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小能手苏轼和他杀人无数的“良方”

一

“君王事，一天下，开太平。”

宋徽宗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zuo）为(wěi)”的帝王之一，比如他筑艮岳，铸九鼎，辅导画院学生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

对于宋徽宗、蔡京这对君臣来说，什么是“盛世”？什么是明君？该如何创造一个“盛世”？又该如何成为一位明君？这些都远没有怎么样演出一幅所谓的“盛世景象”，演好一位明君，来得更为简单、容易。

所以，为了制造所谓“丰、亨、豫、大”（《周易·豫卦·丰卦》）、“惟王不会”（《周礼·膳夫》）的“盛世景象”，宋徽宗和他的宰相蔡京，可谓煞费苦心。

如果说，艮岳是宋徽宗倾心为自己打造的“天堂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那么，以下机构和设施则是他为百姓们建设的“人间的天堂”。

在北宋崇宁、大观年间，朝廷相继开办了“慈幼局”（儿童福利院）、“居养院”（养老院）、“安济坊”（医院）、“漏泽园”（集体公墓）等一系列社会救济和福利机构。

这是一套堪比上世纪北欧社会中“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

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道路遇寒僵仆之人及无衣丐者，许送近便居养院，给钱米救济。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仍免入斋之用。遗弃小儿，雇人乳养，仍听宫观、寺院养为童行。——《宋史·食货志》

一句话，从崇宁（1102—1106）年间开始，全国范围内，但凡千户人家以上的乡镇，都必须设立上述机构和设施，而这一切都由“取之于民”的国家财政支撑，其中甚至规定了被收容者日常生活的“国家标准”——

宣和二年（1120），诏:“应居养人日给秔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安济坊钱米依居养法，医药如旧制。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宋史·食货志》

被收养的这些无家可归者，在居养院里每天的生活标准是什么样的水平呢？其中，一个成年人，除了每天提供主食，“秔米或粟米一升”外，还额外有10—15文钱的现金补助。

10—15文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不妨拿来和北宋时期的一线城市的房租做一个比较，苏轼的座主、恩师欧阳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第四等一户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欧阳修·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劄子》）

这篇劄子是欧阳修写给皇上的，他希望朝廷能免除下等户的差役。

所谓“户等”是唐宋以来的版籍制度，国家将乡村户（相当于农业人口）或坊郭户（相当于城市非农业户口，包括商人、手工业者），根据家庭财产和收入，唐代将乡村户和坊郭户分为九等，而北宋真宗朝以后则改为五等，户等是摊派赋税和差役的标准和依据。

大多数时候，五等及以下户可以免除差役，而四等户及以上家庭是需要服役的，但是，王安石变法之后，改差役为募役，五等户也需要出钱代役。

欧阳修主要生活在北宋仁宗朝，这一时期，京城里一家开饼店的个体户，一天的房租大约六文钱，而收容所一天的现金补贴大概够一个个体户门头房2-3天的房租，换句话说，10天的补助相当于一个月的房租，这可是当时的首都，换作今天，在北京长安街租一门头房，一个月要多少房租呢？

可见，这绝对是一笔巨额的财政支出。

另外，苏轼、苏辙兄弟的好友，也是苏辙的亲家文同（字与可，北宋诗人、画家），也就是成语“胸有成竹”、“令人喷饭”的成语的主人公（以上成语出自苏轼撰写的怀念文同的文章《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中），在《西岗僦屋》这首诗里写道，“西岗颇幽僻，爱此远市廛。 问得王氏居，十楹月四千。”

所谓“僦屋”，就是租房子的意思，这首诗里说，文与可调回一线城市——首都开封——做官，他在西岗这样一个清幽的社区里租了十间屋子，房东姓王，月租为四千钱，也就是四贯，平均一间房每天的房租约为13文钱左右。

不只文同，1060年，苏轼父子第二次赴京，苏轼兄弟准备制举考试，这期间，父子三人也是租住在西岗一带。

为别忽已半年。……见在西岗赁一宅子居住。（《苏轼·与杨济甫书》）

由此可见，被收容人员每天10—15文的零花钱，还是十分可观的。

当然，对于这些设施的推行者蔡京而言，这些福利设施的意义，就更加非同一般了——

靖康年间，蔡京被贬，死于途中，却因为自己创办的“漏泽园”，才有了一处葬身之地，这样戏剧化的结局，该说是他的积下的阴德，还是报应不爽呢？

二

蔡京的这一系列设施可谓一大创举，但细究起来，他的这些创举中，或许就有部分源自和他祖孙三代都有诸多交集的大文豪苏轼的启发。

蔡京父子与苏轼颇有渊源，1071年6月，苏轼倅杭（担任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这一年苏轼36岁，此前一年，即1070年，蔡京及其弟蔡卞，与陆游祖父陆佃，以及蔡京后来的政敌赵挺之（李清照公公）同时考中进士，这一年，蔡京24岁。

随后，按照惯例，蔡京初授官为钱塘尉，可以视作是苏轼辖区的属官。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蔡京之父蔡准也在杭州地区为官或居住，期间，蔡准邀请苏轼同游西湖，而苏轼与蔡准的两首唱和诗《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至今还保存在《苏轼诗集》中。

至于蔡京与苏轼的交往，蔡京第三子蔡絛在其《铁围山丛谈》一书中写道：

鲁公（即蔡京）……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唐代书法家徐浩，字季海）。当是时，神庙（即宋神宗，徽宗为神宗第11子）喜（徐）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徐浩，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人）也。

这段话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倅杭时的苏轼，曾经和蔡京一起研习书法，且同宗徐浩，只是后来，苏轼第三子“小坡公”苏过刻意否认了苏轼曾学徐浩的这一事实，意在撇除父亲与“奸臣”蔡京的关系。

其少年喜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晚乃喜颜平原（颜真卿），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初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苏过编年诗文集笺注·书先公字后》）

似乎是巧合，苏轼和蔡京最喜欢的都是各自的第三个儿子，即苏过和蔡絛，但是，苏轼的后人刻意掩盖了二人的这段交集，而且不只这一点，或许还删除了《苏轼文集》中先人与蔡京之间的诗文唱和。

众所周知，苏轼是书法大家，被誉为“宋四家”（之首，蔡京同样是书法大家，而且，诗文写得也好。

不过，有关“宋四家”中这最后的这一“蔡”，究竟是蔡襄，还是蔡京的争议，至今莫衷一是。

但蔡京或为蔡襄同宗兄弟，当是事实，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称，“鲁公始同叔父文正公（即蔡卞）授笔法于伯父君谟（蔡襄，字君谟）”，很显然，以蔡絛及其父亲昔日的身份和地位，蔡絛没有必要去刻意攀附蔡襄。

不仅如此，蔡襄及弟蔡高，与蔡京及弟蔡卞，四人名字都连“头”字旁（亠），而蔡襄之子与蔡京子侄的名字中同样连“人”字旁，这都符合宋人同宗取名的特征，如苏轼和苏辙，均连“车”字旁。

蔡氏和苏氏之间的纠葛，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比如蔡絛就因为喜欢苏轼及其门人黄庭坚的诗文，并在自己撰写的《西清诗话》一书中，“专宗苏、黄，为言者所论”（《续宋编年资治通鉴》）。

这让蔡絛一度成为政敌王黼一党攻击蔡京父子一党的证据和借口，蔡京因此第三次被罢相，而蔡絛甚至还因此被撤销了“学历”（“追毁出身”）。

三

言归正传，这一次我们要说的话题，是和“战疫”有关的，殊不知，苏轼还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管办民营的专业性传染病医院——安济坊，并且留下了一个活人无数，也杀人无数的“良方”——《圣散子方》。

《圣散子方》收录在南宋人整理的著名医书——《苏沈内翰良方》中，书名中的“苏”，即指苏轼，而“沈”为沈括，因为两人都曾官至翰林学士，而翰林学士素有“内相”之称，所以又被称为“内翰”。

《苏沈内翰良方》以沈括整理的良方为底本，杂以苏轼留下的医方等，我们知道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曾经做过一次著名的化学实验，从人尿中成功提取出了性激素。

所以，沈括留下些良方实在不足为奇，由他撰写的《梦溪笔谈》中就单列有《药议》一卷，但是，吃货苏轼何以也能和沈括兼美？这事儿，可是说来话长。

我们都知道，黄州之于苏轼，至关重要，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就是在“乌台诗案”之后，被责贬黄州期间，苏轼结识了两位名医，一位叫巢谷，一位叫庞安时，而《圣散子方》就出自巢谷。

谪居黄州，比年时疫，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巢初授余，约不传人，指江水为誓。余窃隘之，乃以传蕲水人庞君安时。（《苏轼·圣散子叙》）

这《苏轼文集》中保留有《圣散子叙》及《圣散子后序》两篇序文，而《东坡志林》中另有《单骧孙兆》一文，也记叙了他和庞安时的往来，而单骧则是北宋时期的另一位名医。

1089年，苏轼知杭州，第二年，杭州再起瘟疫，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白蛇传》中白娘子与许仙在杭州“战疫”的传说，可见杭州曾有过重大瘟疫事件，但是，白娘子毕竟是传说，而苏轼的确是在治病救人。

这期间，苏轼首先将杭州僧人创办的医院安乐坊，征用并改组为官私合营，并将其改名为安济坊，这也是蔡京后来在全国推行时正式使用过的名称，与此同时，苏轼又将在黄州“战疫”时大显身手的《圣散子方》在杭州如法炮制——

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即圣散子）全活着，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博。

——《苏轼·圣散子后序》

苏轼两次都使用了“不可胜数”这一词汇，但我们都知道苏东坡有喜欢浪漫、夸饰的天性和习惯，但我仍然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因为苏轼的名气太大，一时间，这一“良方”传遍天下，终至于酿成“杀人无数”的惨剧。

有关“圣散子方”杀人无数的记载先是出自“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外甥，苏轼第三子苏过好友叶梦得笔下，事发于北宋末年。

宣和（1121-1125）后此药（即圣散子方）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趋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

——《叶梦得·避暑录话》

后来，南宋时，再次“杀人无数”。

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1151），永嘉大疫，被害者不可胜数。

——《陈言·三因极一病症方论》（转引自《宋代的士人与医方》）

关于“杀人”的记载，也与苏轼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不可胜数”这一词汇，但其原因何在？1107年刊印的《伤寒类症活人书》一书的作者朱肱认为——

此药（即圣散子方）性温，若阳症有热，不可轻服之。

世上没有万能药方，这就涉及到中医的辨症施治，但是，一旦将其奉为“灵丹妙药”，不管什么病，都要让它插上一脚，或将酿成人间惨剧。

无论是黄州，还是杭州，苏轼验证其疗效的地方，都属于湿热的江南地区，而叶梦得所说的京师，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属于阴冷的北方，而所谓“宣和后”，又很可能是指“靖康之变”(1126-1127)前后，恰好赶上历史上最为酷寒的一个冬季，因为战争导致百姓大批死亡引发的另一种瘟疫。

四

当然，说了这么多，并无意于抹杀苏轼及其“圣散子方”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说到救灾，过于浪漫化的苏轼，显然比不上他的同年、好友，也是与苏轼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

在《救灾议》一文中，曾巩的救灾理念、建议及实践，就更加得综合以及人性化，也就更接地气，可以作为教材，供给时下通*化*市和大*兴*区的领导们开卷“抄”一抄。

但是，曾子固毕竟人微言轻，他比不上苏东坡的名声在外，所以，终北宋一朝，他的一些超前理念都没能被朝廷和官员们吸取和接受，以致于当“天灾”与“人祸”结伴而来时，以文明自诩的宋人，竟然让蛮夷之邦的女真人嘲笑。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为了演出一场“盛世景象”，宋徽宗修筑了一座亘古未有的皇家园林——“艮岳”，为此，朱勔等人大搞所谓“花石纲”，这也是导致《水浒传》中方腊起义的直接原因，而方腊起义，也可以视为酿成“靖康之祸”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句话用在宋徽宗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1122年，艮岳才基本落成，但仅仅四年之后，也就是1125年底，女真人兵临城下，第二年底，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要格外地冰冷一些，被困城中的开封市民，无柴可烧，就更加难捱。

宋徽宗长子、“心慈手软”的宋钦宗决定放百姓们入艮岳，允许他们将宋徽宗君臣用他们的血肉堆起来的“海市蜃楼”——艮岳——中的亭台楼阁都拆了烤火。

是时，天寒多雪，上（即钦宗）念军民之不易，且恨朱勔之属劳民力而运花石也。诏樵采花竹与民为薪……军民毁拆绛云楼……又有蹂践坠压致死者……金使笑曰，“使民相争，而强者得，弱者失，兼又坠压致损人命，何为不命官拆以散之？”

——《丁特起·孤臣泣血录》

丁特起是当时被困城中的一位太学生，也是“靖康之难”的亲历者，对于官吏们的懒政和毫不作为，他在文章中如此评论——

嗟乎！圣天子屏去园囿之观，纵民樵采，可谓盛德，而奉行之吏，曾无经画，欲利于民，却因而反害之，取笑于夷狄，是可叹也！

——（同上，标点为个人所加。）

最奢华、最耀眼的“盛世景观”——艮岳，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宋徽宗君臣刚集体打了一次卡（见王安中《进御制艮岳曲宴诗（并序）》），就顷刻间灰飞烟灭了。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赵佶·临江仙·眼儿媚》（赵佶，即宋徽宗）

宋徽宗和蔡京君臣，拿来救济人民的那些所谓福利机构，又何尝不是如此？演出这场所谓“盛世”而连带制造的“人祸”远比带给人们的“福利”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