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高宗为政十五：上官仪伏诛与于志宁病逝

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冬十月初六（庚辰），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要求朝廷对镇守百济的将士政策有所更改。当唐高宗李治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去换防时，他又主动要求继续留下镇守海东。

当初，皇后武则天能屈能伸，也能忍辱负重地顺从唐高宗的意思，所以唐高宗力排众议立她为后。当武后得志后，专门作威作福。唐高宗想有所作为时，动不动就被武后限制，因此他不胜愤慨。有个叫敦行真的道士，出入宫廷禁中，曾为武后做些厌胜之类的巫术。宦官王伏胜告发了他。唐高宗非常愤怒，秘密召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和他商议对策。上官仪因此建议道：“皇后专横任恣，全国百姓都不赞同。请陛下废了她。”唐高宗十分认同，当即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书。

唐高宗身边侍从匆忙跑去密报武后，武后当即到唐高宗那里为自己申诉。诏书的草稿还在唐高宗那里，唐高宗羞涩退缩，也不忍心，因此重新跟当初一样对待武后。又怕武后怨恨愤怒，唐高宗便骗她说：“我最初并没这打算，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上官仪早先担任陈王谘议，和王伏胜一道事奉前太子李忠。武后于是让许敬宗诬告上官仪和王伏胜一道与李忠密谋篡逆。十二月十三（丙戌），上官仪被关进监狱，和他儿子上官庭芝以及王伏胜全被处死，家室也被籍没。

上官仪本是陕州陕县人。他父亲上官弘曾任隋朝江都宫副监，所以家在江都。隋炀帝大业末年，上官弘被将军陈棱所杀，上官仪那时年幼，藏匿了起来，才幸免遇难。因此他私自遁入沙门，钻研佛法释典，尤其精通《三论》，兼涉猎经史，很会写文章。贞观初年，杨仁恭担任都督，对他十分以礼相待。上官仪后来举进士。唐太宗听说他的名字，便召他来授为弘文馆直学士，经过累迁出任秘书郎。当时唐太宗很喜欢文章辞赋，总是请上官仪他看他的文稿，又经常让他作和。凡是朝廷举行宴会，上官仪总会参与。不久他又参预撰写《晋书》。书成后，他转为起居郎，加了级别，还赐给布帛。唐高宗即位后，他升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662），他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仍然兼任弘文馆学士。上官仪本来以词赋文彩自诩，还工于五言诗，喜欢绮错婉媚（即文辞华丽），并因此形成他独特的风格。上官仪显贵之后，当时很多文人都开始仿效他的文风体裁，时人称为上官体。上官仪也比较恃才仗势，所以被同时代人所嫉恨。

上官庭芝有个女儿（即上官婉儿），唐中宗时成为昭容，总是侍奉唐中宗起草制诰，因此鼓动唐中宗追赠上官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追赠上官庭芝为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唐中宗还令人以礼将他们改葬。这是后话。

十二月十五（戊子），唐高宗赐前太子李忠在流放地自尽。右相刘祥道因为和上官仪关系密切，被罢免了政事，改任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被流放的朝臣很多，都是因为平时和上官仪来往密切的缘故。

从此以后，唐高宗每次听政，武后总要垂帘坐在后头，政事无论大小，她都要参与。天下的大权，因此全归中宫，贬黜提拔、生杀予夺，也全由她决定，天子只不过拱手而已，朝廷内外都称武后为二圣。

同时，朝廷任命太子右中护兼检校（代理）西台侍郎乐彦玮和西台侍郎孙处约为同东西台三品。

这年冬天长安不下雪。

麟德二年即公元665年春正月二十四（丁卯），吐蕃派使者入朝参见，请求恢复和吐谷浑和亲，并请求得到赤水地让他们畜牧。唐高宗没答应。

二月初十（壬午），唐高宗的御驾离开京师前往东都，并于二月二十五（丁酉）抵达合璧宫。二月二十八（庚子，《旧唐书》作戊子，疑有误），唐高宗亲自过问雍、洛二州以及朝廷各司的囚犯。

唐高宗谈到隋炀帝时，跟侍臣们说：“炀帝拒谏而败亡，朕常引以为戒，虚心求谏。然而竟然没有什么人进谏，这是什么原因？”李世勣说：“陛下做的事无不尽善尽美，群臣没什么好谏。”

三月十二（甲寅），朝廷任命兼司戎太常伯永安郡公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姜恪是姜宝谊的儿子。三月二十二（甲子），因为可能要到泰山封禅，朝廷暂停选拔官员。

三月二十九（辛未），东都的乾元殿落成。次日即闰三月初一（壬申），日食，唐高宗的御驾抵达东都。

这期间，疏勒和弓月部落引来吐蕃人入侵于阗。唐高宗下敕令派西州都督崔知辩和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带兵去救于阗。

夏四月初五（丙午），朝廷特赦桂、广、黔三都督府管辖下死罪以上的囚犯。四月二十五（丙寅），朝廷在邙山南面举行演习，唐高宗登上城北门楼观看。四月二十七（戊辰），朝廷任命左侍极嘉兴县子陆敦信为检校（代理）右相，停止了他代理大司成的职责；同时罢免了西台侍郎孙处约和太子右中护兼检校（代理）西台侍郎乐彦玮参知政事，即宰相职责。

秘阁郎中李淳风因为傅仁均的《戊寅历》推算天文和历法的误差逐渐增大，于是在刘焯的《皇级历》基础上加以增删，另外撰写了《麟德历》。五月二十（辛卯），朝廷颁布施行新历。同时，朝廷任命司空英国公李世勣，少师高阳郡公许敬宗，右相嘉兴县子陆敦信，左相钜鹿男窦德玄为检校（代理）封禅使。

六月，鄜州发大水，损坏了城邑。

秋七月十九（己丑），唐太宗弟弟兖州都督邓康王李元裕去世。

朝廷命令熊津都尉扶馀隆和新罗王金法敏释去旧日的怨仇。八月十三（壬子），双方在熊津城结盟。刘仁轨带着新罗、百济、耽罗、倭国的使者跨海西还，准备和唐高宗在泰山会合，参与岱宗的封禅。高丽也派太子高福男来参与封禅。

冬十月十五（癸丑），皇后上表称：“根据封禅原来的礼仪，祭皇地祗（即后土）时，由太后昭（太庙祭祀的昭穆排列，昭在左，穆在右）配，而让公卿执行祭祀事宜。这礼仪有所欠当。到那天，臣妾请求率领朝廷内外命妇奠献。”唐高宗下诏说：“封禅社首山时，以皇后为亚献（第二），越国太妃燕氏（唐高宗异母弟越王李贞母亲）为终献。”

十月二十（戊午），皇后正式请求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也上疏请求封禅。十月二十四（壬戌），朝廷下诏：“封禅祭坛所设的上帝和后土神位，先前用的是藁秸和陶匏等；现应改用茵褥和罍爵（估计是青铜酒爵，相对于早先的陶制品）。其他各项郊祀也应以此为准。”又说：“自今以后，郊庙享宴时，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阵之乐》。”

同一天，朝廷任命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为大司宪兼参知政事（入相）。

十月二十五（癸亥），高丽王高藏派他儿子高福男来上朝。

十月二十八（丙寅，其他史书作一天后的丁卯），唐高宗御驾离开东都。从驾的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过夜时的营寨帐幕满山遍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和乌长，各国的朝会使节，各自带领他们的部属扈从；他们的穹庐毳幕，牛羊驼马，一路都是。当时连年粮食丰收，米价每斗低至五钱，麦子和大豆价格低到都上不了市面。

十一月初八（丙子），御驾在原武过夜，并用二牲少牢去祭祀汉将纪信的墓，追赠他为骠骑大将军。十一月二十（戊子），御驾来到濮阳，太常伯窦德玄骑马随从。唐高宗问他：“濮阳称作帝丘，什么原因？”窦德玄答不上来。许敬宗自后跃马上前，答道：“从前颛顼（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之一）住在这里，所以也叫帝丘。”唐高宗称赞了他。许敬宗退下后跟人说：“大臣不能不学无术。我见到窦德玄答不上来，心里实在为他羞愧。”窦德玄得知后说：“人各有能与不能，我不勉强回答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我能的地方。”李世勣说：“许敬宗博学多识，当然很好。窦德玄的话也很有道理。”

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隋朝、唐朝都曾旌表他的门第。唐高宗经过寿张时，临幸他的宅第，问他能如此长久共居的原因，张公艺书写了一百多个“忍”字进献给唐高宗。唐高宗觉得很有道理，赐给他缣帛。

十一月二十二（庚寅），华州刺史燕国公于志宁去世。于志宁是雍州高陵人，北周太师燕文公于谨的曾孙。他父亲于宣道曾任隋朝内史舍人。于志宁在大业末年出任冠氏县长。当时崤山以东群盗并起，他只好弃官回归乡里。唐公李渊即将入关时，他率领一班随从在长春宫迎接。李渊因为他当时非常有名，所以对他十分礼遇，授他为银青光禄大夫。李世民担任渭北道行军元帅时，召他填补记室的空缺，与殷开山等人一道参赞军谋。李世民成为秦王和天策上将时，于志宁经累迁后出任天策府从事中郎，总是跟从秦王南征北战，并兼任文学馆学士。贞观三年（628），他经累迁升任中书侍郎。唐太宗曾请尊贵朝臣到内殿饮宴，因为没见到于志宁而感到奇怪。有人说：“敕令只召三品以上。于志宁不是三品，所以没来。”唐太宗特令他赴宴，当即加授他为散骑常侍，代行太子左庶子。他后来进封黎阳县公。

当时朝议要立七庙，以凉武昭王（李暠）为始祖。房玄龄等人都很赞成，只有于志宁独自认为，凉武昭王虽是远祖，但并非王业的成功跟他毫无关系，所以不能当作始祖。唐太宗又要封功臣为世袭刺史。于志宁觉得古今时代不同，这样做恐怕并非久安之道，因此上疏极力反对。唐太宗都赞同了于志宁的意见。唐太宗因此跟于志宁说：“古时候太子一出生，还抱在手里，就为他安置辅弼大臣。从前周成王很幼小时，周公和召公就成了他的师傅。他每天耳闻正道，习以成性。今天皇太子也很幼少，爱卿应当辅以正道，不要让歪门邪道侵蚀他的内心。你应当不懈其勉，胜任朕的委托。到时封赏自然不用说了。”于志宁因太子李承乾多次缺乏礼度，一心想加以匡救，便撰写了《谏苑》二十卷劝谕他。唐太宗非常高兴，赐给他黄金十斤、绢三百匹。贞观十四年，他兼任太子詹事，但翌年就因母亲病故丁忧解职。不久朝廷起复他的本官，但于志宁屡次上表请求完成他依礼的守丧期限。唐太宗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到他的宅第敦劝他说：“忠孝不能两全。朕的儿须人辅弼，爱卿应抑割自己的孝心，不能徇以私情。”于志宁只好回来就职。当时皇太子李承乾曾在农忙时节，大肆营造别墅密室，累月不止，所作所为也经常违法。于志宁上书谏道：

“臣听说提倡克俭节用，确实是弘扬正道的源泉；崇尚奢侈放纵，则是败坏道德的根本。所以凌云概日的高阁，遭致戎狄的讥笑；画栋雕梁的峻宇，《夏书》引以为戒。从前赵盾匡护晋国，吕望为师西周，或劝主上节省财力，或谏王室积累财富，莫不尽忠辅国，竭诚奉君，都想让辉煌的政绩流播于无穷，使英明的声誉散布于天下。他们制定的宽简政策，无不成为美谈。今天殿下居住的东宫，是隋朝时候营建的，看到的人还都嫌它过于奢侈，叹它太过华丽，怎想得到里面还在扩建，每天都在浪费钱财，不停地大兴土木，极尽刀斧之工和精磨之妙？况且民夫和工匠都是被籍没家室的官奴，近来对他们也没认真考察。这帮人要么兄长冒犯国章，要么小弟触犯王法。他们自由往来御苑，出入禁闱，身上带着钳凿，手里拿着槌杵。监门本来只是防止意外，宿卫也只是预备不虞，直长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千牛更见不到他们的行踪。爪牙在外，厮役在内，有司部门凭什么这么放心，臣下岂能不感到担忧？又有，郑、卫的音乐，古时候称作淫声。从前墨翟听说前面就是靡靡之音的朝歌，马上掉转车头回去；孔丘知道夷人要来夹谷盟会，当即挥剑痛斥齐侯。先圣都觉得不对的事，通贤也将认为是过失。近来听说东宫宫内，经常有鼓声和大乐，伎儿进去了就不肯出来。听到的人无不战战栗栗，提起的人也都胆战心惊。往年陛下给的口敕，还请殿下重新看看。圣旨殷勤，明诫恳切。关键在于殿下，不能不好好思量。至于微臣，不得不感到恐惧。臣自从侍奉殿下以来，已有些年头，犬马还懂得知恩，木石也能感恩，所有臣的一管之见，怎敢不肯尽言？如果殿下明鉴，体谅臣的一片丹诚，那么臣就有了生路；如果殿下指责臣忤逆旨意，那么臣就是个罪人。但是悦意迎合，臧孙把这比作疾病（见《左传》：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犯颜逆耳，《春秋》把那比作良药。还希望殿下停止工匠的劳作，取消民夫的劳役，杜绝郑、卫之音，斥退群小之辈。那么就三善（指臣事君，子事父，幼事长的三种道德规范）齐备，万国无事了。”

李承乾不听。他还在自己身边弄了很多宦官，于志宁再次上书谏道：

“臣听说尧称得上明察古事，主要的优点是能搜罗贤才；舜称得上耳聪目明，主要的长处是会除去恶人。开创朝代，施布良政，辨别四方，无不需要旌扬英贤，驱除不肖。治理乱世的根本，都在于此。何况阉宦之流，身体本就不全，还要控制东宫和皇上的宫闱，利用跟殿下亲近，树立自己的威权；依靠为朝廷传达，决定别人的祸福。从前易牙得到重用，齐国发生动乱；张让执掌权柄，汉室几乎倾亡。伊戾为诈，宋国深受其祸；赵高作奸，秦朝饱尝其弊。加上弘、石用事，京、贾则连首受诛；王、曹掌权，何、窦则接踵被戮。于是朝臣踮着脚跟做人，宰辅屏着气息上朝。迎合旨意拍马谄媚的，全家鸡犬升天；迕逆旨意正直敢言的，阖门祸及老少。到了高齐朝代，定都邺城，也饱受宦官的弊病。邓长颙位至侍中，陈德信爵隆开府。他们在外干预朝政，在内参与私宴。宗室成员还得靠他们的吹嘘，公卿重臣也得仰他们的鼻息。他们罪行超过山岳，却恶名不上刑书；他们功勋不及尘埃，却姓氏已刻钟鼎。他们富裕超过金穴，财富堪比铜山。所以齐国家家怨嗟，人人愤慨。骨鲠的人士，谏言不被听取；正直的大臣，劝谕必受喝斥。齐都的颠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如果他们能任用忠直的大臣，斥退奸佞的人士，占据赵、魏之地，拥有漳、滏之兵，修养德操，施行仁政，那么区区的宇文周室怎敢窥觎他们的版图！防微杜渐，正是古人之所以能远离灾祸的原因；以大喻小，正是先哲之所以能吸取教训的道理。还希望殿下的正道超过重离（太阳，也指太子），仁德光耀守器（也指太子），遵循远古的宪章，修行祖先的著述，让良好的声誉和名声远扬天下。臣私下见到殿下身边的一色阉宦，根本不懂皇上的心意；有的轻忽高官，凌辱贵臣，于是品命失序，纲纪不立。他们还取笑通方之人，讥讽有识之士。然而他们在内宫本来的职责，只是在门外为朝廷各部通报传达，只能在阶闼供奉而已。今天他们却往来阁内，出入宫中，连路人看到都感到奇怪。还希望殿下亲近君子，屏黜小人；于上让陛下圣心满意，于下让朝臣不失所望。”

李承乾看了上书后很不高兴。李承乾曾随意驱使司驭寺的官吏，还不许他们轮班。他又私下请突厥的达哥支进入宫内。于志宁上书谏道：

“臣听说上天极高，日月增光它的仁德；明君至圣，辅佐赞助他的功勋。所以周成王升为储君，得到毛叔和郑毕公的匡护；汉惠帝成为太子，也得益于夏黄公和绮里季。姬旦鞭打儿子伯禽（间接训导周成王），贾生陈事主上文帝（贾谊多次进谏）；他们都是殷勤于政事，恳诚于君主的正人君子。当年邓禹是东汉名臣，因而肩负开导太子的重任；疏受是西汉的宿望，为此成为辅导储君的高官。历代贤君，莫不注重教育太子的原因，正是因为他地位处于主上的后嗣，朝廷的副君。太子优秀，那么天下无不沾受他的恩惠；太子恶劣，那么海内全将遭受他的祸害。近来听说仆寺、司驭，直到驾士、兽医各个部门，自初春以来，直到晚夏，经常受到殿下的役使，还不许他们轮班。有的家有尊亲，因而导致缺乏温情；有的室有幼弱，因而导致无法抚养。春季的征役让人家耽误了耕垦，夏季的劳作又妨碍了人家的播殖。殿下做事缺乏爱心，恐怕因此招致嗟怨。况且突厥的达哥支等人，人面兽心，岂能以礼教和仁信期待他们？他们心里不知道忠孝，口里不辨别是非，亲近他们则有损于殿下的名声，宠幸他们则无益于殿下的盛德。请他们进入楼阁，人人都感到惊骇，哪里只是愚昧的微臣，独自觉得不安？臣下是殿下的股肱，殿下是臣下的君父，君父以存抚为本务，股肱以匡救为职责。所以苦口之药用以保存自身，逆耳之言用以安稳高位。古人树立诽谤之木，寻求自己的过失；悬挂敢谏之鼓，思考自身的过错。因此从谏如流的君主，皇运都会昌盛；刚愎拒谏的帝王，洪业无不坠落。”

李承乾勃然大怒，暗中派刺客张师政和纥干承基去暗杀他。他俩潜入他的府第，见到于志宁睡在服丧的小茅庐里，最终不忍心下手。当李承乾失败被废时，朝廷立案调查，结果发现了于志宁苦口婆心劝谏的事。唐太宗跟于志宁说：“朕知道于公多次规谏，这些事是无法隐瞒的。”因此对于志宁深加勉励和慰劳。右庶子令狐德棻等因为没有谏书，都受到贬责。当李治成为皇太子后，唐太宗又授任于志宁为太子左庶子。他没多久又升迁侍中。永徽元年（650），他加授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并于翌年监修国史。当时洛阳人李弘泰因为诬告太尉长孙无忌，朝廷下诏不用等到秋季，立即将他斩决。于志宁上疏谏道：

“陛下爱惜功臣，恩待外戚，所以看到长孙无忌横遭诬告，事情又都是无中生有，所以想立即杀了诬告之人，明确赏罚，一方面用以杜绝诬告之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安慰勋戚之心。如果所告是真实的，那么长孙无忌便有家破人亡的大罪。如今所告是妄为，所以李弘泰应当及时处斩。真要犯了所告的罪，那是等同篡逆；而诬告之类的罪，罪仅及身而不株连家人。根据罪行的大小，李弘泰明明并非叛逆，如果要依据法律，应当等到秋分行刑。现在正值阳和季节，万物生育，而破例施行刑罚。这算是伤了春天的和气。臣私下引用《左传》声子的说法：‘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这是顺应天时。又有，《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无杀孩虫。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还有，根据《汉书》，董仲舒曾说：‘王者想有所作为，应当从天道寻求开端。天道的关键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可见，天道重德而不重刑。’陛下继承大统，登上御极，应当追寻连、胥的绝轨，重蹈轩、顼的良规；举动应当顺应天时，刑罚必须依据律令。这样阴阳才会顺序，景宿不会偏差，天气也会风调雨顺，水灾旱灾也将消失。现在正是音声和谐，青阳应期的时节，正当万物生长的时辰，真不该在这时下达肃杀的命令。还希望陛下暂时收回圣命，体察古人的言语。臣的谏言如果承蒙陛下垂纳，那么生灵将无比幸运。”

上疏奏了后，唐高宗听从了。当时，衡山公主想出嫁给长孙氏，朝议认为那时已经公除（朝廷解除服丧），婚嫁符合礼仪。于志宁上疏反对说：

“臣听说明君驾驭海内，应当等待直言献替的臣属；圣主君临天下，必须依靠可以托付的僚佐。所以尧寻访四岳，天下无不景仰王化；舜任用五臣，海内全都普受懿德。左面有记言的史臣，右边有记事的史官，事情不论大小全被书写，行为不管善恶，一律记载。史书记录了为政的教训，也记载了人伦的褒贬，成为万古的规范，作为千载的借鉴。近来见到衡山公主出嫁，想在今年秋季举行婚礼。臣私下研究了《礼记》，有这样的话：‘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根据郑玄的注释：‘有故，谓遭丧也。’所以臣知道服丧必须三年。《春秋》说：‘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注释说：‘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这些都是史书具体记载的，是非一目了然。陛下可以自己决断，不必再等到向臣下询问。朝廷有人议论说：‘准制，公除之后，须并从吉。’这是汉文帝为天下百姓考虑而创制的礼仪。至于公主，服的是最重的斩縗。即使服丧可以跟随惯例公除，但感情却不能跟随惯例改变。悲伤在内心，却照样成婚，这不但违背礼经，在人情上也说不过去。还希望陛下既然继承了宝位，君临万方，理应继承伏羲和轩辕的美德，看齐成汤和大禹的仁义，弘扬仁孝的时光，敦崇名教的春秋。这事办起来即使痛苦困难，也必须压抑而遵守礼法，何况其实十分容易，为什么要违背礼法而受到讥讽？这道理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并非只是愚臣的说法。还希望陛下遵从高宗（指唐高祖，唐高宗死后才有高宗的庙号）良好的轨道，依照孝文（估计指非常重礼的魏孝文帝）的权制，这样国家在礼法上就没有亏欠，公主在情礼上也说得过去。”

唐高宗于是下诏，让公主等到三年服丧完毕后再成婚。同年，于志宁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三年，他以本官兼任太子少师。显庆元年（656），他升任太子太傅。于志宁曾与右仆射张行成和中书令高季辅都得到朝廷赐地。于志宁上奏说：“臣居住在关内，世代袭取荣禄，魏周以来，基业从未间断。张行成他们刚开始营建庄宅，田园很少，而臣却有多余，所以臣请求私下相让。”唐高宗很嘉许他的美意，便将赐给他的地分赐给张行成和高季辅。显庆四年，他上表请求致仕（退休），朝廷听任他解除尚书左仆射的职位，拜他为太子太师，仍然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将要废黜王皇后为庶人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执意不从，而李世勣和许敬宗私下鼓励唐高宗这么做，只有于志宁没说话。当许敬宗构织长孙无忌的诏狱时，趁机诬陷于志宁和长孙无忌朋党，他因此免职，不久被贬为荣州刺史。麟德元年（664），经过多次调职后他出任华州刺史，但因年老请求致仕，朝廷也答应了。这年，于志宁在家病逝，终年七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幽州都督，谥号定。

于志宁喜爱宾客，引见接待，热情不倦，后进的文笔士人，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很多人也都依附于他。然而他不能有所荐举，所以舆论因此对他有些非议。他先后参与撰写了格式律令、《五经义疏》，以及修礼和修史，并因此得到不可胜计的赏赐。他留下文集二十卷。

十二月初九（丙午），唐高宗的御驾来到齐州，逗留了十日。十二月十九（丙辰），他离开灵岩顿，到了泰山下，有司部门在山南修筑圆坛，在山上修筑登封坛，并在社首山上修筑降禅方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