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乾昌 || 论道德与向亲不向理
朋友们大家好，公号今天推出我的文字,论道德与向亲不向理。还请大家批指。
中国人之于德国人的手握量杯做饭，正如北方人看南方人的论斤买白菜，在习惯了大板儿车一拉数十斤的北方人看来，南方人那不过是塞牙缝。这是文化的差异，无关孰优孰劣。
但今天说的不是白菜，而是由此体现的文化差异。量杯上既有刻度，便丝毫不能差的。不能差的不是刻度，而是准则。准则是什么？是人与科学达成的契约。契约精神渗透在骨子里的德国人，若没了这份精准，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把日子过到甘之如饴。非但德国，整个西方文明下，都信赖并信仰于契约精神。这是海洋文明的共同特征。由于习惯按契约办事，于是不论心而论迹。“迹”，就是事实，就是真理。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只承担事实的结果而非道德的审判。于是，西方没有“破鞋”的说法。就算当总统，守法第一，却不必因为职务的缘故承当天然的道德表率。克林顿出了拉链门，虽于德有亏，但若非法律判定他下台，还可以继续。因而他们不存在人设崩塌的问题，如此，大家反容易做真人。
但做真人的前提，是大家尊重共同认定的真理。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这就不像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说的无论对错，都不可反驳与质疑。老师是是权威，是伦理，权威与伦理代替真理。
我猜想，西哲思想的诞生大概与他们文明的演进方式有关。在希腊城邦，人们乘一条船出海，要保持一定航向，就得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任何一个人的错误行为都可能导致船倾人亡的结果。既然大家是一条船上的“贼”，彼此性命攸关，因而容不得谎言存在。这种分险共担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因而对真理与事实的守护也成了所有人必须恪守的底线。及至后来，出于对个体利益最大程度的维护，大家皆让度一部分私权，形成一种公权来代替所有人管理日常事务，就促成了国家。公权的存在是为保证私权，所以契约的签订必须保证透明与公开，这就需要规则作为保证，而规则务必精准，于是产生了对刻度的信仰与信赖。
怎样的文明样态诞生怎样的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而逻辑能力为后来的实证科学诞生奠定了基础。随着文艺复兴的发生与新技术革命，现代科学体系发端并兴盛于西方不是偶然。科学结论的得出是反复验证的结果，为了保证实验的精准，对刻度必然有严苛要求。由此看来，德国人的用量杯做饭，并非我们所以为的“刻板”，实际是他们科学思维惯性的体现。
科学思维依据首先是实事求是，是精准严密，而非不求甚解、大而化之。这就跟我们哲学思想的发端截然不同。我们先哲提出的观点多基于感受与经验，而缺乏逻辑论证。得出结论的过程多用感官上的经验与感性的类比。这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本源与本质的不同。
农耕文明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虽也有观察日影判断时间的方法，但到底不够精准。日升日落与月圆月缺。这种感官认识更易培养人的感性与诗意，而不是理性与逻辑。顺从天意的结果是发展出农历与节气，但终究还有余量，播种与收割早晚三五天不至影响根本。因而涵养出一种田园式的放达，对各方面影响深刻。体现在文学层面，对时间的表述，常见一盏茶或一顿饭的功夫这样的说法。而一盏茶或一顿饭所占有的时间，于不同人会有迥异的差别。但中国人以为不必深究，八九不离十就好，若太过考究反而显得死板。所以国人的不守时有着文化考量。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一家一户，独立生产，家庭内部分工是你耕田来我织布，生产与生活相对独立，只有抵御灾难或面临战争等极端情况时，才联合起来。因而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单元是血缘与伦理。若以父子叔伯到堂亲姑舅画一个圈儿，越近于圆心越亲，反之越远。鉴于生产生活实践，自己人当然向着自己人说话，于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就有“向亲不向理”的现象。毕竟在洪荒时代，理不能当饭吃，但亲人则可救你一命。依附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礼教就在所难免。亲缘的本质是伦理，伦理的本质是权威，权威体现于规则就是纲常。则无论父子还是君臣，纲常是大义。父子大义莫若孝，孝之首则为顺，不顺则不孝，推而广之为治国理念，便是以孝治天下，家国一理，国要的是顺民，于是便有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此便成了天然的正义。于是，封建王朝最注重的就是孝，孝则须顺，顺即生杀予夺全由我。可见封建皇帝的尊孝，看似是行仁义，实则维护封建秩序。当不孝不顺便大逆不道的观念深入人心，则顺父就是爱父，忠君就是爱国，造反就是无君无父。
而忠与爱皆是人的心理活动，所以有忠心与爱心。这就形成了“论心不论迹”。
什么叫“论心不论迹”？
一家养育了两个孩子，成年后分家，一个家境殷实，另一个家境贫寒。若去探视父母，则礼必有厚薄。于是孝心就可能存在被物化的可能，于贫者不公。于是为关照起见，便论心不论迹，心诚即可，无需以物照人。但心诚与否无法量化标准，于是为表明心迹而发挥超凡想象力，创作出著名的“王祥卧冰”与“郭巨埋儿”的故事。但编故事的人为表虔诚却罔顾事实，根本未考虑找来一块石头砸开冰面，亦不考虑杀子带来的法律问题，只要心诚就可感天动地，就有了天然的正义。因为孝是最大的德，德是最大的礼，礼可代替法律。
千百年来，人们感动于王翔和郭巨们的孝心，却从不问有无更佳解决方案，似乎连问的念头都是大不敬。于是久而久之的结果，就是中国人的不尊重事实与不关注真理。因为道德就是真理、礼教就是法律。
而道德是无以规矩不可量化的东西。因为道德的不可捉摸，就容易造假，形成一种局面，话说的漂亮就有道理；因为道德不可衡量，则语言就成了道德的标尺。谁掌握了语言上的道德高地，便拥有了实质的正义。于是对那些心地纯良却笨嘴拙舌的人就很不公平。真正有孝心的人只做而不表现，真正有道德的人只遵守道德而不标榜，结果是做得好的反不如说的好的。则伪君子的诞生就不可避免，则人人热衷于首先树立道德牌坊。
由于“论心不论迹”，则可以不必举证，只要认定你是破鞋，便首先从道德上干翻了你，是否符合事实反而没那么重要。人一旦失去道德庇护，则一切行为都可归于不轨，则一切好与不好根本没有辨别的可能与余地。道德终成杀人武器。
于是，为趋利避害的圣训与目的，占有道德高地的人，就容易形成联盟，形成团团伙伙；又手握道德的武器而具备生杀予夺的权利，就成为“自己人”。
于是，现实中，“自己人”的概念非但是亲缘关系，更晋升为利益联结。
于是，我们现实中人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寻找“自己人”。
在社会中，首先要认老乡，在组织或团体中，首先选边站队。因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耗费最多精力的不是工作，而是人际关系。
当国人之间发生矛盾，向来有德高望重者会劝一句：争啥！那可是你爸！吵啥！那可是你领导！闹啥！都是自己人！
国人解决矛盾的第一原则是和稀泥，而不是讲道理，和稀泥的结果是表面看问题得以解决，但实际只是掩盖问题。等到矛盾在心底越攒越多，终于爆发，则翻脸成仇就是必然。
于是我们看到——
海洋文明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而农耕文明下人与人是一种人身依附下的远近亲疏。
维系契约靠法律，维系关系靠伦理。
海洋文明注重法律，农耕文明常讲道德。
法律是客观尺度，道德是主观意识。
不重视法律而重视道德的社会，就容易把理想寄托在圣人君子身上，而圣人君子的特征就是竖起牌坊。但只要是人就具备人性的复杂一面，难免为矫饰与自我标榜而造就大批伪君子。由于道德是可以被翻来覆去阐释的，于是巧言令色者常常会占领道德高地，若再附以强权，则弱势者毫无反驳余地。
造成的悖论是：坏人常常向好人讲道德。
道德既是武器又是牌坊。正因有这样的便利，拥有武器的道德与占领道德的武器就一本万利，谁还甘愿再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