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从论诗诗看梅尧臣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下）
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
——从论诗诗看梅尧臣对韩孟诗派的接受
李 沛
微信版第759期
02
师法韩孟诗派的表现及原因
其次，梅尧臣认同欧阳修自比韩愈，并以之比作孟郊的戏言，一方面表现出对欧阳修与韩愈文坛地位及创作成就的肯定，另一方面也为逐渐形成中的欧梅诗歌群体发出强有力的号召。事实上，欧阳修对韩愈多有向慕之心，不论是文章还是诗歌创作都与韩愈有所渊源，已多有学者论及，揭橥出欧梅诗派与韩孟诗派的内在关联，此处不多赘言。
再次，梅尧臣推崇韩愈诗歌创作的创新意识，并由之扩大至对元和诗坛的发现，并以此为正在进行中的诗歌革新张目。至和二年（1055），梅氏有《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至和三年（1056，九月改元嘉祐）有《依韵和王平甫见寄》，均盛赞韩孟诗派，特别是韩愈在革新诗坛浮浇风气方面的功绩：
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当时辞人固不少，漫费纸扎磨松煤。欧阳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拟郊嗟困摧。公之此心实扶助，更后有力谁论哉。（《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
尊王兴霸国，古莫重齐桓。仲尼书大法，亦莫重更端。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健笔走霹雳，龙蛇奋潜蟠。飏风何端倪，鼓荡巨浸澜。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旷宽。其后渐衰微，余袭犹未弹。我朝三四公，合力兴愤叹。幸时构明堂，愿为栌与栾。期琢宗庙器，愿备次玉玕。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行将三十载，衣披剧纤纨。后生喜成功，往往舞朱干。（《依韵和王平甫见寄》）
梅诗虽用“文章”一词，但据诗中“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提及在居洛阳时期他们的诗歌唱和，以及梅集中多诗歌少文赋的创作实践来看，“文章”一词应是指诗歌而言。前一首诗中，梅氏认为韩愈才力雄厚，在诗人众多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扫掩众说”，并且吸引汇聚张籍、卢仝、孟郊等诗风颇具个性的诗人，后一首诗中“近世无如韩”一句体现出梅氏对时代诗坛的审视。
“其后渐衰微，余袭犹未弹”，其中“弹”应是“殚”之讹误，夏敬观亦持此观点。刘向《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其中“殚”即“尽”，而“叹”又恰与该诗句后一联中“合力兴愤叹”之“叹”前后相承，刘向诗有助于对梅氏这两句诗的解读。韩愈于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长庆四年（824）病逝，由此可见，在尧臣看来，从贞元八年（792）到《依韵和王平甫见寄》一诗的作年——至和三年（1056），这二百六十余年间，韩愈的诗歌是最能革除诗坛浮浇风气的。
据唐宋时期诗歌发展历程来看，从贞元八年（792）到至和三年（1056）这段时期内，古典诗歌经历了韩孟的险怪、元白的浅俗讽谕、李贺与贾岛的苦吟凄艳、小李杜的隐晦缠绵、五代的褊狭卑弱，以及宋初三体诗派对唐代诗学典范的亦步亦趋，展现出风格各异、多线流变的状态，但是梅氏单单拈出韩愈来，揄扬其诗歌“革浮浇”之功绩，其着眼点主要在于韩诗“健笔走霹雳，龙蛇奋潜蟠”的特点。
考唐诗诸篇，“健笔”一词多有出现，如“雄辞健笔皆若飞”（岑参《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子提健笔来，势若夸父谒”（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皆以“健笔”夸赞某位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且含有雄健风格之意。“霹雳”指雷霆或雷声，沈佺期《霹雳引》中比拟琴声似雷霆般“有如驱千旗，制五兵，截荒虺，斫长鲸”，想象霹雳般的琴声会引发虺与长鲸的波动，梅诗“龙蛇奋潜蟠”一句与之相类，以恢弘的想象描绘出龙蛇腾跃惊扰之状。“龙蛇奋潜蟠”按照句意变换句式，应为“龙奋潜蛇奋蟠”，用“潜龙”与“蟠蛇”意象，并依句律省字并调换语序。
“飏风何端倪，鼓荡巨浸澜”两句，夸饰霹雳之后的自然现象，并以之暗喻韩愈笔力之雄强，值得注意的是此联诗前后两句并不对仗，前句上二一二格，断句应为“飏风/何/端倪”,后句二二一格，断句应为“鼓荡/巨浸/澜”,“巨浸”一词指巨大的湖泽洋川，唐诗中多所提及，如“巨浸连空阔，危楼在杳冥”“巨浸吞湘醴，西风忽怒号”，均将“巨浸”二字连用。虽然该联诗在对仗上并未违背五言律诗的上二下三的正格句法 ，但是在对仗方面依然出现了差异与变化。
事实上，这首五言排律在用韵与对仗方面都表现出与律诗规范的有意背离，“文章革浮浇，近世无如韩”“我朝三四公，合力兴奋叹”等诗联，以赋法直接述说，两句作一意，不考虑对仗，显示出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用韵方面，该诗押寒韵，惟有“叹”字偶然出韵为十五翰韵。寒韵为平声韵，翰韵为仄声韵，二者声调不同。对近体诗来说，平仄韵不能通押，且不得通韵，仅首句可用邻韵，因此翰韵可算逸入旁韵，而宋代语音寒恒删山先仙元皆相近，寒韵当算作宽韵。诗用宽韵而出韵，似有值得深究之处，《六一诗话》曾记载欧、梅二人讨论韩愈诗用韵的问题：
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旁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坐客皆为之笑也。
欧阳修分析韩诗用宽韵而出韵的现象，认为这恰是“雄文大手”“工于用韵”的体现，乃韩愈有意为之，具有险奇的特色。欧自言曾与圣俞详论相关内容，梅氏也自然心领神会，在创作中有所借鉴，《依韵和王平甫见寄》一诗可为之佐证。而欧阳修上述言论，也透露出对韩诗“不可拘以常格”、戛戛独造的向慕，与圣俞“韩子于文章，所贵不相效”（《依韵和宣城张主簿见赠》）的认识颇有相通之处。“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旷宽”，显示出韩诗创作内容及风格的丰富多样，欧阳修《菱溪大石》“卢仝韩愈不在世，弹压百怪无雄文。争奇斗异各取胜，遂至荒诞无根源”，亦提及韩诗怪奇雄健的风格以及述写百怪的新奇内容。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尧臣上述两诗中对韩诗的认识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是韩愈复兴儒学正统地位的功绩，可与齐桓公“尊王攘夷”复兴周室以及仲尼“春秋笔法”寓意褒贬相提并论，其诗歌亦可矫正诗坛之“浮浇”弊病。二是韩诗具有生新独造之精神，以雄健怪奇的风格及内容在元和诗坛上“革浮浇”与“扫掩众说”。三是学习韩诗生新独造的精神，尧臣自觉表现出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句法与议论化、内容上多恢弘险怪的浪漫想象、对仗及用韵有悖近体诗正格等特点，体现出对韩诗的学习与仿效。
梅氏由韩诗在时代诗坛上“革浮浇”的功绩扩大至对元和诗坛的体认，认为“元和盛”。他在《答王补之书》中有言：
思二十年时所见文章，始去对偶，其用已焉乎哉，字之未能安，稍安则谓之能文，岂在识道理、要趋向耶？如足下今日之文，当其时可谓杰出矣。况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奥学，若曾子固、苏轼之徒，又不可拟议，是过于唐元和之人绝甚。元和，特韩退之耳。退之于今可以当吾永叔，其李翱、皇甫湜、柳子厚，未能当吾永叔之门人也。足下亦在其门人之列。仆生于是时，得遍识而遍观其进退道德，亦以乐也。又游于其间，为幸何如！虽智不迨，不敢退避，庶几附光渐润，期有闻于后世耳。
由上可知，尧臣对于“元和”的体认与韩愈有关，“元和，特韩退之耳”，认为韩愈独领元和一代诗坛之风尚，范仲淹亦称，“近则唐正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 。该书信中，梅氏提及嘉祐二年（1057）科第之景况，王补之及曾巩、苏轼皆于是年登第，据“今榜”之“今”字、“前日在欧阳永叔坐中”言及欧、梅同处一地，以及嘉祐四年（1059）举行下一次科举的史实可知，该书信应作于嘉祐二年（1057）或嘉祐三年（1058），与《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和《依韵和王平甫见寄》创作时间接近，对韩愈的评骘具有连贯性，可互参佐助。
上文有三处值得注意：一是透露出诗歌应尊奉儒学正统的观念，尧臣自愧前作“非纯儒之学”，赞赏王补之的创作“深厚诣道”“理意高远”，且于史学有所发明。二是尧臣因韩愈之文学成就肯定“元和”之诗歌史地位，且仅推赏韩愈及其门人。梅氏对“元和”诗坛的体认，在晚清宋诗派“三元”（开元、元和、元祐）与“三关”（元嘉、元和、元祐）两说中发展至成熟，两说“都以元和诗歌作为古今诗风转变的一个中枢” 。梅氏体认到韩愈所代表的“元和”诗坛的转变，且又处于“元祐”时期苏、黄诸人之稍前，考察其诗歌观念亦有助于探索“元和”至“元祐”的诗歌转变历程。三是表现出跻身欧阳修领导的诗歌群体的自觉与自乐。
在陈说“元和”诗坛之转变之外，梅氏亦对宋初至中叶的诗坛有所审视，“我朝三四公，合力兴愤叹”“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提及谢绛等人的诗歌创作。嘉祐三年（1058），梅氏有《依韵和答王安之因石榴诗见赠》，“谢公主盟文变古，欧阳大才何可涯”，推谢绛为洛阳交游唱和群体之盟主。同年，梅诗《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及嘉祐四年（1059）《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又言及“主盟”的问题：
好论古今诗，品藻笑锺嵘。欲扫李杜坛，未审谁主盟。（《次韵答黄介夫七十韵》）
君尝谓我性嗜酒，又复谓我耽于诗。一日不饮情颇恶，一日不吟无所为。酒能销忧忘富贵，诗欲主盟张鼓旗。百觚孔圣不可拟，白眼步兵吾久师。（《缙叔以诗遗酒次其韵》）
“欲扫李杜坛”“诗欲主盟张鼓旗”，显示出尧臣专力作诗的期望与志向，但这里的“诗坛”与“主盟”只是对诗歌创作实践的肯定，并蕴含有推赏其诗歌的因素，或者“所谓‘诗坛’往往与具体诗会有关” ，而不是对时代诗坛或者文坛的统筹客观考量，梅氏赞赏谢绛“主盟”亦是此意。
宋代文人自觉结盟的意识在此有所投射，在诗歌唱和及交往中“试图通过登坛拜将、推戴盟主的比喻，来暗示诗界阵营的建立、诗歌风格的传承以及诗人地位的确认” ，有时可能只是以示恭维的程式性应酬。除了诗坛、文坛，书法领域亦有“主盟”一说，欧阳修曾称“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 。梅氏的诗友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诗文成就、以及提携后进等品行节操，逐渐成长为北宋中叶的文坛领袖，“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
由上观之，梅尧臣在倾慕韩愈主盟元和文坛、复兴古道，以及独造生新的同时，将欧阳修与韩愈相提并论，实则流露出对欧阳修主盟文坛、复兴儒学道统，以及革新诗文的赞同与响应。梅尧臣有拟韩诗之作，诗歌中亦多有提及，在诗歌用韵、句法、题材、风格，以及以文为诗方面于韩愈多有流承追踵之痕迹，学界已有诸多述评。本文意在补充分析梅尧臣本人的态度，他在研读前贤，以及与诗友琢磨的过程中，对韩愈本人及其诗歌创作的认识逐渐深化，在诗作中盛赞韩愈，特别推赏其生新独造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也是梅氏诗歌的重要特色，直接推动了北宋中叶诗歌革新以及宋调的逐渐定型，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唐宋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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