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的重要

我不了解国外的情况，不知道国外有没有档案。在我们这里，档案几乎就是你的命，或者说你的命运由档案决定。

比如现在要求极严的政审，相信档案是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依据。

这么重要的一份档案，原来在我的印象中，是很严肃、很认真，也是保管很好，不会有错的材料。

好在我这人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没领过奖状，没受过处罚（口头批评不算），没加入过任何组织，不相信任何宗教，没和任何执法机关打过交道（除别人欠钱不还，打过官司），所以也从没想过档案对我意味着什么。

有次要确定自己某工种的年限，才想到要去查一下档案。现在查档案也不复杂，验明身份证说明原因，工作人员就把档案拿来了。工作人员是当着我的面拆开那个封住的档案袋的，果如我所料，我的档案很薄，寥寥几张纸。

工作人员把档案抽出来让我看，没想到我要查的工种一栏是个空白。

这让我很茫然，我问工作人员，怎么是空白呢？工作人员也一脸茫然对我说：“我怎么知道呢？”“你不知道，我不是更不知道了吗？这档案是单位记的，他写些什么从来也没告诉过我啊！”

这确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觉得这内容档案中肯定有，没想到居然是个空白。

“那怎么办呢？”我问档案管理员。她说我们只负责保管，你要找原单位。我说：“原单位解散了，还能找谁？”她说：“找原来的经办人。”“经办人要是找不到或者死了呢？那怎么办？”她说：“那我也不知道了。”我差点被说糊涂了，突然灵光一现，我说既然你们也不认识经办人是谁，我找个人写一下你们补进去不就可以了吗，谁还认识经办人呢？”管档案的说：“实际上你找到经办人也没用，他写的证明我们也不能采信。”

“为什么呢？”我问。实际这个答案我自己都清楚，如果找个人写个证明就可以，那这也太容易了。

这让我走入的怪圈是，档案出现空白，说明记录档案时有人不负责，在需要证明的时候又无人能够证明。没有一个部门能帮你解决这个事，而解决不了这个事你就证明不了自己。

这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当时真想爆个粗口，这操蛋的档案。

人在憋闷的时候总希望有个宣泄的出口，可像我遇到的这事，你找不到任何可宣泄的出口，好在我算是个洒脱的人，一直对这种操蛋的事有着心理准备。

我的档案算是最简单的，就算那个空白没搞明白，也最多是损失钱的问题。上次看到李辉写的《杜高档案》，才发现原来像他那么重要的档案，其实人家也没把他当一回事。

杜高年轻时就是个文艺青年，1955年卷入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从此开始了被批斗，被劳改的人生。当然这份档案里也保留了他批斗别人、批判别人的资料。

这份档案始于他母亲为了证明儿子不反党，思想一直进步的剪报本。上面搜集了他解放前写一些进步文章，显然，这本剪报本没起什么作用，后来一直被斗，直至最后的平反。

李辉是在潘家园旧书摊发现的这个杜高档案，这让杜高自己都很吃惊。他记得自己平反时领导告诉他，他以前的这些档案都会销毁，没想到居然在旧书摊被李辉所发现。

这份装订成六册，曾经决定了他命运的档案，可能是哪个保管员觉得还可以当废纸卖几个钱，卖给了潘家园的书贩子。

三观一致加好友，注明“少爷”

这确实是对严肃认真的档案管理的讽刺，杜高后来在看自己的这份档案时发现劳改农场释放他的时间，根据档案登记被平白拖延了半年。究其原因是推迟半年后释放刚好是国庆，体现出政策的关怀。

这让杜高看了哭笑不得。

杜高的档案，层次还不算高的。李云鹤算层次高了，她被审判的时候，有人发现她的档案里有一张徐明清（王观澜夫人）写的证明，表明她在某段时间里是历史清白的，可那个时候要对她依法公开审判，罪证越多越好，但这些也需要有证明依据，所以特地把徐明清关了起来，逼她写一份证明她在那个时代历史不清白的材料。

原来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76年前，没想到76年后，要审他们也用起了刑讯逼供，徐明清被疲劳战弄得昏头晕脑，一个快七十的老太太实在坚持不了了，后来由审的人说一句，她写一句，成了一份证明材料提到了法庭(见徐明清回忆录《明清岁月》）。

这滑稽在于，一面是对他们刑讯逼供的清算，一面还是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证据。

这看起来档案很重要，其实这个重要性还真不是档案本身决定。能决定档案的，是能够给你写档案的人。就像我怎么知道别人忘了写你的工种了呢？同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把我写成别的我不同样不知道吗？

最严重的，档案材料实际也是可以补充的，比如徐明清写的材料，就是事后补进去的。

这份决定人命运的档案，实际掌握在能写档案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