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赏析》孔子论天下一统
孔子论天下一统
在《诗经·小雅·北山》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著名诗句。意思是说，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国土；四海之内，都是君王的大臣。这里的“天下”、“四海”，都是指天子所支配的中国境内广大地域。这是《诗经》这部儒家经典用诗的语言表达的“天下一家”和“大一统”观念。
孔子是“天下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天下一统的集中体现，是国家大事由天子发号施令。《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祀”，是指依照礼乐制度祭祀天地和祖宗，它是国家对内的大事。所谓“戎”，是指出兵征伐、打仗，它是国家对外的大事。孔子对尧舜禹以来直至春秋的历史进行了深刻的观察和总结，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在孔子看来，尧、舜、禹、汤以及西周是天下有道的时期，制礼作乐和出兵征伐这两件大事都决定于天子。自齐桓公称霸，标志着东周王室进一步衰微，大权旁落，天下无道，礼乐和征伐都决定于诸侯。齐国和晋国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约经历十代而失掉政权。鲁国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经历五代而失掉政权。当时一些家臣专政的诸侯国，过不了三代就失掉政权。孔子分别用“十世希不失”、“五世希不失”、“三世希不失”来概括这一段历史。“希不失”，就是其政权很少有不失掉的。孔子的结论是：“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天下有道的时候，国家政权就不会掌握在大夫们手里，老百姓也就不会非议政治了。孔子所说的这个“道”，就是“天下一统”之道。孔子之后2500年的历史演变，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历史的规律。史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出现在“天下一统”的时代。唐朝的藩镇割据，明朝的宦官当政，以及一些朝代反复出现的外戚揽权，都造成了严重的祸乱，危害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而天下大乱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出现的那些小朝廷，都是短命的。
孔子认为，天下一统的基本保证，是全国上下政令的统一。《论语·尧曰》中所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既是对上古时期为政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孔子政治主张的表达。“谨权量”，就是要认真慎重地审定度量衡。这一条，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动荡时期是不可能做到的，全国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去世250多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才得以实现。“审法度”，就是要制定各种有限定和节制作用的律度，我国古代的历法、计时法当属此例，它是我们的祖先高度智慧的结晶，后来延伸拓展为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修废官”，就是把太平盛世中行之有效、而在乱世中被废弃的官制，重新恢复修立起来。“四方”是指当时的各诸侯国。中央政令统一，四方之政才可以通行，天下一统的局面才能得到保证。我国上下5000年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掂出了这九个字的分量。
集中论述孔子关于天下一统思想的儒家经典，是《礼记·礼运》。其中明确地指出：“故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这个“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美好蓝图，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它的实现不是凭某人的主观愿望（非意之也），而是必须深入了解民情，认真研究各方面的利害（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才能去实行。
孔子晚年作《春秋》，也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孟子·滕文公下》说：春秋之世，“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公羊传》是孔门“十哲”之一子夏的弟子公羊高所作，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公羊传》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就是《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公羊传》提出，区别“华夏”与“夷狄”的标准，不是种族肤色，而是“先王之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足见“先王之道”就是以礼乐为中心、以和谐为价值追求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关于“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凡认同并实行“先王之道”的，虽“夷狄”也视为天下一家。如果“华夏”不行“先王之道”，就会变为“新夷狄”。这是一个事关中国统一、事关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思想观点，对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发展，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但是像中国这样，56个民族彼此认同一个总称——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与周边区域相阻隔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这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客观条件。但是，中国境内各民族都认同“先王之道”、接受儒家文化，则是形成中华民族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2009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先生“构建我们的道德与伦理”的文章，他指出：“近代历史学家曾就中国历史文化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地域辽阔，人口繁盛，先民何以开拓至此？第二，民族同化，世界少有，何以融合至此？第三，历史长久，连绵不断，何以延续至此？结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必然有一种伟大的力量寓于其中，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文化，它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内在的凝聚力。”今天，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对于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继续发挥着伟大的力量，而且对于维系两岸同胞的民族感情，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一定要珍视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儒学人文精华，领悟其人生智慧和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挖掘其不可磨灭的时代意义，承担起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大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