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钟用典漫谈

编者按：王鹤龄先生一直致力于诗钟传统文化的发展，不遗余力，呕心沥血。20世纪90年代末，其与北京几家诗社诗钟爱好者共同创办了《燕山钟韵》，虽该刊在刊印21期后于2004年1月停刊，但该刊为钟友提供彼此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其意义非比寻常。王鹤龄先生不仅参与诗钟创作，更为该刊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其间，王鹤龄先生著有《风雅的诗钟》一书。

2018年，王鹤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驾鹤西去，是为诗钟界的一大损失。众钟友闻知噩耗，无不扼腕叹息！今选先生所撰写一文，以纪念先生为发展诗钟而做出的贡献。

钟句的用典远多于诗句。这是因为诗钟的字数有限，对仗要求严格，还有为增加难度而设的题目，作者有时只好用典。用上前代知名的故事（包括诗文佳句和成语），就为作品带来丰富的寓意，以及原作的文采风韵。有时不用典故难以写成切题的作品。

前年（编者注：1997年）香港回归，北京有《香港·老虎》分咏一题，吴寿松先生作：

赤日重光干诺道；

威风扫尽景阳冈。

以香港一条知名的街道与景阳冈相对，能够十分切题，达到不可移易的程度；又加上“赤日重光”和“威风扫尽”的铺陈，成为立意十分鲜明的有风趣的作品。

同年，《红·叶》六唱一题，北京总工会老同志叶茂林作：

满怀幽愫流红怨；

十载相思题叶诗。

以“红叶题诗”典故为依托，能比完全白描表达出更深的情思。

现代诗钟佳句的用典是为了表达作品内容，不是炫奇斗博，为用典而用典。历代名家对于诗句用典，也都持此主张。在诗话、笔记中可以见到“诗之用事，不可勉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不填书塞典。满纸死气”。“用典要化开，如水中着盐，有味而无渣”。

近年各地佳作多半是“活用俗典”或全用白描写成。如《蝴蝶·春寒》分咏，北京青年诗社靳欣作品：

不寻晓梦忽迷处；

却立清风乍暖时。

活用“庄周晓梦迷蝴蝶”和“乍暖还寒时候”二语以流水对写成。前人可能认为这样的作品“轻易”，现代人会认为写得轻巧而切题，有美感。

福建吟友陈德金写《背·衣》六唱：

细雨驼诗驴背重；

浅春饷画蝶衣新。

活用典故，精雕细刻很见功力，读后感到有传统诗意而不死板。

典故也不是只有“隐用”才好。前几月作《空·天》一唱，天津安伯俞先生作品：

天涯芳草东坡句；

空谷佳人子美诗。

用了两个熟句，也点明了两位诗人，上下联情韵谐和，都讲美人，一说其多，一说其少，正好组成一联“反对”，也是举重若轻的佳作。

前人对于对偶诗联用典提出严格标准的，最先大概是王安石。在宋人诗话中，说他“法度甚严”，主张“经对经，史对史，释氏对释氏，道家事对道家事”。“用汉人语，只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在稍后的诗话中还有人议论过一句用典一句不用典的对偶句，以为“非律”。福建吟作折枝《嵌字体诗钟的正格》，形成一些“法式”，对于对偶句的用典，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如忌用相距过远的事物相对，强调“两句情事以相类为佳”，不许一句用典一句不用典，也是沿袭古代逐渐形成的法度，并非故意设立桎梏。其中男女人名不可相对一条，现在已很少有人遵守。前年作《中·秋》三唱，福建和北京都有人以中山与秋瑾相对，读了并没有不协调的感觉。清末北京传送《韩信·墨盒》分咏：

国土自真王自假；

兼金其外絮其中。

一句用典一句白描，不但切题，还从“表里不一”一点为二者找到了共同之处，写成一联“正对”。好几本诗话引录此作，表示赞许。对其他的禁忌我看也应如此，只要从现在人的感觉，认为读起来很顺适，并有很好的表现力，可不过多受其限制。

诗钟造句，根据用典与否大体上可分为典实和白描两派。由于诗钟要评比竞赛，作者为了入选，不免要随所在群体的好尚而写作，很快就形成各社各地的不同风格。于是有所谓粤派、闽派，前者重典实，后者重性灵，风格迥然不同。民国初年北京组成名为寒山社的诗钟大社，有各地人物荟萃其中，作品风格逐渐统一，归为粤派。民国十二年（1923）樊增祥在为该社写的一篇启事中说“同人谓作诗钟以不似诗句为佳。”例作如《诗·后》二唱之“元”卷，确无诗意。

歇后相惭骚首郑；

说诗人语解颐匡。

作者为寒山社主持人关赓麟。清代宋诗影响很大，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等主张，倡导了用典之风。粤派写诗钟，有如放手开展用典竞赛。“五四”之后，社会文化生活风气发生变化，粤派逐渐失去踪迹。

闽派的写作，到本世纪（编者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高峰。陈海瀛《希微室折枝史话》着重研讨了此期的作品。分一唱至七唱选了言志、抒情、写景等内容的105例佳作。其中只有海军元老萨镇冰一作据典成联，有几例是化用前人名句。其余都是白描，当然有些字也有其来历。作品重在情思性灵。钟嵘在《诗品》中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能说明闽派用典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