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从高原上的自然生态旅游之城到高峰上的创新生态之都
作者：徐苏涛、杨益、于静怡。
昆明历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城市，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将加快改革开放再出发。站在继往开来、何去何从的历史节点、发展起点以及时代拐点上，昆明需要重新反思上一轮发展顽疾、追问新一轮发展逻辑，进而找到昆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方位感、突破口与组合拳。
一是起步发展期（1978年-1991年）。自“六五”以来昆明推行轻工业发展战略，以烟草、五金家电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有色、冶金、装备、电力、烟草、五金、家电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城成为改革开放重要窗口。城市GDP从1978年的15.06亿元到1991年的112.06亿元，从全国第50位到第38位；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13.0:60.9:26.1调整到1991年的10.6:61.4:27.9，基本完成工业化初期任务。某种意义上，此阶段很多发展得益于自身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的“天赋”，春城花都城市名片、资源型产业（冶金、水电、烟草）、改革红利释放、首府城市区位以及国家生产力布局等成为重要动力。
二是世博刺激期（1992年-1999年）。昆明借助世界园艺博览会驱动的城市化发展红利，在旅游城市的流量经济、资源型产业的资源禀赋、城市化的基建经济带动下，基本建立形成以高原轻工业、资源型产业、旅游业为代表，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和主体的产业体系，逐步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城市。城市GDP从1992年的141.67亿元到1999年的593.64亿元，GDP在全国位列第36位；三次产业结构从1992年的9.4:59.6:31.0调整到1999年的8.9：45.2：45.9，基本进入工业化实践的初期阶段。几乎可以说，伴随世博会带来的基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掩盖了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经济活力，为后期产业发育不足埋下了伏笔；而高原宜居春城的优越感、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资源型工业高增加值率错觉等，成为昆明在下一个发展周期在思想上、认识上、治理上出现问题的“温床”。
三是旅游膨胀期（2000年-2008年）。昆明在后世博会的十年，在前期（到2003年非典前）旅游业对昆明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比较突出，但过重依赖旅游而难以抓住中国入世后制造业腾飞的机遇，造成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不相适应不相匹配，决定了昆明后劲不足。城市GDP从2000年的636.13亿元到2008年的1634亿元，全国排名在40位徘徊；而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9.0：43.4：47.6调整到2008年的6.4:45.0:48.6，依然在工业化实践初期阶段徘徊。尽管世博会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城市形象，但由于对工业化认识上的误解，导致了城市发展思路的偏差。这种“误解”，就是将工业化单纯地看为制造业，以及视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而没有将“工业化”理解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体系化的工业门类、工程化的技术构成、企业化的经营方式、资本化的经济体系的总和。这种“偏差”，就是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加快城市化、国际化发展，并没有发挥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协同”的效应。尽管1999年世博会前后昆明GDP比长沙还高、仅次于成都，但后来涨速很慢，错过了中国“入世”后的发展机遇。
四是补课徘徊期（2009年-2016年）。昆明2010年提出“质量兴市、工业强市”战略， 2016年提出加快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力求将时代特征与社会特征相结合，加快城市战略、产业战略转型，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中国入世后产业发展的窗口期，加上高原产业综合成本高、产业体系不完整、产业基础能力薄弱、民营中小企业活力不足、营商环境不优等原因，基本形成“富生态、穷经济”的发展循环以及长达10年“不进则退”的徘徊发展期。城市GDP从2009年的1809.00亿元到2016年的4300.08亿元，地区GDP在全国长期徘徊在40位；而三次产业结构从2009年的6.3:45.6:48.1调整到2016年的4.7:38.6:56.7，难以走出工业化实践初期的发展阶段。此后，昆明在城市经营发展上进入以下“恶性循环”——旅游业带来了一定的“藏富于民”，但并没有给政府带来大量税收，房地产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加上产业实力不强，在地方财力与事权较多的结构下，形成了较大的地方债务负担以及隐性债务，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发展压力，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进而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伴随货币物价因素而实现名义GDP与经济体量的同步增长。
五是双高赶超期（2017年-2025年）。昆明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下，颁布了《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实施纲要（2017—2030）》，到2025年加快建设成为亿万级城市，提升辐射南亚、东南亚区域性中心城市的量级与能级，跳出中国区域划分，面向国际进而辐射南亚、东南亚。核心是通过抢位发展、站位发展、补位发展，突破由来已久的发展瓶颈期，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增长，发展成为地区性国际中心城市，到2025年加快跻身“万亿级城市俱乐部”。
总而言之，昆明在观念上、战略上、路径上、组织上、资源上、保障上、生态上呈现出不同问题，深层次影响了昆明的可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
一是优渥环境限制了观念领先。昆明作为“富生态、穷经济”典型，正是自然环境优越、幸福感指数高、城市生活安逸舒适等，造就了昆明整体上处于安于现状、小富即安、安贫乐道以及封闭保守的特点。如今昆明最缺的不是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地标，而是新思想核心观念。其根本原因在于，昆明长期根植农业文明，在国际旅游城市带动下，未经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充分发育，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今天，直接进入到了新经济时代与创新文明。这其中，高原农业文明的思想文化包袱重，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匠精神不足，滇商文化止步不前，独具一格的创新文化没有生成。未来只有加快形成开放、多元、活力、共赢为核心的创新文化观念，才能走出思想观念贫困的局面。
二是认识偏差限制了战略制胜。昆明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背拥西南腹地、链接华南前沿阵地的首府城市与国际门户，具有城市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协同的首府区位优势，但由于对于城市发展规律、产业发展规律以及对城市化、工业化等方面认识的不足，并没有把区位优势转换为战略优势。昆明在以地产与城建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方面是长期坚持的，但在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上走了很多弯路，以至于经济发展模式与城市发展模式不相适应和协调。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昆明的经济建设模式，是从“工业化”到“泛工业化”，就是社会化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交化生产方式、体系化工业门类转变为生态化产业族群、工程化技术构成转化为硬科技技术构成、企业化经营方式转变为平台化经营方式。昆明的城市建设模式以及建设框架，并非受制于各种红线，而是取决于城市治理水平与服务能级。
三是路径依赖限制了长板活力。昆明的在全国首府城市排名不足，并非在于云南省对昆明的倾斜支持力度不够，而在于自身优势和发展活力没有发挥出来，进而未能发挥出带动全省的位势。昆明不仅有是生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的首府，还有青山绿水的金山银山，但长期局限在高原掠夺式开发、资源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在国有企业的资源垄断条件下，没有发挥出民营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下游深加工、精挖掘上的发展活力。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昆明不但要打破资源型产业发展路径依赖，还要站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加快形成“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发展模式，最终还要借助民营中小科技企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市场优势。
四是债务压力制约了长效发展。某种意义上，昆明投资结构、税收结构、收支结构、债务结构在较大程度上失衡，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资源配置与组织动员能力，进而制约了昆明近期、中长期、长远期的发展。目前的固定投资结构长期以来城市化的房地产投资，工业固定投资长期低迷；税收结构与投资结构相关；在收支结构中，转移支付依然具有较大比例；在债务结构上，政府地方债务远远小于平台公司隐形债务，地方经营发展压力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营收水平与税收贡献能力薄弱，形成了较大的地方债务负担以及隐性债务，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发展压力、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进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五是形式流弊限制了组织动员。无论是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四十年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还是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数字中国、健康中国、绿色发展等，昆明都做出了相应的呼应和回应，但往往都是“起个大早赶了晚集”。其根本原因在于，昆明不仅在战略研究上缺乏顶层设计，更重要的在于中场力量的传导机制、执行能力、组织能力、操作技术在形式主义下“不了了之”。如云南省发展大健康、昆明发展大健康，各个县市（区）也都大力发展大健康。但大健康是什么、遵循什么发展规律、搭建怎样的创新平台等等，并没有深入追问，更多的是发展了康养地产。
伴随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与新经济社会转型、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与扩大开发、新一轮跨区域一体化与城市群发展、新一轮经济地理位移与城市分工、新一轮全球治理重构与结构改革，昆明在加快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如下际遇：
一是新经济产业跨界融合取代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成为城市发展逻辑。上个世纪60年代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是全球经济体系走向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大的发展周期中，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的主要发展逻辑，是通过承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加速工业化发展，进而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结构。在此背景下，中国1992年以后的市场化改革、2001年后的入世成为很多城市发展的分水岭。当前，经济全球化从制造业全球化、服务业全球化进入创新全球化新阶段，全球经济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新经济方向转型，城市发展逻辑从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到加快产业跨界融合，新经济成为诸多城市换道超车的战略抉择。
二是昆明将成为全球最具创新活力及产业影响的大健康经济圈策源地。昆明是我国最具生态多样性、原生态的“植物王国”、“天然基因库”以及高原农业代表，以生物医药、高原食品等为代表的大健康产业成为昆明及云南的重要产业方向。南亚东南亚主要国家和地区，总体上处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方向发展阶段，以绿色食品产业为代表的大健康产业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以云南-南亚东南亚经济圈范围内的大健康产业，将逐步成为全球最具创新活力及产业影响的大健康经济圈。昆明可凭借生命健康、康养医疗以及泛大健康的整体优势，有望成为全球最具创新活力以及产业影响的大健康经济圈策源地。
三是昆明将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和城市魅力的“吃、喝、玩、乐”首选地。长期以来，昆明是国际国内公认的宜居城市。2018年，昆明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2000亿元，成为国内第二位的度假目的地。伴随大量人流的涌入，带动了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汇聚，进而为数据流转化为价值流创造了条件。以往更得流量带动了房地产业及城市化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昆明将作为全球最具吸引力和城市魅力的“吃、喝、玩、乐”首选地，将在数字经济与产业数字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四是昆明将成为未来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经贸投资交流与竞合发展的要冲。根据相关预测分析，预计到2025年以后，中国将逐步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2030年左右印度将逐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中，印度在2027年前后人口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昆明作为中国面向南亚的西南大门，将代表国家汇聚国力、整合资源强化、联动周边城市群等，与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开展经贸投资交流，成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竞合发展的要冲，将在国家战略布局、全球资源配置、城市国际化发展带来较大发展机遇。
五是滇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将引领支撑我国西南向全球战略布局纵深。在我国陆向地缘全球战略布局中，东北向面向东亚及远东地区、西北向面向中亚及中东地区、西南向面向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重点。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低迷、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滇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不仅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第五极，还成为引领支撑我国西南向全球战略布局纵深。这其中，昆明作为滇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前台，将成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六是昆明作为后发地区的首府城市具有高质量发展指引高速度增长空间。按照城市工业化发展理论，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的城市进入后工业时代，生产性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城市进入后工业时代。2018年，昆明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似乎在前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但三产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体，工业化发育较为薄弱，后脚尚处于工业化实践阶段的中期。在1999年前后，昆明GDP体量仅次于成都，高于长沙；20年过后相当于成都的三分之一、长沙的二分之一，充分说明昆明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和发展空间。进入新时代，昆明作为首府城市具有高质量发展指引高速度增长空间。
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昆明形成五大天赋他赋优势：一是前台区位优势。坐拥中国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中部，“东连黔桂通沿海，北经川渝进中原，南下越老达泰柬，西接缅甸连印巴”区位显著，伴随基础设施加速互联互通、周边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前台位势提高，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辐射南亚东南亚西大门、桥头堡。二是生态环境优势。伴随环山临湖地标性、七彩云南多样性、彩云之巅高原性、绿水青山原生性, 造就了空气清新、天高云淡、阳光明媚、鲜花常开的魅力和吸引力，绿色生态成为重要城市名片，发展成四季如春、四季常青、全球知名、世界声誉的“春城”、“花都”。三是资源禀赋优势。不仅凭借“动植物王国”在高原特色农业、大健康产业及旅游业具有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还凭借“有色金属王国”、“水电王国”、“烟草王国”在高原绿色产业上具有明显的资源型产业特征，更是承载集聚了云南省大量科教智力资源。四是虹吸流量优势。凭借首府中心城市、国际旅游城市、养生养老产业等因素叠加，省内人口大量迁入、省外人口不断流入以及旅客数量处于高位，昆明不仅在长期成为人口净流入的重要目的地，还逐步成为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重要枢纽门户。五是政策叠加优势。昆明不仅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成为辐射南亚东南业的核心载体，还是滇中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城市，亦是国家边境地区转移支付的重要惠及区，并成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经济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圈的交汇点。
但昆明也存在五大发展发育不足：一是量级能级缺位。尽管近年来经济发展增速居全国前列，但2019年地区GDP刚过5000亿元、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城市综合实力处于我国城市发展三线阵营，不仅与全国同类首府城市发展相比有较大差距，还不足以具备代表云南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量级与能级。二是产业畸形发展。尽管产业结构从“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但城市发展总体处于工业化实践阶段初中期，呈现出明显的资源型产业依赖、房地产依赖，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新兴产业，尚未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及与城市定位相符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偏安一隅布局。城市格局拘泥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湖”的局促结构以及缺乏顶层设计的城市框架，名义城镇化率达到高级化的发展水平，现代都市生产生活方式与城市化率差距大，现代都市感、城市地标感、国际形态感待提升。四是活力动力不足。形成国有大企业“一股独大”占主体、民营经济“低小散弱”不足半的发展格局，政府及国企、平台公司具有较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与配置效率低下，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更低，城市整体科研实力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五是开而不放已久。尽管昆明在改革开放前期就纳入沿海开放城市政策覆盖范围，但总体处于“离国际化旅游很近，但离经济全球化很远”的局面，整体国际化、法制化、商业化营商环境待提升，政府组织动员以及服务效率有待提升。
明晰昆明城市中长期质量发展思路的关键是回答好五个问题、做出五个战略转变。一是生态王国的自然生态优势如何转化为创新生态势能。“生态性”是云南以及昆明城市最大的区域个性。但如今“生态性”已经不局限在自然生态，很多地方都在强调建设“生态赋能型”的城市。无论是整个云南还是昆明，需要充分把握好“生态性”的区域个性与地域品牌，在生态建设、生态发展、生态创新上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发挥空间。二是高原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如何转化为尖峰城市位势。昆明地域彩云之巅，拥有大量天赋、他赋的资源禀赋，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创新优势，逐步掌握产业发展的主导权、科技创新的战略制高点以及开放创新的先机，进而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与城市分工体系中新的“创新尖峰”城市。三是旅游城市的工业发展劣势如何转化为产业换道优势。在国际旅游城市发展格局下，昆明在上一个发展阶段，并没有历经充分的工业化发育，在当前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如何从高位切入进行“补课”，同时秉持“换场”思维，立足产业跨界融合、企业爆发成长、资源跨区域配置的新经济发展规律，以新经济赋能现代产业体系，进而换位超车。四是商贸城市的商贸客流资源如何转化为流动经济活力。借助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带来的大量商贸客流，通过各种资源要素的重组、整合来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将人流、物流、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等转化为数据流、价值流，形成较大经济能量，向周边地区乃至更远的地区辐射。五是沿边地区的西南大门区位如何转化为国际门户地位。充分发挥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优势，做好国内与南亚东南亚互联融通发展的通道和桥梁，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端链接、高端辐射并举，真正实现从“末梢”走向前沿。
新冠疫情催化和加速变革，在此次抗疫防疫中，诸多假设场景变成了现实场景，反映出从半工业社会半信息社会走向智能社会的基本趋势：一是从事实说话到数据说话，大数据、科技企业、平台公司在洞见预见以及资源调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加速从碎片信息到数据驱动；二是高触高感到无触无感，打破人的高接触、有感应、有传播的物理世界限制，到少接触、无接触、无感（如无感监测），加速从智慧感知到智能感用；三是从现场实施到远程操控，进一步打破了时空限制，加速从前端前台到云端云台；四是从虚拟现实智能实现，在虚拟空间上实现功能替代、技术实现与智能使能应用等，加速从物理线下到虚拟线上；五是从多人工厂到无人工场，云制造、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将进一步加速推广应用，加速从工业工厂到智能工场；六是从公共行政到群民共治，有组织加速自组织，“上中下”的关系加速被“左中右”的关系所取代，加速从科层治理到数字治理。
伴随大数据和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尤其是新冠疫情出现，倒逼2C消费方式、2F生产方式、2B生活方式、2G治理方式发生结构性转变，以“场景消费+社交生活+智能生产+数字治理”为代表的高维世界——智能社会来袭。这体现在：一是消费模式场景化。围绕新场景涌现，将技术属性、产品服务、数字内容、数据算法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消费体验、消费景图与市场空间。二是生活方式社交化。最好的商业模式与工作方式都是嵌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是体现人人互联、万物互联、随时随地而不是高接触、高情感的社交化生活方式。三是生产方式智能化。生产部门将打破企业边界与形态，逐步形成“数据驱动+云平台赋能+智能制造+智能终端+敏捷生产”的生产方式，并与敏捷供应、社交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四是治理方式数字化。伴随治理数字化带动治理现代化，平台企业、社会企业等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加大数字设施、数字平台、数字大脑等架构，更好地适应未来。在智能社会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将打破以经济物质基础支撑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进入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同一体发展的新阶段，将对昆明当前、近中期、长远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充分把握生态性城市区域个性，以新经济生态赋能型创新城市建设为主线，围绕“四城一中心”城市发展定位，实施产业绿色化、都市场景化、发展生态化、创新国际化、治理现代化“五化协同”战略，加快构建“343”新经济产业创新体系，加快形成“拥湖发展、一核五区、三廊五圈”的城市空间结构，着力打造活力、多元、共赢、开放、质优“五个昆明”，以“高原创新生态尖峰、国家民族融合名城、全球休闲健康花园、世界开放枢纽门户”为代表，将昆明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与发展活力的地区性国际中心城市，为云南省加快实现现代化、我国加快全球战略布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关于城市定位。围绕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战略目标，把握春城花都城市个性、高原绿地产业地理、古滇新城历史文化、边陲前哨开放门户特点，坚持高原自然生态之城向高原创新生态之都转变、国际旅游休闲城市向健康休闲创新城市转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向民族文化融合名城转变、沿边前台前哨城市向开放门户前沿阵地转变，加快建设以“高原创新生态尖峰、国家民族融合名城、全球休闲健康花园、世界开放枢纽门户”为代表的生态城市、文明城市、花园城市、门户城市，形成“四城一中心”城市发展定位。
——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发展主线是“建设新经济生态赋能型创新城市”，发展支撑是“高原创新生态尖峰、国家民族融合名城、全球休闲健康花园、世界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具体城市定位，发展路径是“五化协同”。
——高原创新生态尖峰。将高原资源禀赋，在新经济创新生态及其生态赋能架构下，将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创新优势以及政治优势，采用新的经济范式和发展模式，将工业发展劣势转化为产业换道优势，以创新驱动全面转向新经济，加快将昆明建设成为全球产业版图、创新地图上的创新尖峰。
——国家民族融合名城。从生态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以新时期民族大团结、多民族文化大融合为核心，营造开放、包容、融合、创新的文化生态，孕育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现代文明。
——全球休闲健康花园。从国际旅游休闲城市向健康休闲创新城市转变，加快构建以大健康产业为先导、以高原绿色产业为主体、以首府型创新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绿色化经济体系，从农业文明驱动走向创新文明引领。
——世界开放枢纽门户。将以往的前哨边陲转变为“一带一路”的前台节点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建设中国对南亚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布局国际性经贸投资合作平台、建设地区性国际资源配置中心、营造良好国际化法制营商环境、强化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成为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全球开放创新经济高地、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中心。
——关于城市愿景。简而言之，“生态”的核心是开放、多元、活力、共赢、质优。从这个意义上，昆明从过去一个地区性中心城市、自然生态优美的旅游城市，向一个创新生态质优的地区性国际中心城市转变，核心是围绕“生态昆明”发展愿景打造“五个昆明”——活力昆明、多元昆明、共赢昆明、开放昆明、质优昆明。
——活力昆明。昔日滇派商人远渡重洋，近走四方，在国内外树起了“滇商”大旗。但很多时候、很多地区，往往是环境“太好”、资源“太多”，容易造成小富即安、封闭保守以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局面。对于如今昆明的创业者、企业家们而言，不仅要秉承“坚韧、勤奋、诚信、包容、睿智、创新，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商帮精神，还要“立足高原，跳出高原”，再造滇商“基因”、重展“春城”风采，以创业代际转换加速滇商再造。
——多元昆明。两千多年前，西南边陲的古滇王国如流星般划过天穹，以令世人惊艳的“青铜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和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相结合，昆明需要积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创新模式、创新平台、创新机制共同发力，不再拘泥于以景为美，而是“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建设打造以创新为第一驱动力的魅力之城。核心是以生态性带动想象力、以想象力提升行动力、以行动力带动创造力。
——共赢昆明。“七彩云南”，对于昆明而言，不仅仅是翠湖西侧的红、西山的橙、安宁的黄、翠湖的绿、石林的青、滇池的蓝、寻甸的紫，而是在“政、产、学、研、金、介、用”之间形成互联互通、共生共荣、交融共享、开放创新的营商环境与生态圈。最终让更多的创新人才、创业资本、专利技术、产业资源、经验知识等，在昆明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最终实现全球范围配置资源与创造财富。
——开放昆明。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近代开埠通商、滇越铁路通车等，“开放”贯穿昆明的历史，激荡出一个城市的光荣与梦想。“加快建设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核心，不单纯是举全市、全省之力加快建设发展，而是以全国对南亚东南亚辐射的前台，整合国内后台资源，链接国家生态资源，提升自身中台能力，提升对南亚东南亚的辐射力与带动性。
——质优昆明。立足服务型政府发展基础打造创新型服务政府，从第二方精益服务提供者向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者、第四方新型产业组织者方向发展，集成社会创新服务资源来提供相应高质量服务。强化产业引导、搭建创新平台、构筑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环境、传承良好氛围，最终发展成为创新生态设计者、建设者、维护者，为昆明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的异军突出、逆势爆发，创造良好的条件与保障。
关于发展目标。按照“三步走”发展阶段，到2025年基本形成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发展格局，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发展成为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成生态赋能型发展结构，发展成为全球开放创新经济高地；到2049年，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发展成为地区性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中心。并实现如下发展态势：现代都市影响力全面彰显、国际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高端要素聚合力全面进阶、经贸投资辐射力全面增强、国际交流传播力全面升级、营商环境吸引力全面优化。
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新经济生态赋能型创新城市建设为主线，全面实施产业绿色化、都市场景化、发展生态化、创新国际化、治理现代化“五化协同”战略任务，加快推进“古滇出新”产业创新工程、“滇商再造”企业培育工程、“七彩云上”服务集成工程、“三廊汇聚”开放合作工程、“攻坚破难”公共治理工程，实现加快构建新经济产业创新体系、加快打造滇中城市群首善之城、加快建立生态赋能型创新之都、加快建设地区性国际中心城市、加快建设质优创新性服务政府。
一是产业绿色化，加快构建新经济产业创新体系。打破“一二三产”产业界限，以产业绿色化为发展导向、以产业数字化为创新路径、以新经济创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以大健康产业为先导、以高原绿色产业为主体、以首府型创新经济为支撑的“3+4+3”现代化经济体系，突出“数字装备、数字交通、数字环保、数字商贸、数字农业、数字科技、数字平台”八大数字化产业品牌，以创新驱动全面转向新经济。
表：昆明现代产业新体系
二是都市场景化，加快打造滇中城市群首善之城。把握昆明生态性核心区域个性，从中长期到长远期确立“拥湖”发展的城市核心；背拥西南腹地强化对南亚东南亚战略辐射，坚持“持续北链、中长期西拓、长远期南进”方针，形成北部高端链接借势轴、西部泛工业化发展补位轴、南部高质量原创发展抢位轴，加快建设面向南亚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面向东南亚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面向西南地区的滇中-成渝城市群经济走廊；在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一核”周边，突出古滇历史文化新城昆明历史文化发源地地位、强化环翠湖中央创新区昆明历史文化发扬地功能、加强呈贡国际科教新区科教智力资源集聚与国际交往功能、强化安宁滇中产业新区产业支撑、促进昆明空港经济特区门户优势枢纽优势，形成“1+5”城市地标与城市主体功能区；从城市核心、中心城区、首府地区、滇中城市群、南亚东南亚范围内，形成滇池自然生态保护圈、中央创新经济生态圈、首府生态涵养都市圈、环首府城市群生态圈、泛南亚东南亚经济圈，按照“拥湖一核策源、三轴带三廊、五区带五圈”的发展思路，形成“拥湖发展、一核五区、三廊五圈”城市空间结构。
立足城市发展空间战略调整和城市功能优化配置，坚持内优外拓、几何辐射、圈层联动、梯度布局、区域协同，推进城市功能、产业功能、创新功能协同优化提升，形成 “拥湖发展、一核五区、三廊五圈””的城市空间结构，强化土地集约利用，打造现代都市，促进城市功能、人口分布、资源环境与产业布局相协调。
——一核策源：拥湖生态发展。打破“环湖”高强度开发思维，以滇池生态源头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将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作为未来长远期城市中心，拉开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品质、营造国际形象，发展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典型代表与城市之滇。
——三轴延展：北链西拓南进。在产业组织能力、城市发展能力与城市治理能力协同演进条件下，处理好人口、经济、产业、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坚持“持续北链、中长期西拓、长远期南进”方针，巩固北向高端链接轴门户优势、枢纽优势，代表滇中城市群与成渝经济群开展高端链接，促进人才、商贸、物流等流进流出，突出昆明西南大门的地位与作用，借位发展；强化西向泛工业化发展轴补位发展，以泛工业化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强化产业基础能力，支撑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强化南向高质量原创发展轴抢位发展，大力发展以大健康产业为代表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将昆明建设成为高水平创新城市。
图：昆明城市空间北链西拓南进示意图
——三廊鼎立：链接带动辐射。面向西南地区的滇中-成渝城市群经济走廊，依托北向高端链接轴，强化两大城市群前后台合作，提升对南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辐射力与影响力；面向南亚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依托西向泛工业化发展轴，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优化与大国地缘关系、巩固周边小国合作关系，以经济全球化加速地区一体化；面向东南亚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依托南向高质量原创发展轴强化中国对东盟国家关系，加快“一带一路”多边合作。
——五区共滇：强化都市能级。围绕滇池城市生态中枢，发挥古滇历史文化新城、环翠湖中央创新区、呈贡国际科教新区、安宁滇中产业新区、昆明空港经济特区在历史文化、创新经济、科教合作、产业发展、经贸流通等功能，强化城市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在空间上的耦合与结合，强化五大城市功能区城市主体功能，全面提升首府城市、昆明都市圈、滇中城市群的城市量级、服务能级、辐射能力。
——五圈联动：开放创新生态。滇池自然生态保护圈突出生态中枢与生态保护，五大功能区组成的中央创新经济生态圈强化城市能级与辐射能力，城市中心区以外的地区构成的首府生态涵养都市圈加强生态涵养与可持续发展，以楚雄、玉溪、曲靖为代表的周边城市所构成环首府城市群生态圈加速城市群一体化，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加快建立泛南亚东南亚经济圈。
三是发展生态化，加快建立生态赋能型创新之都。需要充分把握好“生态性”的区域个性与地域品牌，在生态建设、生态发展、生态创新上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发挥空间，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活力涌现的创新生态、公平法治的社会生态、古滇出新的文化生态，支撑昆明加快建设新经济创新生态为引领的态赋能型创新之都。
四是创新国际化，加快建设地区性国际中心城市。围绕经济体系国际化、条件平台国际化、资源配置国际化、营商环境国际化、交流合作国际化等发展需求，建设中国对南亚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布局国际性经贸投资合作平台、建设地区性国际资源配置中心、营造良好国际化法制营商环境、强化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成为全球创新网络重要枢纽、全球开放创新经济高地、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中心。
五是治理现代化，加快建设质优创新型服务政府。全面构建创新型服务性政府、释放体制机制创新改革红利、建立公共治理协同推进机制、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推广率先，迎接新型智能社会的到来，全面促进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五位一体”有机发展。
总而言之，昆明历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城市，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思想观念再解放、改革开放再出发、发展目标再攀高，打出逆周期、超周期“双高”发展的方位感、突破口与组合拳，实现从做事到做局、从跟随到原创、从内秀到厚发、从拿来到硬核，加快成为中国辐射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策源地与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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