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无城”，最早的文化自信

■记者 栾吟之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上古时期，城市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从考古学视角该如何理解“城市”的缘起？为什么说城市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早期城邑“大都无城”这一文化现象，为什么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对当代城市实现美好愿景又有何借鉴意义？

“考古就像侦探探案，用支离破碎的线索通过推理尽可能复原历史真实，我们可能无法完全复原历史，但要怀有迫近真相的执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这样说。

许宏曾于1999年至2019年主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他在新书《踏墟寻城》中，条分缕析古代墟与城的况貌，从中权衡、思考上古历史，揭示中国古代城邑、城市遗址的特质。

早期城市都是“权力中心”

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工程遗迹，包括宫庙基址、祭坛等礼仪性建筑

读书周刊：您是微博百万粉丝大V，大家都很关注您的作品。从2009年第一本面向公众的《最早的中国》到《踏墟寻城》，您已出版6本“大众学术”书，并把它们称为“小书”。印象中考古学者写的多是“鸿篇巨作”，您为何唯独偏爱“小书”？

许宏：《踏墟寻城》是我的第一本专题性自选集，所选文章集中于我的主业——中国早期城市考古。至于书名，应该是已出版“小书”中最有文学色彩的，但它又很确切，不同于当代地面以上的“寻城记”，而是通过对古代遗墟的发掘来“寻城”。

我曾在2014年领衔主编了浓缩一系列重要发现的二里头考古报告，一共有五卷本。整个团队发掘了七年多，又整理编写了七年多，使这套报告成为迄今为止中国遗址类考古报告中体量最大的一部。但也有人“诟病”说：“你们考古人挖了半天，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天书，大家还是看不懂。”如果说考古报告像“文言文”，那么我这个曾怀有文学梦的考古人，希望把它变成大家都能读懂的“白话文”，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语言转换，把要讲的故事讲明白、把要说的话说明白，这就是我出版“小书”的初衷。

读书周刊：您用深入浅出的笔法，从考古发现的视角阐释了城市概念和起源问题，学界对此向来有不同看法。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古代“聚落”“城”和“城市”？

许宏：上古时期，城市这个概念非常复杂。相对而言，现在的城市，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要讲缘起，这就是考古学的难点。

先说“聚落”，在考古学界，聚落指的是“人聚居的地方”，它对应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邑”，包含城市和农村两种主要居住形态，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居形态。从具体的考古现象出发，如果聚落里有宫庙建筑、礼仪性建筑等，我们就可以判断它们已经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而从手工业作坊、金属器、武器等，可以推断产业分工和阶层分化，说明居民成分复杂化。

再说“城”，它是指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区隔或防御性圈围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这种圈围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之险形成的防御系统。因而城邑遗址，就是指拥有圈围设施的聚落遗址。

城市并不是“城”和“市”的简单组合，春秋以前，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是一种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作为国家及其分支机构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中国的初期城市既可以无“城”，也不必一定有“市”，它并不是商业发达的后果和动因，也不具备贸易中心的性质，直到秦汉乃至更后的中国古代城市，都首先是作为政治中心存在的。有国外学者提炼的概念我觉得很在理，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非自给自足的社会，也就是外部依赖型的社会。如果自给自足的话就是村落，但城市必须靠着其他聚落才能存在。

读书周刊：与原始村落相比，中国早期城市具有哪些特征？

许宏：首先，中国早期城市作为国家及其分支机构的权力中心而出现，具有一定地域内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职能；贵族与王者作为权力的象征产生于其中，在考古学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建筑工程遗迹，包括宫庙基址、祭坛等礼仪性建筑，还有城垣和壕等等；其二，中国早期城市因社会阶层分化和产业分工而具有居民构成复杂化的特征，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使城市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自给自足的社会。同时，政治性城市的特点和商业贸易欠发达，又使城市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聚敛中心和消费中心；其三，人口相对集中，但处于城乡分化不甚鲜明的初始阶段的城市，其人口的密集程度不构成判别城市与否的绝对指标。

世界各区域早期文明史研究表明，从农业文化中诞生的第一批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权力中心，可称为“王权城市”或都邑。中国的情形更是如此，“政治性城市”是贯穿整个古代史的主流城市形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早期城市（都邑）就是人口相对集中、居民成分复杂的国家权力中心。城市的政治、军事职能一直占主导地位，经济职能则不断增强，这是贯穿先秦城市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完全脱离了政治军事中心、单纯的工商业都市在先秦乃至秦汉时代尚未出现。

读书周刊：您还提出一个论断，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

许宏：人类社会在进入社会复杂化或曰文明化阶段，真正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社会与文化发展标志物的，都是居于当时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塔尖的高级聚落形态——中心聚落或城市（都邑）。城市（都邑）自身的发达与复杂程度，和以其为中心的区域总体聚落层级结构，决定了所处时代的性质。

诚如我的老师、考古学家徐苹芳指出，文明要素，可以先后出现在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中，但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生必须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文化里。更具体地说，就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地点、一个遗址里，这是最清楚不过的文明社会的产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的观点是，只有文明诸重要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在同一时间段、同一地理区域内均以较高发展水准汇聚为一体，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即体现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时段中，才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说该社会已进入文明阶段。集中了文明诸重要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的聚落，就是城市（都邑），所以我认为城市的出现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出现是同步的。

二里头开启“大都无城”

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是主流；春秋战国时代，防御性城郭兴于乱世；秦至东汉时代，则开启了“大都无城”新阶段

读书周刊：您通过几十年的田野考古“摸爬滚打”，提出二里头时代（约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到汉代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中国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态是“大都无城”。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一种颠覆，因为那段时期正是典型的华夏族群的上升阶段，“大都无城” 体现了最早的文化自信。我们该如何定义和理解这一文化现象？

许宏：我梳理中国古代都城布局演变的一个最大心得，是发现了早期都邑“大都无城”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外郭城，且疏于设防。

城市的发展与社会和国家形态的发展密切相关，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林立的各类围子，到二里头出现前夕，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位于现在郑州新密市的新砦大邑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反而仅有环壕相围。对外防御设施减少，但聚落里的功能区分开始加强，这便是“大都”的形态。越注重防御，说明这个时代越不安定。防御最突出的是龙山时代，其次是春秋战国时代，越是国力强盛的时代越没有各类围子。

读书周刊：二里头时期，人们都往都邑中心去了，其他地方地广人稀，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典范吗？

许宏：二里头位于中原腹地，属于河南洛阳偃师区境内的一处大型都邑遗址，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都邑，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具有明确的城市规划。

至少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始，二里头都邑的规模已达300万平方米，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中心区先后出现了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主干道等重要遗存。但在我们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二里头时代的设防聚落一改龙山时代“城垣辅以宽壕”的传统，在聚落内部流行窄环壕以明确功能分区、聚落外围则流行宽环壕，可以据此推断，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许是二里头时代居民选择多开挖环壕而少筑造城墙的原因。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联的血亲集团组成。所以说，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

读书周刊：您在书中梳理出几个阶段，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是主流，春秋战国时代——防御性城郭兴于乱世，秦至东汉时代——开启“大都无城”的新阶段，此后还有“后大都无城时代”。

许宏：从二里头都邑开始，到安阳殷墟，再到整个西周时期的三大都邑丰镐、周原和洛邑，统统都是“大都无城”的状态。很有可能《逸周书·作雒解》中所谓“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的“郛”并非指城郭，而是周围的自然山川，贯彻的是因形就势、师法自然的营国策略。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纷争，一时筑城以自保，但到了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早期帝国之都又是大都无城，形成庞大的首都圈，彰显出巍巍帝都的宏大气势。而从三国时期曹魏的邺城和洛阳城开始，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就都是城郭齐备了，此外还有纵贯整个都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度，这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特质，与此前“大都无城”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

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实用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现象。其一，自二里头至曹魏都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有一定关联，也因为这类“移民城市”居民成分复杂化，甚至受当时“天下”“宇内”等思想影响；其二，只有二里岗时代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两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共性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其三，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其四，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读书周刊：再往后的“新大都无城时代”，似乎距离我们更近、更具有研究借鉴的价值。

许宏：是的，北京城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上海也从清代的小城圈到现在变成了完全的“大都无城”——国际化大都城。很多时候，我们研究的对象离我们并不远。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墙的或有或无伴随着整个城市演变的过程，“大都无城”是其中一个波澜壮阔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整个世界又变成了一个新的大都无城时代，这有利于我们考虑城市的本质问题。

“师法自然”营城理念有智慧

汲取古代智慧，能让当代城市打开天际线，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美好愿景

读书周刊：无论是中国早期城邑的起源，还是“大都无城”时代的城市选址和营建，都在自然山水、人文环境等方面体现了古人的独特思想和智慧。

许宏：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的城邑都是因地制宜、师法自然的产物。江南水乡水网密布，多见“水城”，这类城邑以壕为主、城壕并重，开挖很深很宽的壕便于行船和行洪防水，多见水门，但这类城大多不能防人，可以看作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水城的典范是长江下游的浙江杭州良渚古城，古城内外河道纵横，构成发达的水路交通体系与临水而居的居住模式。此外，众多水门、陆门等缺口的存在，似乎暗寓城墙的区隔功能远远大于防御功能，各个方向的城墙上几乎都能看到可能是宗教祭祀中心的莫角山土台，城墙又可能兼具“观礼台”作用，与中原等区域城址相比极为特殊。

中原左近的黄土地带盛行夯土筑城，这里最早发明了版筑技术，建造“土城”。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各地城邑大量出现，恰值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征服与掠夺性战争频起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城防设施多是战争冲突和社会分化的产物。比如嵩山东南的豫中地区，共发现超过300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错落分布着超过20处大中型聚落，应是各小区域的中心聚落。这些中心聚落中又有6处是垣壕聚落或环壕聚落，所有中心聚落都位于河流附近。

再向北的晋陕高原至河套地带以石砌墙，形成“石城”。考古发现，到了龙山时代偏晚阶段，偏北的内蒙古中南部定居农耕文化聚落群消失，农业文化南退到了鄂尔多斯及陕北地区，这一带聚落遗址的数量明显增多，修建了众多防御性石城，其中不乏地处峭壁陡立，地势险要之处的城址，多利用深沟断崖和石墙构成封闭的防御体系。这种南北此消彼长的变化，很可能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趋于干冷导致局部环境恶化、资源竞争加剧、人群大规模迁徙有关。规模最大的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始建于龙山时代中期或略晚，毁弃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是一处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在北方文化圈中应占有核心地位，但逾百万至四百余万平方米规模的内、外城圈围区域内，沟壑纵横、地势崎岖，有些区域显然并不适于居住生活，其具体功能用途究竟为何，是否用于畜牧或其他活动，均有待进一步探究。

读书周刊：我们能否借鉴和运用中国传统山水人文智慧，让当代城市也能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美好愿景？

许宏：随着帝制退出历史舞台，无邑不城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也被全球化浪潮所裹挟，进入了建基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新“大都无城”的时代。这是真正摆脱了高耸、封闭、压抑的城墙的阻隔与束缚，打开天际线，能让当代城市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美好愿景的时代。既往城市布局上政治礼制的束缚不断被打破，以人为本的理念得以落实，这是我们的美好希冀。

综观中国古代尤其是其早期建筑，是以土木建筑为主的，与砖石建筑及后世光怪陆离的建筑相比，难以提升建筑高度、易损易毁是显见的不足，在佛塔出现之前罕有高层建筑。但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城市的景观很接地气，城市与自然浑然一体，而少有违和感。《管子》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城市应是镶嵌在大自然这匹锦缎上的明珠。无度地破坏自然生态、无序地处理人地关系，终将褫夺城市的宜居性，走向美好愿景的反面。历史经验与教训并存，应时时引以为戒。

科技发展为考古插上翅膀

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使我们可以从有限的发掘面积中获取更多信息

读书周刊：我们在探讨古代城市的过程中，越来越不可忽视科学技术对于遗址发掘的帮助，科技的发展对考古有何深远意义？

许宏：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考古学插上了翅膀。说起来，号称“文科中的理工科”的考古学，本就是科技发展的产物。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使我们可以从有限的发掘面积中获取更多信息。

就拿考古人接触最多的“土”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期，作为山东大学教师，我刚从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结业，在发掘中给学生上田野考古课。那时传达的理念和做法是，发掘区内，除了土什么都要，意思是，重视采集一切可能的人工制品，只有没用的土可以不采集。而新世纪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我们已开始在植物考古学家的指导下，对以往熟视无睹的土加以“浮选”——将土样放入水中以便使较轻的碳化植物遗骸浮出，结果获取了丰富的信息：二里头都邑的农作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不同的种类，可以说是五谷齐备。

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多学科整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限，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做点前瞻的话，我期待全方位一体化的“科际整合”，其途径应该是考古人背景的进一步复杂化。我们考古人当然应当继续恶补各科，扩展知识面，更盼望着新一代“一专多能”的考古人的崛起。考古人拓展视野、增强科技才能，参与多学科合作的研究人员也要“下田野”，从共同设计考古工作方案做起。可以相信，未来的考古学将会对人类文明史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事业等做出更大的贡献。

读书周刊：近年来关于考古学的热门话题层出不穷，河南卫视春晚《唐宫夜宴》让河南博物馆的唐代文物爆红网络、三星堆最新考古发掘成果通过新媒体传播为全社会所关注。对于全社会关注考古、大学生愿意报考考古专业的新趋势，您这位入行超过40年的老考古人怎么看？

许宏：考古这门“无用之学”逐渐“走红”，当然是件可喜的事，在我入行不久的三四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从中可以窥见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三星堆新发现通过全媒体向社会展示，包括我在内的考古人持续发声解读，起到了普及历史与考古知识，甚至纠偏祛魅的作用。而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但与此同时，考古娱乐化的倾向仍然存在，公众考古工作任重道远。

至于青年学生愿意报考考古专业，一些家长鼓励孩子学文史哲等“无用之学”，从求学择业上注重维持生计的“器”和“术”，开始关注人文领域的“道”，这是可喜的倾向。所谓文化软实力，由此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