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课题介绍
发布时间：2012-10-29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刘庆柱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课题的学术研究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目的：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考古学研究“古代都城”的最主要的目的是研究“古代国家”历史，通过古代国家的“物化载体”――“古代都城”研究古代文明形成、国家出现与其发展的历史。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在世界考古学范围内，探索、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大凡通过古代都城考古学去实施，，如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希腊与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考古学研究中，其古代都城考古学均被作为“重中之重”，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所取得的考古学成果，构建起中国考古学从史前时代进入历史时期、从史前聚落到“邦国”、从“邦国”到“王国”、从“王国”到“帝国”的历史发展基本架构，为从考古学认知“血政治”向“地缘政治”的变化，寻找到科学的“物化载体”。
本课题研究方法：采取以考古发现为研究基础，进行考古学、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政治学、哲学及相关自然科学技术等多学科结合方法进行。
本课题学术成果的主要内容、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成果主要内容：
本课题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下编是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上编按照历史编年顺序，分成夏、商、西周、东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的都城考古发现；下编按照古代都城相关考古学内容，分成古代都城考古史、古代都城与古代社会形态、古代都城与古代文明形成、古代都城城墙与门阙等基本要素、古代都城武库与市场及工商业、古代都城礼制建筑、古代都城苑囿、古代都城的个案研究等方面。
本课题的重要观点：
考古学一般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时期考古学”，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人类原始社会历史（无文字时代）与人类进入“文明”的有文字的“国家”形成以后的历史。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缩影，自然古代都城考古学属于“历史时期考古学”。“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本质的科学研究内容是古代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与发展。作为“国家”形成、出现与发展的集中物化载体的体现，就是“古代都城”。毋庸讳言，“古代都城”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最重要物化载体、最重要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古代国家”的最主要的物化载体。
世界考古学范围内，探索、研究古代国家历史，大凡通过古代都城考古学去实施，如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希腊与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考古学研究中，其古代都城考古学均被作为“重中之重”，古代都城考古学所取得的考古学成果，如西亚的乌尔城址、巴比伦城址、耶路撒冷古城遗址，地中海的迈锡尼城址、雅典古城遗址、罗马古城遗址、庞培城址，北非的埃及底比斯古城址及亚历山大古城址、迦太基城址，东亚的古都长安、洛阳、殷墟、奈良、庆州等古代城址，南亚次大陆的哈拉帕城址、摩亨佐达罗城址，中南美洲的特奧蒂瓦坎城址、帕伦克城址、马丘比丘城址、昌昌城址等，成为世界古代史文明史的象征。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其时空当然在“古代中国”的范围之内，即有了“国家”才有“都城”，它们二者之间应该是“同步”的。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的出现，以夏王朝最早，也就是说本课题的时代上限应为夏王朝。多学科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城址、新砦城址、王城岗城址，其时代均在夏王朝的历史编年范围之内。这些城址文化内涵的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不是“一般”的城址，而是应该属于“都邑”之类的遗存，也就是说可能是夏王朝的都城遗址，这是本课题以上述三处城址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起点”的原因之所在。
二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传统所说的夏王朝之前，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应该出现了比夏王朝更早的“国家”，它们可能与传统所说的“王国”有所不同，但是作为考古学研究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的“物化载体”，它们无疑昭示着我们的祖先已经在那个时期、那些地方走进了“文明社会”、迈入了“国家的门槛”，考古发现的距今4300-4100年左右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就是科学的佐证。因为陶寺城址的时代向下基本与历史编年学上的夏代相衔接，陶寺文化与夏文化的分布地域又接近，考虑陶寺城址与王城岗城址等（包括新砦城址、二里头城址）的紧密时空关系，本课题将陶寺城址作为“前夏王朝”时期的“都城”或“都邑”遗址。陶寺城址应该是“国家”的“都城”，不过是这个“国家”可能还不是“王国”，它应该是比“王国”更早一些的“邦国”。
长期以来在古代都城研究中，把究明都城（或城市）地望、形制、布局与建筑技术作为其主要学术研究内容。当然，这在古代都城史、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起步”阶段或前期，目，是学科发展过程中必要与必须的，还不能说是古代都城研究的终极目标。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一般来说，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考古学家研究都城，是力图通过古代都城这样一座集国家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活动、军事指挥于一体的历史活动平台，探索它们所折射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礼仪活动方面的重大历史，这应该是考古学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研究的学术定位。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我们力图使这一研究“透物见人”， 通过古代都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及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都城考古学的应用，使我们在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了解到更为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如：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可以通过“宗庙”与“宮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削彼涨。又如，西汉王朝都城一一汉长安城的宫城为未央宫，此外都城之内还有长乐宫、北宮、桂宮、明光宮等“亚宮城”，汉长安城中上述宫城与“亚宮城”并存的空间形式，实际上反映出西汉王朝的“二元政治”。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对此大多只是“描述”上述考古发现物化载体的“表象”变化，而历史文献对这些“表象”也是大多语焉不详。以上所述，反映了考古学透过都城遗址的“物质遗存”，解析、探索“人”及“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研究特点。
考古学所揭示的都城、内城、宫城、宫庙的分布位置、形制结构变化，实际上折射着国家政治、社会形态的重要变化。
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研究中涉及的“大城”（或称“外城”、“郭城”）与“小城”（或称“内城”、“宫城，，l、“郭城”、“内城”与“宫城”问题，“聚”、“邑”二“都”等问题，“建筑是凝固的历史”，由于中国古代都城、都邑是作为政治性物化载体而存在的，它们主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政治”集中体现，因此这些不同“类型”的古代“社会单元”，应该是不同社会形态的产物。就中国古代都城来看，一般来说，“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宮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内城”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当然，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载体，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变化，存在“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滞后于社会政治变化。如战国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的重大变化时期，但是秦汉帝国都城中的秦咸阳城、汉长安城、东汉雒阳城还是保留着“王国”时代的“双城制”都城形制，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表明，从“双城制”变为“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古代都城作为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其国家社会形态改变了，在都城布局形制上必然会有明显的物质文化变化反映，都城的“单城制”、“双城制”与“三城制”是其“集大成”的反映，而重要的“先期”反映，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宫殿与宗庙的布局形制变化上。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出现，从“邦国”、“王国”到“帝国”，它们集中体现在“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方面。“地缘政治”出现与“文明起源与形成”、“国家出现”可能是同步的，“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从“邦国”、“王国”到“帝国”时代是始终“共存”的两支主要社会“政治势力”，但是二者之间的历史发展变化说明，“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相比较，前者越来越强，后者越来越弱。宫殿与宗庙在古代都城中的布局形制变化，可以再现这种变化的历史。“宫殿”和“宗庙”是古代都城的“核心”建筑，“宫殿”与“宗庙”在都城布局上处于“并列”、“共存”于“宮城”之中时，应是“王国”时代重要标示。当“宫殿”与“宗庙”在都城的位置发生变化，“宮殿”与“宗庙”不再是二者“并列”于“宫城”之中，而是“宫殿”中的“大朝正殿”在宮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时候，“宗庙”被“移出”宮城之外（或都城之外），这时的“国家”已经是“皇权”（战国时代晚期的个别“王权”）至上的时代，也就是标示着“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到来。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的“大朝正殿”与“宗庙”位置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变化，而这种“物质文化”的变化，几乎与当时“社会政治”、“社会形态”变化是同步的。
本课题成果的学术创新：
A·中国古代都城作为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一般来说，它们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军事指挥中心。
B·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之于史前时代到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可以通过“宗庙”与“宫殿”在都城布局位置上的变化、各自建筑形制上的发展，折射出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此削彼涨。
C·西汉王朝都城一一汉长安城的宫城为未央宫，此外都城之内还有长乐宮、北宫、桂宮、明光宫等“亚宫城”，汉长安城中上述宫城与“亚宫城”并存的空间形式，实际上反映出西汉王朝的“二元政治”。
D·中国古代都城来看，一般来说，“单城制”的“城”的出现与“邦国”社会态是一致的，“双城制”的“郭城”与“宫城”的出现与“王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三城制”的“郭城”、“内城”与“宫城”的出现与“帝国”社会形态是一致的。
E·作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其物质文化与社会政治二者之间的历史变化，存在“时间差”，即物质文化变化一般滯后于社会政治变化。
F·中国古代都城的宫殿与宗庙布局形制变化，反映了国家“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的消长及社会形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