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羌（甘谷）清末进士张斗南
王效琦
张斗南（1864-1929），字奎垣，号柳村，伏羌（今甘谷）安山里（今属磐安镇）北坡寺村人。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进士。相传张斗南殿试后在京城候缺，与同乡刘辑、汪树林闲游赋诗，滞留京城。这里我们不妨交代一下清代候缺官员的问题。所谓的候补，就是指有官职而无实缺，以署缺和差委的形式，在中央、地方从事各项临时和差遣性事务，但多数时间赋闲的在册官员。这是中国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现象。晚清候补官员数量庞大而且候补冗官现象持续时间长，由此带来诸多的问题。候补期间，或署缺，或差委，或赋闲，但长期得不到实缺，日本学者织田万认为这是“清国制度中尤奇异之事”。晚清官员朱采说：“前代之冗官在闲散，我朝之冗官兼在候补。这就是说，晚清有官有缺官员的“闲散”与有官无缺官的“补”同时并存，隐性与显性的冗官现象同时并存。晚清候补冗官是其他朝代所没有而清朝唯有的独特问题，其影响广泛、深刻和持久，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晚清朝延作了有限的改革，但候补官员为数不少，也并非不是事实。晚清候补冗官多，且持续长达几十年久。因为文献资料缺乏，对晚清候补文官数量及其变化很难进行全面而准确的定量分析。资料显示，1907年春季，“钦定”的地方各类官缺为8416个，而根据宣统三年秋荣宝斋梓行的《大清缙绅全书·附直省候补同官录》的记载，候补文官数量则达到10476人。由此，候补文官数量之多可见一斑。再从空间地域上看，京城和各省候补官员人数众多，但分布不平衡。京城的候补官员数量庞大，下层的候补主事、员外郎数量很多，中层的候补四五品京堂也不少。在中央六部中，即使准入条件苛刻的礼、吏二部，也充斥着大量的候补文官。贵州是一个偏远且贫瘠的小省。光绪初年，“连正途出身暨劳绩、捐纳两途共有三百五十一员，合例之佐贰杂职连实缺共有三百零七员，其未经引见不合例之府厅州县共有一百三十八员，又未奉部核准验看不合例之佐贰杂职，共有三百五十七员”。此时，贵州正印官与官缺之比接近4．8∶1，佐杂官与官缺之比达到3．3∶1，还不包括不合例之员。湖北、安徽和江西这些中省，地处长江孔道，交通十分便利，候补官员比小省更多。《大公报》曾称，仕路近来尤拥挤不堪。……传闻有饬令回籍候补之说。大省候补冗官更是严重，如江苏的候补道员达到200人之多，是7个道缺的近29倍，江宁候补人员数量则达到3000多人。“与江宁所设差缺数目相较，仅能得三十与一之比例。”所以，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看，晚清候补冗官数量庞大，由此带来诸多问题。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奏疏论“时事”，曾以“肃吏治”为要目而切言“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闻部、寺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补缺无期”。而在京城之外，“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倍蓰”，道员以及府、厅、州、县和佐杂，常以数十计、数百计、千数计，致“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不能容”。若以科举入仕为常轨，则“捐纳”和被他称作“军功”的保举都只能算是异途。但时至此日，异途所造成的已是仕路里的“人满为患”了。大量的候缺官员存在，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曾经发生过候缺官员因盘缠用尽，饿死在候缺所在地的事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禀某候补县死，方伯委员往验因何而死，回禀曰：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实冻馁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裤，床上惟眠一破席，被帐俱无。”（转自
张斗南（1864-1929），字奎垣，号柳村，伏羌（今甘谷）安山里（今属磐安镇）北坡寺村人。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进士。相传张斗南殿试后在京城候缺，与同乡刘辑、汪树林闲游赋诗，滞留京城。这里我们不妨交代一下清代候缺官员的问题。所谓的候补，就是指有官职而无实缺，以署缺和差委的形式，在中央、地方从事各项临时和差遣性事务，但多数时间赋闲的在册官员。这是中国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现象。晚清候补官员数量庞大而且候补冗官现象持续时间长，由此带来诸多的问题。候补期间，或署缺，或差委，或赋闲，但长期得不到实缺，日本学者织田万认为这是“清国制度中尤奇异之事”。晚清官员朱采说：“前代之冗官在闲散，我朝之冗官兼在候补。这就是说，晚清有官有缺官员的“闲散”与有官无缺官的“补”同时并存，隐性与显性的冗官现象同时并存。晚清候补冗官是其他朝代所没有而清朝唯有的独特问题，其影响广泛、深刻和持久，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晚清朝延作了有限的改革，但候补官员为数不少，也并非不是事实。晚清候补冗官多，且持续长达几十年久。因为文献资料缺乏，对晚清候补文官数量及其变化很难进行全面而准确的定量分析。资料显示，1907年春季，“钦定”的地方各类官缺为8416个，而根据宣统三年秋荣宝斋梓行的《大清缙绅全书·附直省候补同官录》的记载，候补文官数量则达到10476人。由此，候补文官数量之多可见一斑。再从空间地域上看，京城和各省候补官员人数众多，但分布不平衡。京城的候补官员数量庞大，下层的候补主事、员外郎数量很多，中层的候补四五品京堂也不少。在中央六部中，即使准入条件苛刻的礼、吏二部，也充斥着大量的候补文官。贵州是一个偏远且贫瘠的小省。光绪初年，“连正途出身暨劳绩、捐纳两途共有三百五十一员，合例之佐贰杂职连实缺共有三百零七员，其未经引见不合例之府厅州县共有一百三十八员，又未奉部核准验看不合例之佐贰杂职，共有三百五十七员”。此时，贵州正印官与官缺之比接近4．8∶1，佐杂官与官缺之比达到3．3∶1，还不包括不合例之员。湖北、安徽和江西这些中省，地处长江孔道，交通十分便利，候补官员比小省更多。《大公报》曾称，仕路近来尤拥挤不堪。……传闻有饬令回籍候补之说。大省候补冗官更是严重，如江苏的候补道员达到200人之多，是7个道缺的近29倍，江宁候补人员数量则达到3000多人。“与江宁所设差缺数目相较，仅能得三十与一之比例。”所以，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看，晚清候补冗官数量庞大，由此带来诸多问题。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奏疏论“时事”，曾以“肃吏治”为要目而切言“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闻部、寺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补缺无期”。而在京城之外，“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倍蓰”，道员以及府、厅、州、县和佐杂，常以数十计、数百计、千数计，致“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不能容”。若以科举入仕为常轨，则“捐纳”和被他称作“军功”的保举都只能算是异途。但时至此日，异途所造成的已是仕路里的“人满为患”了。大量的候缺官员存在，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曾经发生过候缺官员因盘缠用尽，饿死在候缺所在地的事情：“予在沈方伯署中，某日，有人禀某候补县死，方伯委员往验因何而死，回禀曰：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实冻馁而死。其身上惟留一破衣破裤，床上惟眠一破席，被帐俱无。”（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杨国强，原题为：《捐纳、保举与晚清的吏治失范》）候补官员为获得署缺和差使的机会，奔竞成风，促使官场风气越加糜烂。因为候补官员人数众多，为了得到署缺和差委，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所以，“一差而数十人争之，一缺而数百人俟之”。在专制时代，人脉关系常常是仕途畅通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本。候补官员要优先获得差委，甚至得到优缺优差，必须利用好这个关系。如果没有也要创造，如建立拟血缘关系。张斗南来自在京城没有什么实力的边远小省甘肃，要利用的关系几乎没有，如果长期候缺，经济负担无疑是他无法承受的。而他中进士的这一年，正值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60岁大寿。清政府打算拨出3千万两银子的专款，为慈禧太后举办盛大的庆寿典礼；北京城里的大小官员都在想尽法子如何给慈禧太后送上一份厚礼，博取这位女皇的欢心。张斗南以一精品餐具上贡朝廷，为慈禧祝寿，想不到因此博得慈禧的大喜，宣诒懿旨，赏张斗南如意尊瓶一对，授贵州桐梓县知县。因此，如此快捷轻易地获得实职，是很难得的，在当时来说，张斗南实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