王啸平。王安忆没有让父母的光环遮盖自己的能力，她靠自己的才华、靠自己的勤奋成为当今备受瞩目的作家之一。

王安忆（右）出生于文学之家，母亲为著名作家茹志鹃，父亲为剧作家、导演王啸平/网络图片

她说：“没有人特意来培养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书籍是比较充裕的，所以我从小就养成看书的习惯，父母的谈话也会提供一些教养。”童年时代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依然美好。

王安忆续道：“但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要去做一名作家。我的母亲自己就是个作家，她深知里面的苦处，而且当时'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容易受到一些冲击，她内心其实希望孩子不要去写作，最好去做科学家或者医生。可是没有机会。”

动荡的年代，大量的书籍在大街上随处可得，广泛的阅读成为她的心灵慰藉，而知青岁月则加深了她对生活和苦难的认知。这些经历都成为王安忆日后创作的源泉。

“文革”结束，王安忆重返上海，开始陆续发表作品，一九八〇年，她正式开始写小说。发表于一九八四年的首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洋洋洒洒二十五万字，讲述初中生雯雯从孩提到知青时代的生活，明显地具有半自传色彩。

到一九八六年初版发行的中篇小说《小鲍庄》更是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而王安忆也开始被定位为知青作家、寻根文学作家。

一九九五年，代表作《长恨歌》问世后，她又被归为海派作家，成为“上海城市书写者”“上海文化的代言人”。不过，王安忆始终不认为这部备受追捧的小说是她最好的作品。

“《长恨歌》是一个带有很多通俗元素的作品。它确实为我培养了一些读者，但是也把我的创作覆盖了，把我简单化了，觉得我就是一个写实的、写日常生活的、张爱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时候我们被这样定位其实是很无奈的。”她说。

王安忆《长恨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二、王安忆近年来的创作

对于二〇一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匿名》被外界评价“难读”“烧脑”，王安忆显得不以为意。“我很早就开始不太关注外界的评价，如果有人和我谈谈话，我也愿意听。其实写得如何，作家自己最明白。哪一点做的是满意的，哪一点觉得不满意，谁都没有作者本人清楚。如果你觉得很踏实了，别人再怎么说你也会很放心。自己最最明白。”

王安忆《匿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对于有评论认为《匿名》不似王氏风格了，王安忆颇为无奈地说：“作者留给别人的印象，自己无法控制，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其实在《长恨歌》覆盖下，你会看到我的写作是比较多样的，这种比较抽象的写作，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尝试了。”

她还举例，二〇一六年获得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实验性小说《纪实和虚构》在最初投给文学期刊时就曾遭遇退稿，最终发表也是经过了删减。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不过，王安忆也坦诚年轻时很骄傲，“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写作是很骄傲的一件事，而且想去颠覆传统的意识特别强，到现在才慢慢回过来，觉得小说还是要写得好看，你不能拒绝读者。”但她依然坚持小说不能去迎合读者，“千万不能”。

继《匿名》之后，隔了一年，王安忆便推出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集结了《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三篇小说，其中《红豆生南国》则是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书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自幼为人领养的男主人公与养母、生母、妻子，以及离婚后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性们的羁绊。

在《香港的情与爱》里，王安忆将香港形容是“一个大邂逅”，“一个奇迹性的大机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撒它的热情和音乐”。

二十多年后，到了《红豆生南国》中，她如此写道：“填地日益增阔，地上物堆垒，天际线改变，变成几何图形，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此刻还封闭在新型建材的灰白里。汽笛声被夹岸的楼宇山峦吃进去，吐出来的是回声，海湾已成回音壁。这是香港吗？他都不认识了！”

王安忆《红豆生南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今年，王安忆推出最新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小说原载于《收获》杂志2020年第5期。在2020收获文学榜评选中，获得长篇榜首。

评委张新颖给出的上榜理由是：“如果我们只是把《一把刀，千个字》看成王安忆得心应手、技艺纯熟的又一部力作，就有可能忽视这部长篇所要挑战的巨大困难：它是小说叙述的困难，也是今天这个时代言说和表达的困难。小说从纽约法拉盛海量匿名存在的一个扬州菜厨师起笔，追溯他从童年到中年的历程，时间推移，时代改变，地理空间一迁再迁，但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消除生命中的一个黑洞：它是虚空，却无处不在。它是上一个时代的后遗症，英雄母亲决绝地飞蛾扑火，但代价绝不止于个人的牺牲——没有母亲的下一代，要用几乎全部的人生与这个后遗症的幽灵周旋、闪躲、抵抗、搏斗。

王安忆真诚而锐利地来叩问、思考、辨证、描述，在革命、理想、信仰与油盐酱醋、请客吃饭、人间烟火的张力中推进叙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历史、时代、个人的难以化解的纠结和持久的创伤，由此成就的这部作品，不仅再次证明她创造力的历久弥新，也向虚浮嘈杂的现实提示文学铭刻的庄重和深沉。”

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王安忆说，“喜欢安静的人才会去写小说。我不喜欢吵闹，可能是生性的缘故，和别人接触时，相反还会很有压力，所以我还是喜欢写作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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