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反思与道歉。
德国女作家娜塔莎.沃丁生于1945年。她的父母来自乌克兰，是被纳粹控制压榨的“东方劳工”。母亲自杀后，沃丁被一所天主教慈善机构收养。成年后，她将自己对母亲人生经历的寻找，写成了《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一书。书中有一段描述，是关于少年时代的学校生活：
“几十年来，我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属于某种废物，战争遗留下来的某种垃圾。在德国学校里，人们教我们的是苏联人侵略了德国，毁掉了一切，还夺走了德国人的半个国家。……女老师站在讲台前，讲苏联人用烧红的煤球烫坏了她未婚夫的眼睛，还穿着长靴踢小孩子。所有的脑袋全都转向了我，……我知道，下课后，追捕又要开始了。……那些没落的第三帝国的小复仇者们，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把我当成苏联人一样追赶驱逐。……我飞奔着，背后一片敌人的号叫声。我可是个练出来的飞毛腿，我在跑步时从没有岔气的刺痛感，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成功甩开追我的人。……追我的人看不见我了，我躺倒在草丛里，等跳得飞快的心恢复平静，等我又能重新呼吸。今天算是成功挨过了。至于明天，我现在还没去想。”①
没有人在意沃丁和她的父母其实也是纳粹统治的受害者——事实是根本无人知道这一点。不但她的老师不知道（即便知道也没有说）、她的同学不知道，连沃丁自己也不知道——“我父母没有提过，身边的德国人也没有”，学校教育同样没有。关于“东方劳工”，纽伦堡审判公布的档案中，留存有许多的信息。比如1942年的一份送呈“东部被占领区部长、纳粹党大区领袖迈尔先生亲启”的文件中写道：“领袖（指希特勒）为军备提出了新的紧急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另行加速招募200万外籍劳工。……必须从东部的新被占领区，尤其要从乌克兰总督辖区以最大的规模获取所需要的补充劳动力。必须在1942年12月31日以前从乌克兰总督辖区获得225,000名劳动力；并在1943年（原文误写做1942年）5月1日以前继续获得225,000名劳动力。……希特勒万岁！”②1943年3月的一封送呈“柏林东部被占领区部长罗森堡先生亲启”的文件也写道：
“特别由于德国农业的劳力分配问题,以及由于领袖（指希特勒）下达的具有同样紧迫性的军备计划，要求在未来四个月内尽快从东部被占领区输入约100万名男女劳工。为确保最紧迫的军备计划以及春耕和其他劳动得以顺利进行，不致危及粮食供应和使国防军遭受饥饿，自3月15日起，每天务必输送5千名男女劳工到德国。从4月初起，输送数字应上升到每日一万。”
但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德国，这些历史信息是非常边缘的。纽伦堡审判留下的白纸黑字，丝毫引不起德国人的兴趣。那时节的德国，还远不是后来那个被世人认为充满了历史反思精神的德国——有统计称，战后初期，在美占区，有33%的德国人相信“犹太人本就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有47%的人认为“纳粹主义是一件办坏了的好事情”④。对于历史问题，阿登纳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扼要而言，便是一方面承认纳粹犯下的罪行，一方面又着力强调德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阿登纳在1951年9月发表公开声明称：“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⑤这种做法或许有它的现实必要性。比如纳粹成员及其家属多达2500多万人，比如战后的德国亟需技术人才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而这些技术人才大多数具有纳粹身份（反纳粹的技术人才或逃亡或死在了集中营）。但由抽象的政府承担起对纳粹罪行的责任，而将具体的个人定性为纳粹政策的受害者，其结果便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流于抽象，变成了符号化的形式主义，而缺乏实质性的内容——鲜少有人会公开否认纳粹的罪行，但也鲜少有人会公开承认那些罪行与自己有关：
“于是，希特勒事实上成了德国人的借口。大多数德国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都想要彻底遗忘纳粹往事。”⑥
事实上，情况并未止于遗忘。“我们也是纳粹的受害者”这种心理在西德人当中普遍发酵，的结果，是西德在1959年终于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反犹太人风潮。该年圣诞节前夜，反犹者在科隆市犹太教堂外的墙壁上，涂抹了纳粹的“卐”字标记，并刷写了“德国醒来”“希特勒德国万岁”“犹太人滚出去”等标语。由此发端，至1960年2月，共引发了超过500起反犹骚乱，这些骚乱普遍与纳粹时代的历史问题纠缠在一起。“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尚且难以从政府层面的抽象否定，内化为个人层面的具体反思，“东方劳工”的后代娜塔莎.沃丁在学校里沦为“德国战争寡妇和纳粹父亲的孩子们”驱逐的目标，也就不难理解了。迫使德国人在1960年代渐渐正视纳粹罪行的核心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点是国际舆论环境对西德的谴责，反犹浪潮再起后，欧美盟国的舆论普遍斥责，有媒体甚至宣称，“德国”与“纳粹”这两个概念已不值得再加以区分，它们实际上就是一回事。西德的国家形象，遭受了重大打击。第二点是更多的历史资料被发掘和公开，如路德维希堡的起诉纳粹罪行办公室的罪行调查行动，保证了具象的历史不被遗忘。第三点，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与纳粹没有人生交集的年轻一代，在1960年代后期成年。两德分立的现实让他们无法回避历史。深入历史后，他们便难免会追问一个问题：“爸爸，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1970年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就了德国人“充满历史反思精神”这一民族标签的德国总理勃兰特（只有42%的西德人认同勃兰特的举动，许多西德人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⑦），曾感慨称，他的前任阿登纳就纳粹历史问题采取的那种“听之任之的做法”，其实“推动了联邦德国社会的巩固”，毕竟，与纳粹发生过关系的公民有几百万人，清算起来不但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还可能造成社会动乱。总之：
“他（阿登纳）争得了时间，帮助德国平稳渡过了战后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时过境迁，年轻一代冒了出来。祖孙两代直接接轨，巧妙地越过了被第三帝国弄得支离破碎的那一代人。也许，冒这种风险是需要的。我对此不愿作出评判。”⑧
所以，在1959年，只有50%的西德民众认为“二战”中的德国有罪，到了1967年，该比例便上升到了62%。⑨此外，还有一项耐人寻味的数据显示，在1969年，只有25%的西德人支持进一步检举纳粹罪行。⑩显然，较之抽象地承认某桩历史事件有罪，让具体的个人去反思自己在历史中留下的行为，乃至于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并负责，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但困难有困难的价值。反思与道歉的具体化，才是时代向前、避免重蹈覆辙的关键。
①[德]娜塔莎.沃丁著，祁沁雯译：《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页。②（民主德国）P·A·施泰尼格尔：《纽伦堡审判（下）》 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88-589页。④周显亮：《二战后初期德国西占区非纳粹化探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⑤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79页。⑥埃里克·沃格林（EricVoegelin）：《希特勒与德国人》，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2页。⑦郭力：《华沙之跪》，《世界博览》，2005年第8期。⑧（德）勃兰特（W.Brandt）著、张连根等译：《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4页。为便于理解，对原译文略有调整。⑨（德）曼弗雷德·基特尔著，吕澍、王维江译：《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1945-1968年日本与西德的“历史清算”》，第181页。⑩埃里克·沃格林（EricVoegelin）：《希特勒与德国人》，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页。
