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智库｜徐苏涛：新经济的"理论自信"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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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主要包括“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新经济的四重视角、中国发展经验支持、进一步重识新经济”等内容。

在新经济条件下，涌现出了诸多新经济现象，诸如“烧钱”的投资运作机制、先流量后收益的商业逻辑、“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马太效应、行业第一是第二的10倍的“平台幂次效应”、“羊毛出在狗身上让猪来买单”的游戏规则、虚拟货币以及反摩尔定律、安迪-比尔定律等等。然而，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传统经济学并没有对新经济具有更好的解释力，以至于长时间以来传统经济理论遭遇挑战。过去我们都在讲“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性交汇”，但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新经济变革历史性交汇”更有值得深究的地方。本文假设，新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与深刻的历史联系，如果成立将是新经济时代的“理论自信”。

一、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基本上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生，并随着各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与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而走向成熟。整体来看，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为与后果，所有的行为均可抽象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其交点为均衡价格，参与主体的活动都可用生产函数来进行阐述，但由于均衡实现得益于极为苛刻的外部条件，经济波动与市场扭曲是天然存在的。

就微观经济学来看，核心是要解决利益最大化与均衡两个问题，个人与企业是经济活动参与的主体，作为供需方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上实现角色互换，基于效用理论、成本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等，以市场价格为信号，通过生产函数实现利益最大化与均衡，当然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原因，市场机制有时会存在失灵，这就需要政策手段对市场加以修正。就宏观经济学来看，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由于经济活动主体变为区域/国家，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供需变化引起价格与经济的波动，进而分为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由于对价格、货币、经济政策、市场和预期的性质存在分歧，对政府干预/经济政策在长期是否有效始终是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焦点。简而言之，经济学从最基本的供需开始，两者的均衡程度决定价格水平，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关键作用，以此为动力，各经济参与主体通过资源、人力、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的不同组合，并根据预期对经济行为不断做出最优选择，以此实现均衡/稳态。

二、新经济的四重视角

那么在新经济条件下，又有着什么样的新经济逻辑呢？从微观角度而言，新经济的起点是创业经济。核心是通过企业家的利润驱动、创业者的价值驱动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通过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新组织等价值再造，以增量的培育、发展、壮大实现对存量的市场替代、市场出清，降低社会成本，不断诱发新经济增量。这其中，人的价值与创造性取代了物的价格、资金的成本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打破了以往人才、技术、资源“跟着资本走”，转而是资本、技术、资源“跟着人走”。在此背景下，所谓的“供给曲线、需求曲线”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新组织的涌现，不但难以形成均衡或者价格均衡，还始终在打破特定条件下的平衡态。尽管在新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大量创业试错与企业出清，但正是通过市场的优势劣汰机制实现了新旧动能的转换。而很多经济学家很多时候预测出错误的增长，要么是高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投资驱动，要么是低估了新兴企业的爆发式成长。在创业经济视角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的发展方式上。在以往企业被视为在一定交易费用区间内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价值组织，但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性质可以理解为“和而不同的人在事业上组合的契约”。在以往，企业的发展往往是从贸易销售代理介入生产制造、在进入研发创新、进而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的滚动式发展；但在新经济条件下，则是有一个好的团队、好的商业模式、领先的技术以及必要的创业投资，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发展成为改变世界的大公司。

从中观角度来讲，新经济的主线是生态经济，核心是形成各类创新主体共生共荣、开放创新、跨界融合的“永动机”。所谓“生态”就是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自组织自成长。这个“源头”就是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源头；“平台”基本上都是公共服务业；“流量”就是创业-企业-产业；“能量”就是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这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管道到赛道；“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就是从选手到赛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从暗箱到赛场。这个“永动机”便是生态的赋能，也就是储能、孕能、使能、释能的四步法，恰恰与有源头、有平台、有流量、有能量相呼应。所谓“储能”，就是依托源头聚合高端要素，形成人才、资本、技术、思想的“池子”；“孕能”就是依托平台布局造势，夯实科技服务业的“台子”；“使能”就是抓取创业、企业、产业的流量，从“茎”到“叶”再到“干”；所谓“释能”，就是释放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以新模式驾驭新模式、以新模式架构新技术、以新技术衍生新业态。在生态经济视角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产业的发展方式以及产业的运动规律上。在以往产业的发展强调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代表的外延增长以及以“招商引资、落地大项目”为代表的外生增长，在新经济条件下转而强调不同产业主体所形成的产业生态与不同创新主体所形成的创新生态之间的闭环，尤其是创新驱动的内涵发展与创新创业的内生增长。在以往产业运动规律是围绕产业价值链进行分解、融合、甚至出现新业态，在新经济条件下是产业运动规律从价值链到了分解、融合和跨界，正是在各个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才持续地涌现各类新业态。

从宏观层面来看，新经济的本质是活力经济。从历史社会的演进来看。“无农不稳”的农业社会与农业文明是压制个体的，“无商不活”的商业社会与商业文明是突出个体的，“无工不富”工业社会与工业文明是弱化个体的，而将工商融为一体、快速迭代的新经济社会与创新文明是激发个体的。而一切以通过激发个体的力量进而促进整体能量释放的经济体，都可以被视为活力经济。在活力经济条件下，不仅有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与制度安排的宏观政治经济法律关系，通过产权制度以及由以产生的分工与交易，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打破了计划经济、管制经济的僵化发展格局；还有“民富先于国富”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组织模式，更加强调对人的价值驱动而非国家资本主义，强加强调市场机制而非政府作用，更加强调民间的力量而非国家的力量；亦有鼓励个性、个体、能力、实用、务实等诸多促进微观发展的运行机制，正是自上而下对个体、对民间、对私有产权以及价值追求的鼓励支持，才带来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与繁荣。在活力经济视角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看待政府作用的市场边界。在以往，因政治因素由以产生的意识形态对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在新经济条件下这种影响与作用在边际递减，转而是由于人文地理、地理人文等传统文化对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和作用，走出外生的意识形态与跳出内生的意识形态成为重要的抉择。在以往，要么是自由主义、要么是凯恩斯主义，基本上都是在强调政府作用的两个极端；但在新经济条件下，强调政府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的双重功能，力求找到公平与效率、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平衡点。

从开放条件下，新经济的特点是开放经济。在新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产业、区域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的国际化、资本的扩张性、商业模式的延展性、资源配置的全球化的驱动，往往都是从区域小市场到全国/球大市场、从产业集聚到产业集群、从区域一体化到跨区域一体化。尤其是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产业的业态创新，从基于物理空间的层级向基于虚拟空间段位升级再造，在较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的时空局限，使得很多企业、产业能够随时随地、万物互联、移动互联、人人互联地买卖交易、敏捷供应与分布服务。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新经济体的发展都必须置身创新全球化的视野之下，不仅通过与产业创新高地“高端链接”人才、资本、技术、经验在本地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要通过与产业洼地与新兴市场“高端辐射”加强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模式输出、文化输出等，让新经济的发展更加扁平。在开放经济视角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全球产业分工与全球治理等方面。在以往，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实施全球生产力布局与市场分割，新兴国家通过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与服务外包等形成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出现了美国铸币投资、中国生产、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欧美消费的失衡结构；在新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去工业城市中心化与立新经济尖峰城市的发展格局，新兴的创新高地只要不断从低端生产制造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就能成为新兴的产业高地。在以往，大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全球治理的结构，但伴随平台企业的涌现，很多企业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总而言之，新经济是生产力、供应关系、产业业态、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前提是有效率有效益基础上的生产为更多有效需求、更大购买力的需求的关系变化，背后的逻辑是到底以物质为准绳还是以人为基石。

三、中国发展经验支持

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要的发展成就，发端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演进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成就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演进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改革开放并不能带来中国经济增长，新技术革命也只能指明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只有把中国经济搞活、充分动员人民参与经济建设，才能真正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微观、中观、宏观以及开放条件下，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新经济发展逻辑与发展规律，并对新经济的诸多新理论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与验证。

创业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旋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经济改革、从沿海到内陆的对外开放，用了40年时间短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根本原因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史上没有那个国家和民族在一个极度落后的背景下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将自身的勤劳、智慧、简朴等特质淹没于高度紧张的生产之中加强经济建设。在“一个中心”基本路线下，持续不断的创业不但通过产权制度创新等重建了企业的微观经营机制，还发育了市场机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更是推动了宏观经济政治法律关系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这其中，中国的创业代际不断深化，在全球新科技革命与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潮中，涌现出草根创业、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留学人员创业；在全球知识经济浪潮与中国入世大潮中，涌现出生存型创业、发展型创业、变革型创业；在创新全球化与创业高端化大潮中，涌现出系列创业者创业、跨区域创业者创业、改变世界创业；进入新时代，涌现出硬科技创业、数据驱动创业、前沿技术创业。这其中，强调创业就是强调产权、强调利益主体、强调民营民富，就是不断通过创业的方式扩大再生产、创造生产力和财富。

从营造环境到优化生态抢占产业技术革命制高点。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及重心向中国双重位移过程中，中国立足本土新兴市场及国际市场拓展基础，强化资本积累与资本输出，以市场主动权形成资本主动权，进而抢占技术主导权。重点是抓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不仅通过加速信息技术与其他新技术与先进制造结合，促进微观的生产方式转变，提升中国智造；还通过“互联网+”改造各类行业，导致产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加速中国再造；更是打破过去依靠廉价生产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五低四高”（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化模式。进入新经济时代，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以及高质量发展，加快向新经济道路的“五低四高”（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方向转变，并在全球经济分工与产业格局中抢占制高点、把握主导权、掌握主动权。这其中，中国在新一轮创新全球化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具有业态创新、模式前沿、技术先进以及具有引领产业变革的独角兽企业，便是重要的体现。

“活力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大的组织动员机制。如果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那么从平庸经济到活力经济的核心，核心是释放创新创业的活力，以往的活力经济是增量经济，如今的活力经济主要体现为新经济。中国自古就有劝农、劝学的传统，在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后，就有自上而下的劝创业、劝致富、劝发财的宗旨，“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是重要的改革目标，包括“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更是掀起了全民创业创新的高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着国际产业价值链从低端到高端，从产业价值链的分解、融合到跨界，不断开辟商业疆域、打破企业边界、产业界限与国家边界，为人来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开辟新天地。

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获利者与推动者。尤其是中国“入世”以来，借助贸易部门之带动，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生产部门，进而形成“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外需拉动、外延增长”的工业经济体系，最终将“中国制造”推向全球并总体基本完成工业化中后期任务。在创新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打破欧美的“研发-创新-增长”经济发展模式，践行“创业-研发创新-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借助中国的新兴市场+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的企业家+国外的科学家、中国的金融创新+国外的技术创新等模式，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创造财富。在逆全球化与新一轮创新全球化并存的条件下，中国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成为加速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

四、进一步重识新经济

顾名思义，“新经济”就是指“新的经济形态”。但对于这个“新的经济形态”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形成共识。“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一组文章之中，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这种经济往往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便是世界各国所追求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对于新经济的认识需要有新的共识：

一是从经济形态上来看，新经济是超脱工业经济的创新经济。但经济形态在持续的演化与迭代之中，从最早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创业经济、创意经济、智慧经济到目前的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二是从发展逻辑上来看，新经济是消费配置生产的经济。从工商经济到新经济方向发展，其本质是生产力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以往的逻辑是工业的、行业的生产决定商业的、市场的消费，而如今是以需求为本位的，强调从市场消费反向配置资源与从需求端开展逆向创新，往往存在于生产的技术构成快速迭代并且消费需求无限的多样化催生。三是从思维段位上来看，新经济是走出工业单边的产业跨界思维。如果说工业经济更加强调供给侧、行业、生产、工场，那么产业思维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行业与市场、生产与消费、工场与场景的结合。四是从驱动因素上来看，新经济的本质是人本经济。核心是将人的价值转化为创新价值、商业价值或社会价值，打破了人才、资源跟着资本走的组织方式，形成资本、技术、资源跟着人走的组织模式。五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新经济是爆发增长的快经济。不再是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滚动发展，转而是在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的条件下，通过变革式创业与颠覆式创新涌现出来的快经济。六是从资源配置上来看，新经济代表着创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跨区域/境创业、跨国技术转移/并购、跨国创业投资、境外投资等经济活动方式，取代了大宗商品、制造业转移等成为国际主流的活动方式，加速创新资源的全球配置。

（长城战略合伙人谢盼盼、长城智库研究员傅萌对本文相关内容亦有贡献并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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